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摄之年（公元6年），长安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热度。这热度并非全然来自盛夏的暑气，更多源于一种精心煽动、愈演愈烈的集体亢奋。未央宫高墙之内，是摄皇帝王莽日复一日的勤政与谦抑；而高墙之外，一场围绕“天命所归”的宏大叙事，正以祥瑞为音符，以舆论为乐章，被有条不紊地推向高潮。
一切始于那块武功县的“白石丹书”。当“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谶文经由官方渠道公布，并在市井街巷间口耳相传时，它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长期生活在汉室衰微、政治混乱阴影下的官吏与百姓而言，这神秘的预言仿佛一道撕裂阴霾的闪电，既令人震惊，又隐隐指向某种可能的秩序与希望。王莽多年经营的“道德完人”形象，在此刻与这“天启”般的符命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然而，王莽深知，仅凭一块孤立的石头，尚不足以撼动四百年汉祚的根基。他需要更多、更密集、更具冲击力的“证据”，来编织一张令世人无可置疑的天命之网。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祥瑞制造”与“舆论引导”工程，在他那双隐于幕后的手的操控下，全面启动。
首先是在信息传播的源头——朝堂与官署。大司徒司直（司徒属官，掌监察）陈崇，这位以文笔华美、善于逢迎着称的官员，领衔上了一封长长的奏章。他不仅将王莽比作上古圣王尧、舜、禹、汤，更将其辅政以来的种种举措，如赈济灾民、兴建明堂辟雍、统一度量衡等，都与古代圣王的德政一一对应，极力论证其功德“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篇堪称典范的颂圣文章，被王莽下令抄录多份，颁发各级官府，要求官吏学习领会，并鼓励士人传抄诵读。一时间，朝野上下，奏章之中，若不引用几句赞美安汉公（摄皇帝）的言辞，几乎便显得不合时宜。
紧接着，来自地方郡国的“祥瑞”报告，开始像雪片一样飞向长安。这些报告大多经由王莽安插在各地的亲信或急于投靠的地方官之手，其内容之丰富、想象之奇崛，令人瞠目。
先是齐郡临淄县，有亭长夜间梦见天公使者，告知“摄皇帝当为真”，次日清晨，便发现亭舍旁一口废弃多年的古井中，竟有新泉涌出，泉水甘洌，且井壁隐隐有龙形纹路。消息上报，立刻被渲染成“天井献瑞”，象征天命如泉涌，不可遏制。
几乎同时，巴郡阆中县奏报，境内有石牛出于江水，牛身布满奇异花纹，经当地“博学”的耆老辨认，乃是上古符文，寓意“土德代火”（汉为火德，依五行相生，土代火），正是新皇出现的征兆。石牛被隆重迎至长安，供奉于未央宫前殿之外，供百官瞻仰。
稍晚些时候，扶风雍县的奏报更是石破天惊。有樵夫在岐山采薪时，发现一方巨大无比的白色岩石，石质温润，上书朱红大字，经过随行的儒生（实为早有准备之人）解读，赫然是“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方“雍县仙石”的出现，将祥瑞的层级提升到了直接“天告”的地步。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黄龙游于江浦”、“凤凰集于新都”（王莽封地）、“甘露降于未央宫柏树”、“神雀翔于长乐宫阙”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祥瑞被迅速记录、上报，并由甄邯、王舜等人负责的机构进行“权威”认证，然后通过官方的驿传系统和活跃于市井的“有心人”，迅速传播开来。
在这股愈演愈烈的风潮中，居于深宫的大皇太后王政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与无力。她有时会召来老臣孔光，询问外界情状。孔光如今已是明哲保身，只含糊奏对：“安汉公……功德甚盛，天下归心。祥瑞屡见，亦是……亦是陛下圣德感召。”王政君听着这些言不由衷的话，看着宫人们谈及外界祥瑞时那兴奋乃至狂热的神情，只能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她这座长乐宫，仿佛已成为被时代浪潮遗忘的孤岛。
而民间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在长安、洛阳等通都大邑，茶楼酒肆中，说书人开始讲述各种关于王莽乃是圣人再世、应天受命的故事。一些童谣也被创作并流传开来，如“莽头皇，汉家亡，新室兴，天下平”之类，虽然粗陋，却极具煽动性。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百姓而言，他们或许不懂高深的经义和谶纬，但这些神奇的故事和朗朗上口的歌谣，加上王莽之前赈济灾民、惩治豪强（至少在宣传中如此）留下的“好官”印象，使得一种“或许换个皇帝能更好”的朴素期望，开始在底层悄然滋生。当然，亦有清醒者冷眼旁观，私下讥讽此为“王莽造符命，自娱自乐”，但这类声音在铺天盖地的颂圣浪潮中，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舆论造势的关键时刻，一位关键人物的投靠，为王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持。他就是刘歆，汉室宗亲，亦是当世最顶尖的学者之一。刘歆精通古文经学，尤其对《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典籍有深入研究。他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巨变的来临，并决心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政治前途，捆绑在王莽这辆隆隆前行的战车之上。
刘歆率领其门下弟子，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从浩瀚的古籍中，为王莽的“篡汉”寻找理论依据。他们重新阐释“五德终始说”，系统论证汉家火德气数已尽，土德当代之；他们大力推崇《周礼》，将其描绘成一套完美无缺的政治蓝图，而王莽恢复井田、改革官制等举措，正是实践《周礼》的体现；他们甚至从《河图》、《洛书》等谶纬书中，发掘出若干隐晦的语句，附会于王莽身上。刘歆的加盟，使得王莽的“革命”，从单纯的祥瑞迷信，提升到了拥有深厚儒学根基的“改制复古”高度，极大地争取了知识阶层的认同与支持。
居摄三年（公元8年）冬，一个名叫哀章的梓潼人，身穿黄衣，捧着一个铜匮，来到未央宫高庙门前。他声称受命于天，将此匮献给摄皇帝。守卫不敢怠慢，立刻上报。王莽亲自前往，在百官簇拥下打开铜匮。匮中有两卷图策，一为《天帝行玺金匮图》，一为《赤帝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策书中明确写道：“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指王政君）如天命。”图册上还列有辅佐新朝的十一人名单，其中八人是王莽的心腹重臣，而哀章也赫然在列，还自作主张添上了两个虚构的名字“王兴”、“王盛”，寓意王氏兴盛。
这出“哀章献金匮”的戏码，将祥瑞与舆论推向了最终极的爆发点。它不再是模糊的暗示，而是“赤帝”（汉高祖）亲自传位给“黄帝”（王莽，以土德王，对应黄帝）的“法定”程序。至此，王莽代汉自立的所有“天命”与“法理”准备，已全部完成。
未央宫前，万民（至少是组织起来的民众）聚集，请愿声浪如山呼海啸。王莽立于高台之上，望着脚下黑压压的人群和远处巍峨的宫阙，手中紧握着那卷决定性的金策书。祥瑞已备，舆论已成，民心（或至少是民意）已“向”。他知道，摘下最后那颗果实的时候，到了。那孺子婴的傀儡戏，该落幕了。一个新的纪元，即将在他手中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