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的房间里，晨光透过窗缝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带。
晏明洲坐在书桌前，手里捏着那份宣纸打印的日程安排，指尖反复摩挲着纸边，上面几个字用的是方正的宋体字，在光线下透着不容置疑的庄严。
陈默站在一旁，双手紧张地攥着公文包带。他目光紧紧盯着那几行字，喉咙动了好几次，想开口提醒老板要不要再核对一遍关于苏联军工体系的资料，又觉得在这种级别的会面前，任何关于 “准备” 的提醒都显得多余。
想说说千万小心别说错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跟着晏明洲这么久，早就知道老板向来比谁都沉稳，越是大事越冷静，用不着他多嘴。
晏明洲像是没察觉他的紧张，将日程表仔细对折，然后放进公文包内侧的夹层，拉好拉链，又拍了拍包身，确认稳妥。
他起身走到窗边，推开那扇老旧的木窗，秋日的风带着凉意涌进来，吹得桌上摊开的《参考消息》轻轻晃动。
窗外，胡同里几个背着帆布书包的孩子跑过，清脆的笑声撞在斑驳的院墙上，又弹回来，在安静的胡同里格外清晰。
这片充满生活气息的景象，让晏明洲心里那点因最高会面而起的波澜渐渐平复下去。
他靠在窗沿，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玻璃。
这是他穿越到这个时代后最重要的一场 “考试”。考的不是他有多少财富，不是他能赚多少钱，而是他能不能跳出商人的局限，用超越时代的眼光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胡同里还静悄悄的，只有路灯泛着昏黄的光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招待所楼下，车身线条流畅庄重，比普通轿车宽出近三十厘米，车头的标志在微光下格外醒目，这种车平时只在重大场合出现，寻常人根本见不到。
陈默跟着晏明洲下楼，目光落在车牌上时，心脏猛地漏跳一拍，呼吸都停滞了两秒，不是普通的蓝色民用牌照，是鲜红底色印着金色字体的特殊牌照，最前面 “京 A” 两个字格外醒目，后面跟着 “00001” 的编号。
他之前只在新闻里见过这种牌照，知道这代表着最高级别的通行权限。
顾振邦就站在车旁，没穿平时常穿的干部服，换了一身深灰色中山装，面料挺括，剪裁合体，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丝褶皱。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鬓角的碎发都理得整齐，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比平时更锐利，身上那股久居高位的气场在此时格外明显。
“明洲，该走了。” 顾振邦没多余的寒暄，对着晏明洲点了点头，然后绕到后排车门旁亲自伸手拉开了车门。车门厚重得像装甲车的门，里面铺着深色的羊毛地毯，座椅是上好的黑色牛皮，看着就柔软舒适。
陈默识趣地停在原地看着晏明洲弯腰上车，接下来的路没人能陪老板走，只能靠他自己。
直到黑色的车缓缓驶远消失在胡同的拐角，他才长长舒了口气，手心的汗都浸湿了衣角，后背的衬衫也贴在了身上。
车子缓缓驶出胡同汇入清晨的车流，路上的车不多，大多是二八自行车和绿色的公交车，偶尔有几辆军用吉普车驶过。
轿车平稳地在车流中穿行，骑自行车的人下意识地放慢速度好奇地看过来，没人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只觉得这辆车 “不一般”。
车内空间很宽敞足够并排坐三个人，中间还有一道浅浅的隔断。
座椅是上好的牛皮，柔软却不塌陷，靠上去正好托住腰，久坐也不会累。
车窗是特制的防弹玻璃，不仅能防弹，还能隔绝外界的喧嚣，车外自行车铃声、公交车的报站声都被挡得干干净净，只偶尔能听到轮胎碾过路面的轻微声响。
顾振邦坐在晏明洲身边，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牛皮文件夹却没打开，偶尔看一眼窗外掠过的街景，从胡同里的四合院到长安街上的办公楼，再到远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两人一路没说话，气氛却不尴尬，顾振邦是在给晏明洲留时间整理思路，晏明洲则在脑海里过着要汇报的内容，没敢漏掉半点细节，连语气的轻重都在心里演练了好几遍。
车子没在任何地方停留，沿着长安街一路向西，越往前走，周围的建筑越庄重。灰色的办公楼渐渐变成红墙黄瓦的古典建筑，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越来越少，道路两旁的松柏却愈发挺拔，枝叶茂密得能遮天蔽日，树干底部刷着白色的石灰，透着肃穆。
每经过一道岗哨，穿着军大衣的警卫都会抬手敬一个标准的军礼，动作整齐划一，手臂绷得笔直，连头都不会多偏一下。
晏明洲能清晰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氛围越来越肃穆，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了，心里的敬意也越来越浓，这是国家的心脏，每一寸土地都透着庄严。
车子最终在一扇没有挂任何牌匾的侧门前停下，门是朱红色的，上面钉着铜制门钉，排列整齐，透着历史的厚重感。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错落有致的四合院建筑群，飞檐斗拱上雕刻着精美的龙纹和祥云图案，红墙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黄瓦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光。
院子里的银杏树已经黄透了，树干粗壮得需要两人合抱，枝叶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
风一吹，金黄的叶子像雪花似的往下落，在青石板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 “沙沙” 响，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一位穿中山装的秘书早已在门口等候，大约四十多岁，头发梳得整齐，双手自然垂在身前，指甲修剪得干净。
看到晏明洲和顾振邦，他微微颔首，声音温和有力：“顾部长，晏先生，请跟我来。”
晏明洲跟着他穿过几道回廊，两侧种着一丛丛菊花，黄的、白的、紫的开得正盛，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偶尔能看到工作人员匆匆走过，脚步轻，手里抱着文件，看到他们也只是点头示意，不说话，连脚步声都压得很低。
最后，秘书把他带到一间小会议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声音不大却清晰：“领导，晏先生到了。”
里面传来一道温和的声音：“进来吧。”
秘书推开门，做了个 “请” 的手势，等晏明洲进去，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将门轻轻带上，动作轻得像怕打扰到里面的人。
会议室大约二十平米，陈设简单得超出想象，几张深棕色的皮沙发，中间放着一个红木茶几，打磨得光滑温润，上面摆着一个白瓷茶壶和两个配套的茶杯，连果盘、烟灰缸都没有，墙上没有任何字画、题词，只挂着一幅占据整面墙的世界地图，地图是全开的，边缘有些卷边，显然被翻阅过无数次。
地图上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记号，旁边还写着简短的注释，字迹潦草却清晰，有的注释旁边还画着问号，显然是待讨论的问题。
秘书进来倒了杯热茶，茶叶是明前龙井，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他倒完茶后又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整个房间只剩下晏明洲一个人。
他走到地图前，目光缓缓扫过，从东亚的华国到横跨欧亚的苏联，再到美洲的美国，每一块土地上的记号都像是一段未说出口的战略考量。
当看到苏联版图上那些红色的标记时，晏明洲眼底闪过一丝了然，看来他那份关于苏联的报告已经被顶层仔细研究过了，连细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时，侧面一扇不起眼的小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独自一人走了进来，身材清瘦，背却挺得笔直，步伐不快却异常沉稳，每一步都像踩在实处，透着历经风雨后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