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的朝堂上，从来不缺精彩戏码。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攻心大戏，有姜维九伐中原的热血连续剧，可正始七年那场关于的辩论赛，却把文官们的怼人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角是大司农孟光和大将军费祎，一个是敢说真话的职场刺头，一个是老好人式的政坛和事佬，两人在朝堂上的唇枪舌剑，比诸葛亮骂死王朗还精彩。
故事得从正始七年的一道诏令说起。那会儿蜀汉刚换领导没多久，后主刘禅大概是觉得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单纯想搞点仁政形象工程，就下了道大赦令：监狱里的犯人，除了十恶不赦的，差不多都放了；犯过事儿的人，以前的污点一笔勾销。这消息一出来，老百姓里有人叫好，可朝堂上却炸开了锅。
大司农孟光是个出了名的直肠子，都快八十岁了，脾气一点没改，见了不平事就忍不住要怼。他听说要大赦，当场就急了，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主持朝政的费祎：费大人，我有话要说！这大赦可不是小事，哪能说放就放？
费祎正准备宣布大赦的具体安排，被这一嗓子喊得一愣：孟大人有话好好说，别这么大火气。孟光可不管这些，他往前一步，指着朝堂上的柱子说：如今主上仁德，百官尽职，国家好好的，你搞这大赦干啥？这政策看似是施恩，实则是对好人不公！那些遵纪守法的百姓没得到啥好处，倒是让奸恶之徒捡了便宜，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这话够直接，相当于在公司大会上指着cEo的鼻子说你这福利政策偏心眼。满朝文武都吓得不敢出声，心想这老爷子真是活腻了。费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可他脾气好，又是个老好人，只能尴尬地拱拱手：孟大人说得对，是我考虑不周，下次一定注意。既没反驳，也没辩解，就这么认了错。
其实孟光发火不是没原因的，他这是借题发挥，吐槽的是蜀汉当时的大赦内卷。自从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大赦频率直线上升，以前诸葛亮当丞相时，那可是铁面无私，十年都难得搞一次大赦。有人劝诸葛亮：丞相，放点犯人出来，老百姓能夸您仁德。诸葛亮却说：治理国家靠的是大德，不是小恩小惠。平时把法律执行好，让百姓安居乐业，比啥大赦都强。随便放犯人，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蜀国人都觉得诸葛亮这话说得在理，所以后来费祎他们频繁搞大赦，大家就忍不住念叨：还是诸葛丞相高明，费大人这格局差远了。孟光作为诸葛亮时代的老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早就想找机会说说这事了，大赦令正好成了导火索。
事后有人劝孟光：您都这把年纪了，犯不着跟费大人硬碰硬，万一被穿小鞋咋办？孟光把胡子一吹：我都快进棺材的人了，还怕这个？国家政策不对，就得说，不然对不起诸葛丞相，对不起蜀汉百姓！这话传到刘禅耳朵里，刘禅也没辙，毕竟孟光是三朝元老，又是出了名的忠臣，只能当没听见。
费祎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他接手的蜀汉早就不是诸葛亮时代的创业公司了，内部矛盾不少，外部还要跟魏国打仗，搞大赦多少有点缓和矛盾收拢人心的意思。就像现代公司遇到危机，老板总想发点福利稳定员工，只是费祎没把握好度，把变成了。
这场大赦之争表面上是政策分歧，其实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孟光和诸葛亮代表法治派，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罚的就得罚；费祎他们代表德治派，觉得得饶人处且饶人，放一马显得仁慈。可在乱世里，这两种理念很难平衡，紧了容易失人心，松了容易失规矩。
后来蜀国人聊天时总爱拿这事开玩笑：以前诸葛丞相在，犯法的人怕法律；现在大赦多了，犯法的人盼大赦。这话虽然夸张，却说出了一个道理：政策的松紧就像放风筝，太紧了容易断，太松了飞不高，得找个平衡点才行。
司马光说
夫大赦者，非治国之常道也。诸葛亮不轻易大赦，是以法明而民安；费祎数行大赦，是以法弛而民怠。孟光之直谏，非为私怨，实为国法计也。治国者，当以法为纲，以德为目，纲举则目张。若舍纲而求目，虽有一时之仁，终致纲纪紊乱，民无所措手足。费祎能容孟光之直，亦见其雅量，然不能改其失，斯为憾也。
作者说
孟光责备费祎的故事，藏着一个穿越千年的治理难题：仁慈和规矩到底该怎么平衡？诸葛亮的和费祎的，本质上是原则性灵活性的博弈。诸葛亮的智慧在于他明白：法律的尊严比一时的口碑更重要，稳定的预期比随机的恩惠更能让百姓安心。而费祎的困境则提醒我们：当管理者用无原则宽容有边界仁慈，看似在施恩，实则在破坏规则的根基。孟光的当众怒怼更值得玩味——他骂的不是大赦本身，而是把大赦当常规操作的敷衍，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较真，恰恰是职场和朝堂最需要的清醒剂。真正的治理智慧，从来不是仁慈oR规矩的二选一，而是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让仁慈有温度，让规矩有弹性。
本章金句： 真正的仁慈不是无原则的宽容，而是让规矩有尊严，让善良有底气。
如果你在当时蜀汉的朝堂，你会怎么选择？是像诸葛亮一样坚守少赦原则，还是像费祎一样灵活大赦，又或者有更巧妙的中间路线？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治国小妙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