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南下班回来，带进一身寒气。
他脱下大衣，眉宇间是化解不开的疲惫和凝重。
餐桌上，他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吃着饭，偶尔给韩悦和丫丫夹一筷子鱼肚子上的嫩肉。
李芹不住地往韩东碗里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你看你这段时间瘦的。”
可韩东看着碗里堆尖的肉菜，再想想白天在派出所听到的、看到的那些为了一口吃食而发生的纠纷，只觉得喉咙发紧，难以下咽。
王红英更是食不知味，她们宣传部门这几天同样人心惶惶，不是因为生产任务，而是因为供应。
食堂的伙食肉眼可见地变差，馒头越来越黑，菜汤里几乎见不到油花。
几个家在外地的，收到老家来信，偷偷的抹眼泪，信里说村里食堂已经断粮，只能靠挖野菜掺糠度日。
这些消息像石头一样压在她心上，此刻，面对家里这桌堪称“奢华”的年夜饭，她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和愧疚。
“爸，”韩东放下筷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最近……下面的情况，是不是……？”
虽然他知道情况，但内心深处总是不愿意相信。
韩江南夹菜的手顿了顿，没有立刻回答，他抬眼看了看韩东，目光深邃，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沉重。
他缓缓嚼着口中的食物，仿佛在品味某种难言的苦涩。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放下筷子，用一方干净的手帕擦了擦嘴角，声音低沉。
“吃饭吧，有些事，看到了，放在心里就行。”
看来此时的情况远比后世了解的，要严重的多，韩东内心喃喃自语。
这顿年夜饭，就在这样一种表面丰盛、内里压抑的氛围中结束了。
窗外的鞭炮声依旧零落，远不如往年密集。
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寂静，一种被饥饿和担忧冻结了的寂静。
饭后，走到院子里透气，寒冷的空气刺得他脸颊生疼。
他抬头望着墨蓝色的夜空，稀疏的星星冷冷地闪烁着。
随后，王红英也跟了出来，默默站在他身边，将一件厚外套披在他身上。
“东子，”她的声音带着颤音，“我心里……慌得很，办公室小刘她娘从北河老家捎信来，说……说村里饿死人了……”
韩东浑身一僵，猛地转头看向妻子。
王红英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在清冷的月光下闪闪发光。
“别瞎说！”韩东下意识地低喝，但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
他紧紧握住妻子冰凉的手，发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知道，这不是瞎说，但这残酷以如此直接的方式，通过身边人的口说出来时，冲击力依然让他难以承受。
1959年的春节，就这样在一种表面热闹、内里虚浮的气氛中过去了。
年味儿尚未完全消散，凛冽的初春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了那层温情的面纱，将严峻的生存问题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面前。
韩东回到直属队的日常工作，敏锐地察觉到，空气里弥漫的气息与年前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
如果说年前还是一种对“会议”的观望和等待，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缓慢而确凿的、危机从农村向城市蔓延的实感。
这种实感，并非来自上级的文件传达，而是渗透在日常治安管理的每一个缝隙里，体现在与同僚、与民众接触的点点滴滴中。
变化首先体现在各个派出所最基础的户籍管理和平时的一些细节中。
前来办理临时户口或开具各种证明的郊区农民明显增多了。
他们大多面色蜡黄，衣衫褴褛，眼神里带着一种急于在城里寻条活路的焦灼。
他们提供的理由五花八门，有说投亲靠友的，有说进城看病的，但言谈举止间，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家乡口粮紧张、食堂停伙等。
虽然措辞隐晦，但那种急于远离故土的仓皇，是掩饰不住的。
“同志，您行行好，给开个证明吧，俺就想在城里找个临时工，混口饭吃……”
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中年汉子，几乎要对着户籍民警作揖，布满老茧的手微微颤抖。
民警按照规定盘问，汉子支支吾吾，最后才压低声音说：“老家……没啥吃的了，唉……”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城市内部GY的持续减少以及由此引发的ZA问题。
供销社和粮店门前，排队的人群越来越长，大家的情绪也更加烦躁。
因为插队、缺货、因为好不容易排到却被告知货物已售罄而引发的争吵、推搡，甚至零星的冲突，时有发生。
一次，在城南一个较大的供销社门口，因为一批限量供应的糖饼，人群发生了拥挤和打闹。
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被挤倒在地，怀里紧紧护着半个掉在地上的饼子，脸上是老泪纵横的无助。
那一刻，ZF的严谨与同情的人性在民警的内心激烈交战。
最终，民警只是厉声呵斥了哄抢的人，扶起老太太，将她护送到一边，并没有按照条例进行处罚。
民警也知道，这不合规矩，但在生存的本能面前，有些规矩也要适当的让步。
韩东与其他人的私下交流，也传递出更多令人不安的信息。
站前派出所张所长有个亲戚在铁路货运段，一次抽烟闲聊时，张所压低声音说。
“听我那亲戚讲，现在往南边去的车皮，装的粮食比以前多了，说是‘调剂’……可咱们这儿的供应，咋不见好呢？”
民警小李则忧心忡忡地提到，他岳父家所在的郊区公社，春耕情况不理想，人都没有力气种地。
这些零散的信息，像一块块拼图，在韩东的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幅越来越清晰的、大范围正在形成的可怕图景。
而真正让他心中惊觉，产生远超常人警觉的，是他内心深处那个属于穿越者的、不合时宜的记忆库，他内心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想，不要去想，但脑海中得记忆总是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