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出自己（二）
婚介所那盏粉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在王媚脑海里灼烧了整整一夜。清晨闹铃响起时，那6888元划走的冰冷“嘀”声，混杂着红姐热情到灼人的承诺，依旧在耳膜里嗡嗡作响。她睁开眼，出租屋灰白的天花板在微光里沉默地俯视着她，像一张巨大的、没有表情的脸。床头挂着的那条簇新的红裙子，在昏暗里凝固成一团刺目的艳红，如同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提醒着她昨夜的冲动与孤注一掷。
她习惯性地伸手摸向枕边的旧钱包。指尖触到的不是熟悉的厚度，而是空空如也的、人造革粗糙的纹理。心猛地一沉，像块石头坠入冰窟。她坐起身，急切地翻开钱包。里面只剩下几张皱巴巴的零钞，孤零零地躺在一角，最大面额是十元。那张额度可怜的信用卡，此刻也显得单薄无比。昨夜在婚介所和理发店的挥霍，瞬间抽干了她几个月来像蚂蚁搬家一样辛苦积攒的血汗。一种尖锐的恐慌攫住了她，比出租屋的寂静更令人窒息。这个月剩下的日子，还有二十多天。四千块的工资，扣掉六百房租、水电、吃饭……原本就紧巴巴的，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她感觉胃里一阵抽紧，空荡荡的，又带着酸涩的灼烧感。
她像往常一样洗漱，只是动作格外迟缓。目光掠过墙角那个印着“靓影摄影”的廉价塑料袋，里面躺着那双折磨了她脚后跟一夜的红色高跟鞋。她没有再碰它们。她弯腰，从床底下拖出那双洗得发白、边缘已经磨损脱胶的旧帆布鞋。套上脚，熟悉的、支撑地面的踏实感传来，却丝毫无法驱散心头沉重的阴霾。桌上那半包苏打饼干，成了她唯一的早餐。她机械地咀嚼着，干涩的粉末刮过喉咙，味同嚼蜡。
刚把最后一点饼干碎屑倒进嘴里，口袋里的手机就突兀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家里”。王媚的心也跟着一紧。她深吸一口气，接通电话。
“媚媚啊！”母亲熟悉的大嗓门立刻穿透听筒，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急切，“起了没？今天礼拜天，不加班吧？”
“嗯，妈，刚起。”王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
“起了就好！我跟你说啊，你爸昨天去镇上赶集，碰到你李婶了！”母亲的语速又快又密，像连珠炮，“李婶你还记得吧？她娘家表侄！在县城开五金店的，听说生意做得可好了！人家还没对象呢！李婶一听你还在东莞，二话不说，就把你照片给人家看了！人家看了照片，说姑娘看着就本分！有戏！”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你赶紧的，把你那工作辞了回来！人家说了，在县城有现成的房子，结了婚，你就在店里帮忙收收钱，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好！不比你在那破厂子里强百倍？”
“妈……”王媚感觉喉咙像被堵住了，“我……我这边工作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走不开？有什么走不开的？”母亲的声音立刻带上了不满和焦虑，“媚媚啊，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二十九了！虚岁三十了！你李婶都说了，人家条件这么好，愿意看看你，那是你的福气！你还挑什么？隔壁村跟你一样大的小翠，孩子都上小学了！你还在外面漂着，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够干啥的？你爸这两天腰疼病又犯了，药钱都……唉！”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像一块石头，砸在王媚心上，“听妈的，赶紧回来见见！错过这个村，真就没这个店了！你难道真想当个老姑娘，一辈子看人脸子？”
母亲的话像无数根细针，密密匝匝地扎在王媚的心上。二十九岁，老姑娘，看人脸子……这些词带着乡村特有的直白和残酷，剥开了她努力维持的、在城市边缘挣扎的体面。她握着手机的手指冰凉，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张了张嘴，想说“我在婚介所交了钱”，想说“红姐说会帮我找更好的”，可这些话在舌尖滚了滚，终究没有勇气说出口。那6888元像一道耻辱的印记，提醒着她的愚蠢和走投无路。她最终只是对着话筒，发出一个干涩、短促的音节：
“……嗯。”
挂断电话，出租屋里那令人窒息的寂静再次将她吞没。母亲的催促还在耳边嗡嗡作响，与婚介所红姐信誓旦旦的承诺搅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噪音。她需要一点声音，一点证明自己并非全然徒劳的证据。她鼓起勇气，用那台屏幕角落有裂痕的旧手机，拨通了红玫瑰婚介所的电话。
“喂？哪位？”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懒洋洋的，带着点不耐烦。
“你好，我…我是王媚，昨天签了‘金玉良缘’套餐的。”王媚的声音有些紧张。
“哦——王媚啊！”女孩的声音立刻变了个调，热情得有些夸张，但明显带着一种程式化的敷衍，“记得记得！红姐特意交代过的VIp客户！你放心，红姐已经在全力给你筛选优质资源了！好几个条件特别好的老板都登记了，红姐正在帮你匹配呢！你耐心等等，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别着急啊，好事多磨！”
“大…大概要等多久？”王媚忍不住追问。
“哎呀，这个哪说得准呀？”女孩拖长了调子，“缘分这东西，急不来的嘛！红姐得给你把好关，找个真正配得上你的，对吧？放心，包在红姐身上！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我这边还有点事，先挂了啊靓女！”电话干脆利落地挂断了，只剩下一串忙音。
王媚握着手机，听着那单调的忙音，感觉心一点点沉下去，沉入一片更深的、望不到底的冰凉里。红姐那灿烂的笑容和女孩敷衍的保证，像阳光下的肥皂泡，瞬间破灭了，只留下黏腻冰冷的泡沫痕迹。
时间在焦虑的等待和窘迫的经济夹缝中缓慢爬行。王媚的生活被压缩到了极致。午餐的盒饭从带一个荤菜变成了全素，晚餐是清水煮挂面，偶尔滴两滴酱油。她甚至不敢去小卖部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每天下班前，都用那个磨损严重的塑料水壶在厂里的饮水机接满凉白开带回来。路过巷口飘着香气的快餐摊时，她总是低着头，加快脚步。钱包里那几张零钞，她每天都要拿出来数一遍，计算着还能撑几天。一种深刻的羞耻感如同藤蔓，缠绕着她的心脏，勒得她喘不过气。婚介所那边，如同石沉大海。
就在她快要被这无望的等待和经济的重压压垮时，红玫瑰婚介所的电话终于来了，距离她签约，过去了整整三周。电话依旧是那个年轻女孩打来的，语气比上次积极了些：
“王媚靓女！好消息！红姐给你物色到一位特别优质的男士！林先生！在虎门自己开服装厂的，规模不小呢！有房有车，就是年纪稍微比你大几岁，四十出头，成熟稳重会疼人！人家看了你的资料，很满意，特意要求红姐安排见面！时间定在明天晚上七点，南城步行街那家‘蓝调咖啡’！红姐说了，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穿漂亮点！别忘了穿我们送的那条红裙子，衬你！”
放下电话，王媚的心脏狂跳起来，混合着巨大的希望和一种近乎虚脱的紧张。服装厂老板！有房有车！红姐果然没有骗她？巨大的喜悦短暂地冲昏了头脑，压过了这些天积累的疑虑和窘迫。她冲到墙角，小心翼翼地从塑料袋里取出那条鲜红的连衣裙，又拿出了那双红色高跟鞋。裙子的化纤面料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廉价的光泽，高跟鞋的细跟像两根冰冷的钢针。她看着它们，像是在看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票。
第二天傍晚下班，王媚几乎是跑着回到出租屋的。她用最快的速度洗了脸，笨拙地对着小圆镜，试图模仿那天tony老师的手法。没有粉底，没有口红，只有一盒快要用完的廉价散粉。她扑了点粉在脸上，试图遮盖熬夜的疲惫和黯淡的肤色。眉毛被她用眉笔描得又粗又黑，显得有些生硬。最后，她换上那条红裙子和高跟鞋。脚踝立刻传来熟悉的酸痛感。她深吸一口气，对着镜子里那个妆容粗糙、衣着艳俗的女人，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蓝调咖啡”坐落在南城步行街相对安静的一隅，装修是刻意做旧的欧式风格，灯光昏暗柔和。空气里飘荡着咖啡豆的焦香和轻柔的爵士乐。王媚推开门，立刻感受到一股凉丝丝的冷气和一种与她格格不入的、慵懒精致的气息。她的高跟鞋踩在光洁的木地板上，发出响亮的“笃笃”声，引来几道若有若无的视线。她立刻感到脸颊发烫，局促地低下头，目光快速扫过店内。
靠窗的一个卡座里，一个男人朝她这边望了一眼。他穿着深蓝色的polo衫，微微发福，头顶有些稀疏，一张脸圆润而松弛，眼皮微微耷拉着，显得有些疲惫，或者说，是一种审视的漠然。他面前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咖啡。王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应该就是林先生了。她捏紧了手里那个廉价的帆布小包，硬着头皮，踩着别扭的高跟鞋，尽量稳住身形，一步一步朝那个卡座走去。每一步，那红色的裙摆都像一面尴尬的旗帜，随着她的步伐晃动。
“请问……是林先生吗？”她的声音细若蚊呐，带着明显的紧张。
男人抬起松弛的眼皮，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毫不掩饰地从她的脸扫到她的红裙，再到她踩着高跟鞋、明显站得不太稳的脚，最后停留在她因为用力捏包而指节发白的手上。那目光里没有惊艳，没有好奇，只有一种在菜市场挑选猪肉时掂量肥瘦般的评估。他几不可察地撇了一下嘴角，鼻腔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嗯”，算是回应。他甚至没有起身，只是随意地朝对面的空座位抬了抬下巴，示意她坐下。
“坐吧。”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长期发号施令形成的平淡腔调。
王媚僵硬地拉开椅子坐下，椅脚与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她下意识地把双腿并拢，双手紧张地放在膝盖上，那鲜红的裙摆像一团燃烧的火，烫得她坐立不安。服务生走过来，礼貌地询问她喝什么。王媚看着那制作精美的菜单上陌生的饮品名字和后面令人心惊的数字（一杯普通拿铁的价格几乎是她两天的伙食费），喉咙发干。
“我…我喝水就好。”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脸更红了。
林先生似乎并不意外，甚至没有看她，只是对服务生随意地说：“给她一杯柠檬水。”服务生转身离开后，狭小的卡座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和轻柔的背景音乐。气氛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林先生端起自己的咖啡杯，慢悠悠地呷了一口，目光再次落在王媚身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小王是吧？红姐把你的情况简单说了说。”他放下杯子，手指在玻璃杯壁上无意识地敲着，“在电子厂做质检？一个月挣多少？”
“……四千左右。”王媚的声音艰涩。
“四千？”林先生的眉毛挑了一下，那表情说不清是惊讶还是轻蔑，“在东莞，四千块够干什么？房租吃饭就差不多了吧？存不下钱。”他陈述着事实，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王媚感觉像是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窘迫得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她低着头，手指用力绞着帆布包的带子，指甲掐进了掌心。
林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她的沉默和窘迫，自顾自地继续，身体微微前倾，带着一种谈判般的直白：“我呢，情况红姐应该跟你提过。厂子不大，养着几十号人，事情多，压力也大。家里缺个能操持家务、让我省心的人。”他的目光像黏腻的油，在王媚身上扫视了一圈，“我看你样子还算老实本分，不像那些花花肠子多的。我这个人，喜欢直接。你要是愿意，结婚以后，厂里和家里的事，你都得管起来。厂里办公室的卫生，中午给工人订饭，账目进出你帮着登记一下。家里就更不用说了，打扫做饭，照顾好我。我这个人，不喜欢家里乱糟糟的。”
他停顿了一下，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像是在给王媚消化的时间，然后抛出了他的条件：“跟着我，吃穿用度肯定比你以前强。家里有保姆房，你可以住。每个月，我给你三千块家用，买米买菜够用了。另外……”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逢年过节，或者你表现好，我会额外给你点零花钱，买件衣服什么的。你看怎么样？”
三千块家用……保姆房……额外零花钱买衣服……王媚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苍蝇在飞。这些话像冰冷的铁锤，一下下砸碎了她心中仅存的那点关于“服装厂老板”、“好人家”的幻想碎片。红姐承诺的“配得上她的好人家”，就是让她去做一个免费的管家、保姆兼账房先生？那6888元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份赤裸裸的、明码标价的“雇佣合同”？
屈辱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她猛地抬起头，脸颊因为羞愤而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想要反驳，想要质问，喉咙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一点声音。她能说什么？说自己花了全部积蓄，不是为了来做保姆的？说自己还幻想过相敬如宾？在林先生那理所当然、如同打量一件实用物品般的目光下，她所有的话都显得苍白可笑。
就在这时，林先生的目光似乎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放在旁边的皮夹克里掏出一个薄薄的红包，推到王媚面前的桌面上。红包很薄，看起来里面最多只有一两张钞票。
“哦，对了，”他的语气依旧平淡，仿佛在完成一个微不足道的程序，“按我们老家的规矩，第一次见面，男方得给女方一点‘利是’，讨个彩头。拿着吧。”
那薄薄的红包，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王媚的脸上。它彻底戳穿了这所谓“相亲”的实质——一次基于实用主义的、充满施舍意味的“采购”评估。她看着那个红包，又看看林先生那张松弛漠然的脸，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向了头顶，又在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冰冷的麻木。
服务生端着柠檬水走了过来，轻轻放在王媚面前。玻璃杯壁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折射着卡座上方昏黄的灯光。那杯水，澄澈，冰凉，像她此刻的心。
王媚没有去碰那杯水，也没有去碰那个红包。她猛地站起身，动作快得让椅子向后滑动，再次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她甚至不敢再看林先生一眼，低着头，声音颤抖却异常清晰地挤出几个字：
“对…对不起，林先生，我…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说完，她几乎是落荒而逃。高跟鞋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发出慌乱急促的“笃笃”声，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她能感觉到背后那道黏腻审视的目光，如同实质的芒刺，扎在她的背上，扎在她那身廉价的红裙子上。她冲出咖啡厅大门，夜晚温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步行街喧闹的人声和食物的香气。她踉跄着，几乎是拖着那双折磨人的高跟鞋，一头扎进旁边一条相对僻静、光线昏暗的小巷。
巷子里堆着几个散发着酸腐气味的垃圾桶。王媚再也支撑不住，背靠着冰冷粗糙、沾着污渍的砖墙，身体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软软地滑了下去。她跌坐在冰冷肮脏的水泥地上，也顾不上那条崭新的红裙子是否会被弄脏。高跟鞋的细跟歪在一边，脚踝处传来钻心的疼痛，混合着一种灭顶的羞耻和绝望。眼泪终于决堤，汹涌而出，滚烫的泪珠砸在鲜红的化纤布料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死死咬住自己的下唇，不让自己哭出声，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肩膀剧烈地颤抖着，蜷缩在垃圾桶旁阴暗的角落里，那身刺目的红色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个被无情戳破、丢弃在垃圾堆旁的廉价节日气球。
巷子外，步行街的霓虹依旧闪烁，人群的喧嚣隔着墙壁隐隐传来，汇成一片模糊而遥远的背景噪音。这城市的繁华与热闹，与她无关。她只是这巨大机器角落里一颗磨损过度、随时可能被替换的螺丝钉，连将自己“嫁出去”这件看似最简单的事情，都成了一场倾尽所有却换来羞辱和绝望的骗局。
不知过了多久，脚踝的疼痛和地面的冰冷让她稍微清醒了一些。她挣扎着想站起来，脚下一软，又跌坐回去。她索性脱掉了那双折磨人的红色高跟鞋，赤脚踩在冰冷粗糙、沾着不明污渍的水泥地上。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来，让她打了个哆嗦。她拎起那双红鞋，鞋跟细得像凶器。她看着它们，又看看自己身上这件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俗艳的红裙子，一股强烈的、想要撕碎它们的冲动涌了上来。
最终，她只是疲惫地垂下手。撕碎了又能怎样？那6888元，回不来了。她扶着冰冷的墙壁，艰难地站起身。脚心被粗糙的地面和细小的沙砾硌得生疼。她拎着那双红鞋，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像个游魂一样，赤着脚，走回那条堆满杂物、弥漫着饭菜油腥味的小巷子。路灯昏黄的光线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那身红裙，在夜色中失去了所有虚假的光鲜，只剩下疲惫和狼狈的底色。
走到巷口时，她下意识地停了一下。对面那家灯火通明的婚纱店橱窗里，洁白的纱裙在射灯下泛着圣洁的光晕，塑料模特脸上挂着永恒不变的、空洞的幸福微笑。玻璃映出她自己模糊的倒影：一个赤着脚、拎着红鞋、穿着被弄皱的廉价红裙的女人，头发凌乱，脸上泪痕未干，脂粉被泪水冲刷出狼狈的沟壑。橱窗里梦幻的白纱和玻璃外狼狈的红影，被一层冰冷的玻璃隔开，像两个永不交集的世界。她只看了一眼，便迅速低下头，更紧地攥住了手中那双细高跟的红色凶器，指甲几乎要嵌进那廉价的仿皮里。她加快脚步，几乎是逃也似的，拖着麻木刺痛的赤脚，更深地没入自己那条弥漫着隔夜饭菜和潮湿霉味的小巷。头顶横七竖八的晾衣绳上，湿漉漉的衣服裤子在夜风中微微晃动，滴下的水珠砸在坑洼的水泥地上，发出单调而空洞的“啪嗒”声，像是给这场荒诞剧敲下的冰冷尾音。
回到出租屋楼下，那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沉默地矗立在黑暗中。她没有立刻掏钥匙。在楼道口昏黄的光晕里，她停下脚步，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手中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此刻沉重得像两块冰冷的石头。她慢慢弯下腰，将它们轻轻放在积满灰尘的水泥台阶上，仿佛卸下了一副不堪重负的刑具。然后，她直起身，赤脚踏上冰冷粗糙的楼梯，一级，又一级。脚底传来的尖锐刺痛，竟让她感到一种近乎自虐的真实。黑暗中，只有她微弱的喘息和脚掌摩擦水泥台阶的沙沙声。终于走到四楼那扇熟悉的门前，钥匙插入锁孔，依旧是那声刺耳的“咔哒”。
推开门，扑面而来的，依旧是那股混合着陈旧木头、灰尘和淡淡樟脑丸的、令人窒息的闷热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