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言:“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此箴言如一道智慧之光,照出了谋划者与执行者各自应有的姿态:局外人当以清醒洞察利害,而局内人则须以忘我之心执行使命。
所谓议事者,就如同站在云端俯瞰大地一般,需要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用清澈透明的眼睛去洞察整个局势。只有当自己与事情本身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山外”的位置时,才能够穿透重重迷雾,将成功与失败、利益与危害等所有因素都尽收眼底。
回首往昔,晁错便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议事者。他深受汉景帝的信任,官拜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晁错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极力主张削减藩王的势力。
当时的他,高高地站在朝堂之上,宛如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岳。他俯瞰着整个帝国的版图,心中忧虑着诸侯势力日益坐大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眼中,那些藩王们犹如一群饿狼,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央政权这块肥肉。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晁错深知,削减藩王的势力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关乎汉景帝的统治地位。他的这一见识不可谓不深远,然而,这一决策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然而,晁错的目光却未能再深入一层,他没有充分考虑到突然削减藩王势力可能引发的巨大波澜和动荡。最终,这一举措激起了“七国之乱”,而晁错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最终在东市被处死,令人惋惜。
晁错作为一名谋士,他有责任“洞悉利害”,但似乎并没有将这一责任履行得足够周全。最终,他的谋划虽然有一定的利益,但却引发了更大的倾覆之祸。
当一个人承担起责任时,其关键之处在于能够在深陷事情之中时做到“忘我”——忘却个人的利益得失,仅仅将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当下所肩负的责任上。
就像诸葛亮,他六次出兵祁山,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在《出师表》中,他这样描述自己:“臣接受使命的那一天起,就睡不安稳,吃饭也觉得没有味道。”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他又怎能瞻前顾后,去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呢?正如历史学家所感叹的那样:“成功失败、顺利艰难,都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他只能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用生命去践行那份托付。
再看看林肯,在为签署《解放黑奴宣言》而深思熟虑、艰难抉择之后,一旦下定决心,他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重塑国家灵魂的激烈搏斗中——他必须忘却个人的荣辱和政治上的得失,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实践那“民有、民治、民享”的庄严承诺。
无论是“悉利害”的澄澈,还是“忘利害”的勇毅,皆为人类智慧中不可或缺的双翼。恰如我们今日在抗疫前线所见,决策者须反复权衡政策之利与民生之艰;而一旦号令发出,医护者则化身为白衣战士,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血肉之躯筑起护佑生命的防线。
由此观之,人类前行画卷上,正是由那些在事外以澄澈目光审慎勾勒轮廓的议事者,与在事内以忘我之姿奋力挥洒丹青的任事者共同绘制而成——二者皆怀赤子之心,惟以不同姿态与灵魂力量,共同推动历史车轮碾过艰难险阻,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