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的冬雪，覆盖了长安的宫阙街巷，也送走了将“昭宣中兴”推向顶峰的汉宣帝刘询。未央宫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太子刘奭，是为汉元帝。他性格柔仁，好儒术，与其父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执政风格迥异，更倾向于纯用德教。朝堂的风向，随着新君的登基，开始悄然转变。
宣帝临终前，曾忧心忡忡地对侍臣言：“乱我家者，太子也！”此言并非无的放矢。刘奭即位后，果然大力擢用儒生，如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位列公卿。他们多以经义论事，主张减损宫室用度，罢黜某些沿自武帝的官署，甚至有人提议废除郡国庙宇，其言行虽不乏节俭恤民之意，却也使得朝政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宣帝时期注重实务的轨道，渐趋清谈与保守。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元帝对宦官石显的宠信。石显精明狡黠，深谙揣摩上意，与外戚史高（车骑将军）互为表里，逐渐把持了中枢机要。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贡禹等重臣，虽名位尊崇，实权却多被侵夺。朝堂之上，正直之士如京房等，因试图揭露石显等人专权而被构陷至死；一代名将、曾平定羌乱、提出着名“屯田策”的营平侯赵充国，也在此新旧交替、风气沉滞的背景下溘然长逝。中枢权力的失衡与朝纲的渐弛，为这盛世余晖投下了第一道阴影。
然而，帝国庞大的身躯惯性犹在，尤其是在边疆经略上，仍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能量，在一位出身卑微、却抱负远大的将领身上，得到了最耀眼的体现，他便是陈汤。
其时，匈奴虽已分裂，呼韩邪单于称臣内附，但郅支单于却西迁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征服周边小国，屡杀汉使，气焰嚣张，自以为汉朝遥远，无力征讨。时任西域副校尉的陈汤，对此深以为患。他对其上司、西域都护甘延寿分析道：“郅支单于剽悍残暴，必为西域大患。其虽地处绝远，然无坚城强弩之守。若发屯田吏士，驱乌孙等国之兵，直指其城下，彼欲守则不足，欲走则无路，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甘延寿虽认同其策，却欲奏请朝廷批准。陈汤深知朝廷公卿必会议而不决，贻误战机，遂趁甘延寿患病之机，果断矫诏，征发西域诸国兵马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共计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奔袭郅支！
大军穿越茫茫戈壁，克服严寒缺氧等诸多困难，直抵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下。郅支单于自恃城防，披甲登城楼督战。汉军四面围城，以弓弩压制，纵火焚其木城，掘堑攻其土城，经过连日激战，最终攻破城池，阵斩郅支单于，俘获其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余人，降者千余人，参与作战的十五个西域属国。
此战，陈汤与甘延寿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气概，一举铲除了为患西域的郅支势力，威震绝域！在给汉元帝的上疏中，陈汤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尽管事后陈汤因“矫制”而受到朝廷争议，但元帝最终还是肯定了他们的功绩，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这一战，不仅彻底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也使得另一位匈奴单于——呼韩邪，更加坚定了依附汉朝的决心。
竟宁元年（前33年）春，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长安，主动请求进一步和亲，愿为汉家女婿，以示永结友好。元帝欣然应允，下令从后宫待诏的宫女中遴选五人，赐予单于。
一位来自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的平民女子，姓王，名嫱，字昭君。她姿容秀雅，气度不凡，却因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而被其丑化画像，一直未被元帝临幸。当得知入选和亲名单时，她毅然请行。
在未央宫盛大的辞别仪式上，王昭君盛装出席，容光焕发，举止雍容，令满朝文武为之倾倒，汉元帝更是惊愕其美貌，心生悔意，然名籍已定，无法更改，只得厚加赏赐，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
昭君出塞，身着红装，怀抱琵琶，在汉匈使节的簇拥下，踏上了北去的漫漫路途。她身后，是渐行渐远的故国家园；前方，是陌生的草原与未知的命运。她的远嫁，不仅仅是两个民族和睦的象征，更以一种极具悲剧美感的方式，将汉家女儿的身影，永远镌刻在了长城内外、胡汉之间的历史记忆之中。此后数十年，汉匈边境“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
然而，这和平的代价，与这盛世的余晖一样，带着一丝凄婉与无奈。宫墙之内，石显依然专权，朝政日非；广袤的帝国疆土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问题重现，盛世的光环之下，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正在悄然积累。
汉元帝在位十六年，于竟宁元年（前33年）夏驾崩。他继承了一个国力鼎盛的帝国，却未能有效遏制其下滑的势头。昭君出塞的琵琶声，仿佛为这个时代奏响了一曲华美而伤感的挽歌。盛世的光芒依旧耀眼，但谁都明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帝国的航船，在经历了昭宣时期的辉煌巅峰后，正顺着历史的缓坡，开始了一段漫长而不可逆转的下行旅程。未来的风雨，将考验这个庞大王朝的韧性与根基。而一位名叫王莽的年轻人，此时已因其叔父王凤（时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关系，步入仕途，开始了他最初的历练。命运的伏笔，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