第三十二章
在父母家落脚的半年多，日子像泡在温粥里的棉絮，软得没个筋骨。直到惠娟抱着一摞书叩响门扉，那股裹着书店油墨香的风，才总算吹皱了这潭平静。她是来取我先前借的两本旧书，临走又往我怀里塞了套线装《七侠五义》，指尖蹭过泛黄的书页时，还带着点书店里的纸墨气。
我俩坐在母亲客厅的藤椅上翻书，谁都没提“怎么找到这儿”，更没提毛毛——不用问也知道，毛毛那些剪不断的糟心事，早顺着闺蜜的话头，飘进了惠娟耳朵里。藤椅晃着吱呀声，书页翻过的轻响里，倒藏着几分心照不宣的安稳。
那阵子我总爱往街面上跑，不是赴朋友的局，就是蹲在饭馆门口看热闹。改革开放的风刚扫过嘉兴，很多国家的工厂公司被私有化戓私人承包了，单位宴请像春芽似的冒出来，今天这个局、明天那个席，馆子店门口的自行车能从街这头排到那头，酒气混着菜香，飘得半个城都能闻见。
有次在小馆子里撞见惠娟，她端着碗炒粉凑过来，我嚼着肉丝随口叹：“要是我开家饭店，说不定也能分口饭吃。”原是句漫不经心的话，她却搁下筷子眼睛亮了：“这主意好！我们单位领导天天愁没地方吃饭，你开了，我把生意全拉来！”
这话像颗石子砸进心湖，原先没当真的念想，竟顺着水波生了根。后来在路上撞见发小张文明，他叼着烟冲我挤眼，说家里藏了些“好看的录像带”，让我得空去坐坐。
我揣着开饭店的心思找上门，哪有心情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带子？反倒拉着他蹲在沙发上聊生意。
文明早年在毛纺厂供销科待过，后来因拿回扣吃了两年“国家饭”——我还记得事发前一天，他把腕上那块进口手表塞给我保管，说“木子兄，这东西你替我存着”，等他出来，我原封不动还回去时，他眼眶红了半圈。
他老婆那时在毛纺厂经营部门市工作，跟惠娟她们轻工门市相通，所以，有些闲言碎语飘到我耳朵里，可家事终究是家事，我这做兄弟的，只能把话听进耳朵，再烂进肚子里——女人嘛，三十岁的难，谁又说得清呢？
好在文明提前出来了，后来就开了贸易公司，天天陪着客户吃吃喝喝，一听我要开饭店，当即拍着大腿喊：“这主意靠谱！你开，我参一股！”那声爽快，倒还是当年那个跟我抢弹珠的发小模样。
有了人搭伙，底气也足了。接下来半个月，我把嘉兴城翻了个底朝天。那时候的嘉兴小得可怜，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就一两公里，像样的铺面早被人占了，我跑断了鞋跟，脚底板磨出茧子，也没寻着合适的地儿。直到某天路过环东路，才猛地想起——我早年在这儿转让过一间铺面，今年八月就到期，该重签了。
我揣着忐忑找去锅炉所，所长是老熟人，先前打过几次交道。听我说明来意，他领着我往后院走，推开旧铺面的门时，一股积灰的潮气扑面而来：一排仓库空得能听见回声，蒙着灰的货架靠在墙上，倒像特意等着我似的。“外面那间到期还租你，里面仓库也给你用，”所长蹲在门槛上抽着烟，话锋一转，“但得说清楚——这块地说不定要拆迁，啥时候拆不知道，合同里得写死：遇拆迁没补偿，合同立刻终止。”
那时候嘉兴还没大兴土木，我望着空荡荡的仓库琢磨：就算拆，怎么也得等一两年吧？没把这话放在心上。跟文明一说，他更不当回事，拍着我肩膀笑：“等拆迁了，咱们早赚够本了！到时候换个更好的地儿，怕啥？”
说干就干。装修队一进场，电钻声、刨木声就填满了铺面，刨花在水泥地上堆成小山，初秋的燥气裹着木屑味，倒让我浑身都透着劲。文明揣着一万元来，说是入股的钱，还托人打了批桌椅——结果椅子做小了，直靠背硬得硌腰，客人坐上去没几分钟就挪屁股，最后只能堆在仓库里落灰，我又再掏腰包，重新买了软乎乎的靠背椅。
两个月后，饭店总算开张。头两天请单位领导吃饭，每餐摆满七桌，五粮液、茅台的瓶子倒了一排，笑声能掀了屋顶，喝到兴头就扯着嗓子唱卡拉oK，话筒线绕着桌子缠了好几圈。
开业后生意确实旺，惠娟也常带着客户来，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次深秋的中午，她喝多了，在包厢里用椅子搭了个临时“床”，蜷着就睡。我怕她着凉，从值班室抱了床小被子过去，刚推开包厢门，眼角就瞥见毛毛端着茶盅从厨房走来——茶盅沿凝着细小的水珠，不用想也知道，是泡给惠娟的醒酒茶。
我脚步没停，走到惠娟身边轻轻盖被子。刚掖好被角，她突然睁开眼，伸手就抱住了我的腰。毛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心里忽然冒起个念头：正好，让她看看我和她闺蜜“亲热”的模样。脚步声停在包厢门口，我顺着惠娟的手势低下头，唇瓣碰到她带酒气的嘴唇时，听见门口的脚步声顿了几秒，又慢慢远了。
十秒后，我挣开惠娟的手，拍着她肩膀说：“睡会儿吧，醒了再吃点。”转身出门时，正撞见毛毛站在吧台边，眼睛瞪得圆圆的，却没开口质问。我拿起抹布擦桌子，装作若无其事——她要是问，我就说惠娟喝多了不清醒，我不过是帮忙，理总在我这儿。
没承想，两天后毛毛就跟我暗斗。她叫了个叫王兵的乡下小子来吃饭，那小子脸长得还算周正，可上身长下身短，站在那儿像只狗熊，一看就是个土王八。两人坐在靠窗的位置，毛毛连客人都不招呼了，一门心思给王兵夹菜，眼神还时不时往我这边瞟。我心里冷笑：就这么个毛头小子，也想气我？你跟他走我都不会生气，说心里话，那时候的我已经不在乎了。
吃完饭，王兵刚起身要买单，毛毛抢着喊：“我请！”我走过去，掏出烟递给他一支，笑着说：“不用买单，这餐我请。有空常来，烟酒管饱——开饭店的，还在乎多双筷子？”王兵愣了愣，接烟的手都在抖，毛毛的脸瞬间白得像张纸。
饭店开了没几天我妹子家出事了，有一天她来我店里说，她不回去了，也住我店里，说她想离婚，我说你想离婚该住到爸妈家去，我又问怎么回事，要弄到离家出走离婚，她说她也经常和毛毛她们一起出去跳舞，有时候回去也晚了，他老公就板着一张臭脸，越是这样嘛二个人越是少话了，有一天她们二夫妻去看望父母亲，我妹夫陆琪明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告诉了我父母亲，我爸嘛也是随口一说，她再这样玩那么晚嘛你就给她个巴掌，我支持你，爸虽然是随口一说，可我妹夫这个傻逼当真了，他竟然忘了我曾跟他说过动我妹子我要揍他的话。
前一晚我妹回家晚了，他当真打了一巴掌过去，这下好了，我妹子跟我一样是个犟驴，死活要离婚，我妹夫锁门不给她出来，我妹就打开房间后窗要从五楼跳下去，我妹夫死死抓住我妹子二只脚总算拖了回来，可他心里也清楚，这一巴掌事件闹大了，只能开门让妹妹走出了家门，我妹那时候也没地方去，想着都是父亲的一句话使得陆琪明好象帝王给了他尚方宝剑，心里面也有点怨我父亲，就只能来我这了。
我妹夫嘛也真是个没用的男人，知道在我这竟然不敢来接我妹，难道真怕我揍他吗，我心里暗叫不好，这样下去真的会离婚，可我总不能妹夫打了妹妹我不去揍他反而去求他吧，只能看他们的缘分了。
店里请的两个上海厨师，手艺是真的绝。有次水产公司经理木子锋——跟我本家，还是文明的战友——提前一天打电话，说想换口味，吃桌全素的，大鱼大肉实在腻了。我跟厨师一说，他俩拍着胸脯保证：“老板放心，保准吃不出是素的！”
第二天中午，一桌子“山珍海味”端上来时，木子锋和客人都看呆了。盘子里的“鱼”是菌菇做的，豆腐皮当鳞，杏鲍菇做肉，浇上熬了半天的高汤，咬一口竟有鲜鱼的嫩；“鳝鱼”是腐竹卷的，裹着淀粉炸过，再浇上甜面酱，嚼着跟真鳝鱼没两样。客人们边吃边夸，我站在旁边，心里比自己吃了山珍海味还甜。
可这份甜没捂热，第二天早上刚到店，拆迁通知就拍在了桌上。那“拆迁”两个红印子，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指发麻。饭店开张还不到两个月，我投下去的三十万，眼看就要打水漂。
没办法，只能关店止损。我拿着账本跑遍赊账的单位，催着要餐费，可有些单位明明没钱，却还敢天天来胡吃海喝。对面星月歌舞厅的张伟就是这样，一个多月消费了三万多，我只收到五千块。等我再上门时，歌舞厅玻璃门上已贴了“暂停营业”的黄纸，透过门缝能看见翻倒的沙发，张伟常坐的皮质卡座上，还留着半杯没喝完的洋酒——这账，到现在也没要回来。
开饭店那阵，还遇着个怪人。一米八的个子，长得精神，一口杭州话，每天准时来，点的永远是“二菜一汤”：一杯龙井，一条清蒸鳗鱼，一条鲑鱼，再加一小碗饭。他吃鳗鱼只啃中间那段，鲑鱼只吃鱼鳍旁的一小块，剩下的菜几乎没动，放下筷子就走。
连着三天，我都盯着他的桌，心里犯嘀咕：花几百块就吃两口，是菜不对味，还是故意摆谱？第三天他走后，我忍不住走过去，夹了口剩下的鳗鱼——鲜得能鲜掉眉毛，味道一点没问题。
第四天他刚坐下，我就拿着烟和一瓶五粮液走过去，把酒瓶往桌上一放：“兄弟，看你天天一个人吃，今天我陪你喝两杯。”他抬头时眼睛亮了，操着杭州话说：“老板客气！”说着就站起来，伸手示意我坐。
我坐下就问：“看你胃口不大，是不是菜不合口？”他笑了，摇头说：“不是不是，不合口我就不来了——你这鳗鱼，蒸得比西湖楼外楼还鲜！”
聊着才知道，他是杭州中萃可乐的销售代表，还是嘉兴、湖州两地区的总监，平时住在沙龙宾馆——那时候嘉兴最高档的中外合资星级酒店。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他不怪了：可乐公司是当时最赚钱的主，待遇好，吃饭讲究点也正常。他还从包里掏了件红色广告运动衣给我：“你肤色好，穿这个好看。”我试了试，确实精神，故意伸手要“广告费”，他笑得直拍桌子：“老板真风趣！”这话一落，两人的话匣子才算彻底打开。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每天晚饭后，他都邀我去玩，酒吧、舞厅、宵夜，全是他买单。我粗略算过，他一个月开销最少二十万，那阵仗，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再后来，隔壁“一品饭店”的奥脚比也加入进来，那也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主，我们三个常常玩到后半夜才散。
饭店拆了，我心里不甘，总想着挽点损失。琢磨来琢磨去，想起了老家的园子——要是把园子改造成饭店，说不定能行。我找了发小唐国强，他在片区房管所待了多年，不是官，却人面广，算个“老人”。
我跟他说想回镇上开饭店，他拍着我肩膀笑：“好啊！咱们老朋友又能一起玩了！”我话锋一转：“但有件事得你帮衬——我想把园子里的空地全盖成房，当饭店大厅和厨房。”他愣了愣，挠着头说：“这事不归我管，但我能帮你引见老陈，他跟我熟，说话管用。”
第二天，我揣着两条烟，跟着国强去了老陈家。老陈是房管所的老领导，坐在藤椅上转着核桃，慢悠悠喝着茶。我开门见山：“陈叔，我想在老家园子盖房开饭店，问问要啥手续。”
老陈呷了口茶，说：“目前没政策规定要啥手续，但你得注意——你家边上建筑公司的赵总，前阵子盖了栋二层小洋房，刚盖好就被强拆了，罪名是‘私占国家土地’。”
我心里一紧，赶紧说：“陈叔，我家园子虽是国家土地，但那是私人用地，不是公共用地啊！”他沉默了会儿，放下茶杯：“我能帮你的，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邻居不投诉，我就不管。真要办手续，还不知道等多少年。”
有他这话，我就放了心。当天就让国强找建筑队，包工包料在园子围墙内动工——等房子盖好再拆围墙，省得惹眼。至于邻居，我亲自一家家上门签“认可书”。
小时候父母在老家盖房，有两个邻居还故意捣乱，扔石头砸屋顶。可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在城里也算有点“名头”，邻居们看着我长大，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敲开王阿婆家门时，她正坐在藤椅上择菜，看见我手里的纸，笑出满脸皱纹：“木子啊，小时候你还偷我家枇杷呢，现在要开酒店了？签！阿婆信你！”
一圈跑下来，签字顺顺利利。普通老百姓不懂政策，见我敢在赵总盖房被拆后动工，都以为我拿了批文、有靠山，没人敢说不。建筑队用浇灌方式建房，不到一个月就盖好了。
建房时我没回去过，全靠国强盯着。我给他画了张平面图，他懂点建筑，办事又靠谱，我放心。拆了脚手架后，我才回去做软装，还叫了毛毛的小姐夫国庆来帮忙——把先前“君子来酒店”里能拆、能用的东西全搬过来，桌椅、餐具、墙上的挂画，一点点往新店里挪。
两个月后，新酒店总算亮了相——说它是镇上最豪华的，一点不夸张。我还把城里饭店那套十万块的音响搬了来，配的是当时最高级的先锋卡拉oK设备，光碟片买了几十张，一张就要一千二到一千五，光光碟就花了好几万。
站在酒店大堂里，看着亮堂堂的灯光，听着卡拉oK机里飘出邓丽君的《甜蜜蜜》，国庆擦着新买的玻璃杯，笑着说：“木子，这酒店比城里的还气派！”我摸着墙上光滑的木纹，心里却有点涩——环东路上的“君子来”，我足足亏了二十几万。可看着眼前的新店，又觉得那点亏不算啥——日子还长，总能赚回来的。
咏环东故园经商始末）
饭肆初开酒满坛，
拆迁一纸梦先残。
故园新筑笙歌起，
廿万亏空志未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