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之名
廖燕倒下的那个夜晚，学校监控拍下了最后画面：晚上十点十七分，他抱着厚厚一摞资料从行政楼走出，在路灯下踉跄了两步，手里的纸张雪花般散落。他想弯腰去捡，身体却像一棵被砍断的树，缓缓栽倒在铺满银杏叶的小径上。落叶很厚，倒下时几乎没有声音。
消息是第二天清晨传来的。我端着保温杯刚走进办公室，就听见压抑的啜泣声。教导主任红着眼睛说：“廖老师走了，心肌梗塞。”
办公室突然安静得可怕。窗外那棵廖燕亲手移栽的鹅掌楸，叶子正黄得灿烂。
一、地理课上的星河
我第一次见到廖燕，是十二年前的九月。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到这所城乡结合部的中学。开学教师大会上，他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发言，讲的是“如何让地理课照进现实”。他说：“地理不是死记硬背的省份和矿产，是山川湖海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一日三餐。”
他的地理课确实特别。讲季风气候，他会带学生去天台观测云彩走向；讲土壤类型，他从学校不同角落挖来土样，装在玻璃瓶里让学生观察分层；讲星座，他把教室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用投影仪打出星空，教孩子们辨认“夏季大三角”。
“看到那颗织女星了吗？”他的声音在黑暗的教室里回荡，“它距离我们25光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是它25年前发出的。那时候你们还没出生，老师我也还年轻。”
有调皮的学生问：“廖老师，那我们现在说的话，也要25年后才能传到织女星吗？”
“是啊，”他笑了，“所以我们要说些值得被记住的话。”
那时他四十八岁，头发乌黑，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永远沾着粉笔灰。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所有他去过的地方——密密麻麻，像血管般延伸。
“等我退休了，要把空白处都填满。”他说这话时眼睛发亮，手指划过青藏高原那片空白。
二、转型
变化是从五年前开始的。
新校长上任，推行“教学绩效改革”。五十岁以上的老教师，如果连续两年教学评估排名后20%，就要转岗。美其名曰“优化师资结构”，实则大家都知道——老教师精力跟不上，学生评教分数普遍偏低，升学率拼不过年轻教师。
廖燕的地理课评估第一次跌出前半段时，他还很乐观：“是我课件不够新颖，下学期用多媒体。”
他确实努力了。五十三岁的人，学着用制图软件，熬夜做动画演示。可学生评语依然刺眼：“讲课太慢”“例子老套”“总讲些没用的东西”。
第二次评估出来，他排在倒数第七。
转岗谈话那天，我从行政楼路过，看见他低着头从校长室出来，手里捏着一张纸。夕阳把他花白的头发染成枯草的颜色。
他被调到后勤处，负责“校园绿化和环境教育”。名义上是新设的重要岗位，实际上谁都明白——养老岗。
交接那天，他把地理教研室的钥匙交给我——我接了他的课。钥匙串上有个小小的指南针，漆都磨掉了。
“这个送你，”他说，“教书和指路一样，自己先要方向清。”
我喉头哽住，想说些什么。他却摆摆手，抱起装满岩石标本的纸箱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看那间他用了十五年的办公室，目光扫过墙上的世界地图，扫过窗台上那盆养了十年的文竹。
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三、草木春秋
后勤处在教学楼最西头，原来是个储藏室。廖燕的办公室只有十平米，窗外正对垃圾站。
我们都以为他会消沉。没想到一个月后，校园开始发生变化。
先是主干道两旁的香樟树上，挂上了白色小木牌：“樟树，樟科，树龄约40年，常绿乔木，可提取樟脑。”字是手写的，瘦金体。
接着是操场边的悬铃木、实验楼前的雪松、食堂门口的桂花……不到半年，校园里217棵乔木、436株灌木，全都有了“身份证”。
“这是二球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看见树干上斑驳的皮了吗？像不像迷彩服？这是它适应城市环境的‘铠甲’。”我亲眼看见他带着初一的学生，摸着树皮讲解。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
他开辟了“角落花园”——在围墙根、配电房旁、垃圾桶边这些边角地，种上鸢尾、玉簪、蕨类植物。“不起眼的地方，也能有生命。”他说。
最轰动的是“校园植物地图”。他花了一个暑假，走遍校园每个角落，测绘、拍照、记录，手绘出一张1:500的植物分布图。哪棵紫藤什么时候开花，哪片酢浆草什么时候蔓延，哪株蜡梅香气最浓，标得清清楚楚。
地图贴在校史馆里，旁边是他的手记：“校园有四时：春樱夏荷，秋桂冬梅；校园有五味：新草清苦，泥土腥甜，雨水微咸，落叶腐香，冰雪凛冽；校园有八音：风声雨声，读书声，还有草木生长的声音——那是需要蹲下来，把耳朵贴近大地才能听见的声音。”
有年轻教师私下笑他：“真把自个儿当园丁了。”他听见了也不恼，只说：“草木不会说谎。你付出多少，它就长多少。”
四、病历
去年秋天开始，廖燕的脸色越来越差。
他依然每天七点到校，巡一遍校园，记录植物变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10月23日，南天竹果实转红”“11月7日，银杏叶黄了70%”“12月15日，蜡梅初绽，气温零下3度”。
但我们都注意到，他巡园的速度慢了，有时要扶着树干歇一歇；手抖得厉害，挂树牌时钉子总是敲歪；说话气短，讲不了几句就要深呼吸。
“廖老师，去医院看看吧。”后勤主任劝他。
“老毛病，高血压。”他摆摆手，“等忙完这阵子。”
“这阵子”永远忙不完。学校要参评“省级绿色校园”，他的植物档案是重头戏。他又开始加班，整理四十年来校园植物的变迁史——哪年栽的树，谁栽的，背后有什么故事。
“1985年栽的这排水杉，是老校长带着第一届毕业生种的。现在老校长不在了，当年的学生都当爸妈了，树还在这儿。”
“1998年洪水，操场淹了，这棵槐树泡了三天没死，第二年春天发了新芽。”
“2008年冰灾，冻死了一批广玉兰。开春补种时，学生们每人认养一棵。”
他像是在跟时间赛跑，要把所有记忆都固化下来。
今年元旦过后，他很少来上班了。请假条上写的是“重感冒”，但我们从校医那里听说，他晕倒过两次。体检报告显示：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5%，医生要求立即住院。
他拒绝了。“支架手术要休养三个月，”他对校长说，“等我做完‘校园植物志’。”
那本志书他做了整整两年。从植物学特性到人文掌故，从养护要点到教育价值，配了三百多张手绘图和照片。最后一章叫《草木与少年》，他写道：“少年如草木，都在生长。有的向上，争阳光雨露；有的向下，扎根土中。园丁要做的，不是让所有草木长成一种样子，而是认识每一株的脾气，给它合适的土壤。”
这段话成了他的墓志铭。
五、最后的值班
廖燕去世前一周，其实已经很不舒服了。
门卫老赵说，那几天廖老师总是捂着胸口走路，脸色白得像纸。劝他休息，他说：“快弄完了，弄完就休息。”
最后一晚，行政楼只有他办公室的灯亮着。他在校对植物志的终稿，还要准备下周的“校园植物导赏员”培训——这是他为退休前设计的最后一个项目，想培养一批学生讲解员，把认识草木、爱护自然的理念传下去。
十点，保安最后一次巡查时，敲了他的门：“廖老师，该走了。”
“马上，还有几页。”他的声音隔着门传来，有些飘。
桌上摊着未完的手稿，钢笔还握在手里。最后一行写着：“银杏，银杏科，落叶乔木，寿命可达千年。校园内共有27棵，其中最老的一棵栽于建校那年（1978年），树龄与学校同岁。秋天时，它的叶子会变成纯粹的金黄色，不掺一丝杂色，就像……”
就像什么？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警方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个命名为“退休后”的文件夹。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计划：要修复老家被荒废的祠堂，要在社区办免费的自然课堂，要写完那本拖了十年的《中学地理教学手记》，还要去西藏，补上地图上最后那片空白。
文件夹最后是一张照片，是他年轻时站在讲台上的背影，黑板写着：“经度决定时间，纬度决定气候，而人生的坐标，由自己定义。”
六、告别与生长
追悼会来了很多人。
他教过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最早的已经四十多岁。他们说起“廖氏地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有人成了气候学家，有人做了旅行作家，有人只是记得在某个晚自习，曾透过教室窗户，辨认出猎户座。
现任校长致悼词时几度哽咽：“……我们总说淘汰落后产能，却忘了教育不是工厂，教师不是零件。当一位把一生都献给教育的老教师，在退休前夜倒在岗位上，我们该反思的，不仅是他的健康……”
后勤处的花工老李哭得最凶。这个小学文化的农民工，跟着廖燕学了三年植物学，现在能认出校园里所有草木，还能讲出它们的脾气。“廖老师说，万物有灵，养护草木要用心去听。我现在真的能听见了——缺水时叶子会‘喊渴’，生虫时树干会‘呼救’。”
廖燕的办公桌保持原样。玻璃板下还是那张中国地图，空白处依然空白。抽屉里有半盒没吃完的降压药，一沓手写教案，还有三颗从不同地方捡来的石头——戈壁的玛瑙、海边的卵石、山上普通的花岗岩。
他的妻子来整理遗物时，捧着一盆快要枯死的文竹不知所措——那是他从地理教研室带走的唯一绿植。生物老师接过来看了看：“还能救。廖老师教过我们，植物最怕的是被遗忘。记得浇水，记得挪到阳光下，就能活。”
果然，半个月后，文竹抽出了新芽。
七、名牌不灭
廖燕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校园里的草木似乎格外茂盛。
他挂的那些树牌，经过风吹雨打，有些字迹模糊了。学生会组织了一次“为廖老师描名牌”活动。孩子们用防水笔，一笔一划地重新描红那些学名、科属、树龄。
一个女生在描“鹅掌楸”时突然哭了：“廖老师说，这种树的叶子像马褂，所以也叫马褂木。他说我们穿上校服，就像树叶穿上‘马褂’，要精神抖擞地生长。”
他的《校园植物志》印刷出版了，扉页印着他手写的那段话：“少年如草木，都在生长……”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新生入学礼物，每个孩子领到一本。
而那套“校园植物导赏员”培训计划，由生物教研组接了过去。第一期报了八十多个学生，他们胸前别着廖燕设计的徽章——一片银杏叶，叶脉是经纬线的形状。
我在地理课上讲到“光年”时，还是用他当年的方法：拉上窗帘，用投影仪打出星空。
“看到那颗织女星了吗？”我说，“它距离我们25光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是它25年前发出的。那时候廖老师还在讲台上，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教我们辨认星座的样子……这些光还在宇宙中旅行，还没有抵达织女星。”
教室里很安静。有个孩子举手问：“那廖老师说的话，会永远在宇宙中旅行吗？”
“会的。”我看着窗外，那棵最老的银杏正在抽新芽，“只要还有人记得，只要还有人在他种过的树下读书，在他教过的教室里仰望星空，光就不会消失。”
课后，我去看了那棵银杏。树下立着一块新牌子，是学生们自发立的：“廖燕老师最爱的树。他说，教育就像种树，要看得见十年后的荫凉，百年后的栋梁。他说，退休后要坐在树下，看一辈又一辈的少年长成春天。”
牌子的落款是：“永远的学生们。”
风过处，新叶沙沙作响。我忽然想起他转岗那天说的话：“教书和指路一样，自己先要方向清。”
他这一生，方向从未模糊过。从经纬线到叶脉，从星辰到草木，从讲台到校园的每寸土地，他始终在做的只有一件事：告诉每一个路过他生命的人——你很重要，你的生长很重要，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由你的坚持与热爱定义。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穿过树梢，在地上画出斑驳的经纬。那些他挂过的小木牌在光中轻轻摇晃，像在点头，像在回应。
原来优秀真的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即使岗位变了、身份变了、甚至生命终止了，依然在生长的习惯。就像这些树，春去秋来，叶落叶生，根一直在往下扎，年轮一直在增加。
而教育最好的样子，或许就是如此：一个生命点亮另一个生命，然后光传递下去，照见更多生长的可能。
廖老师，春天的草木都记得您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