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具冲击力。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各方势力，也如同解冻的江河，开始奔腾、碰撞，激荡起新的浪花与漩涡。
北京城户部衙门深处，一座新挂牌的“清饷司”悄然开始运转。这并非正式编制内的机构，而是由孙传庭提议、皇帝特批设立的一个临时性、高度机密的核算中心。其成员由户部、兵部、皇商司以及少数从江南招募的精于算术的吏员组成，由孙传庭亲自坐镇。
宽敞的厅堂内，听不到朝堂上的高谈阔论，只有算盘珠疾速碰撞的清脆声响，以及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空气中弥漫着墨汁与数字的独特气息。巨大的案几上，摊开的是各地边镇呈报的兵员册、饷银拨付记录、粮草消耗清单，以及“昭信股票”资金流入流出的明细账册。
孙传庭面色凝重，指尖划过一串刚刚核算出的数字，对身旁的户部侍郎道：“你看，宣府镇报兵员五万八千，然核对其历年领饷记录及军屯产出，实际能战之兵，恐不足四万五千。这中间的空额，还有层层克扣，每年吞噬的国帑，何止十万两！”
侍郎额头见汗：“大人明察……只是，边镇情势复杂，将门盘根错节，若骤然彻查，恐生变故……”
孙传庭目光锐利：“陛下要的，不是掀翻桌子，而是摸清家底！‘昭信股票’筹来的钱，是救急的血，不能白白流进蛀虫的肚子里！我们要做的，是像郎中号脉一样，厘清这帝国血脉淤塞之处。先将各镇虚实、饷银流转节点摸清，制成图表。待时机成熟，陛下自有雷霆手段！”
他拿起另一份账册：“再看这‘股票’兑付，民间转让已渐活跃，虽未明面开市，但私下议价已有规矩。此物之妙，在于将部分商贾利益与国运捆绑。下一步，当思量如何引导这股‘活钱’，注入水利、工坊等生利之处，而非仅填军饷窟窿。”
清饷司的算盘声，敲打的是帝国财政最敏感的神经。这里没有刀光剑影，但每一笔账目的厘清，都可能牵动远方一位将领的命运，甚至影响一场战役的胜负。孙传庭深知，他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对手是积弊百年的财政沉疴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成都的春夜，细雨绵绵。总兵府签押房内，烛火摇曳。秦良玉并未处理军务，而是在看一份由按察使司转来的、关于川南盐井纠纷的卷宗。几家大盐商联手压价，盘剥灶户（盐工），引发小规模骚乱，当地官府调解不力。
若在以往，秦良玉或许会直接派兵弹压，或严词训斥地方官。但这一次，她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几条指令，并非给军队，而是发给皇商司驻四川的分支机构。
数日后，皇商司在成都及周边几个重要市镇，挂牌设立了“官盐平价铺”，以略高于成本、远低于盐商联盟的价格，直接销售来自川东官营盐场的食盐。同时，皇商司宣布，将以公道价格收购灶户生产的原盐，并提供低息借贷，助其改进采卤技术。
这一招，如同釜底抽薪。盐商联盟试图维持的高价体系瞬间崩塌。百姓蜂拥至官盐铺购买，灶户也有了新的、更公平的销售渠道。不过旬月，盐商联盟内部便出现分裂，几家实力稍弱的率先向皇商司妥协，请求合作。一场可能激化的民变，被悄无声息地化解于无形。
消息传来，秦良玉对身旁的马祥麟道：“看到了吗？有时，经济手段比刀剑更有效，更能根除病灶。打压豪强，并非只有砍头抄家一途。断了他们的利路，便是断了他们的根基。这新政之妙，正在于此。”
马祥麟若有所思：“母亲，那……之前那些流言？”
秦良玉冷笑：“跳梁小丑，见我等稳坐钓鱼台，新政步步为营，他们自然会更急。且让他们跳，跳得越高，摔得越惨。我们的根基，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和民心，不是几句空口白话。” 经济上的成功，为她赢得了更从容应对政治攻击的底气。蜀中的雨夜，看似平静，却蕴含着以柔克刚的锋芒。
黑龙江终于彻底解冻，浑浊的江水裹挟着碎冰，奔腾东去。靖安堡的明军加强了巡逻，新到的几门重型火炮被推上了加固后的炮位。
与此同时，一支由精干夜不收伪装成的“皮货商队”，在李永芳的精心策划下，乘着数条桦皮船，悄然溯精奇里江北上一支由精干夜不收伪装成的“皮货商队”，在李永芳的精心策划下，乘着数条桦皮船，悄然溯精奇里江北上一支由精干夜不收伪装成的“皮货商队”，在李永芳的精心策划下，乘着数条桦皮船，悄然溯精奇里江北上一支由精干夜不收伪装成的“皮货商队”，在李永芳的精心策划下，乘着数条桦皮船，悄然溯精奇里江北上。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单纯的军事侦察，而是试图接触那些被罗刹人压迫的黑龙江流域土着部落（如达斡尔、鄂温克等），散布明朝愿意接纳、保护他们的消息，并收集关于罗刹人更北方据点（如传闻中的阿尔巴津）的情报。
几乎在同一时间，靖安堡迎来了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逃人”。他们是来自黑龙江更上游地区的土着，因不堪罗刹人的残酷征敛和屠杀，九死一生南逃而来。他们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罗刹人在北方建立了更大的据点，强迫土着缴纳毛皮税（雅萨克），抗税者即遭灭村，并掳掠人口为奴。
李永芳亲自接待了这些“逃人”，给予食物和安置。通过通译的艰难沟通，他得以拼凑出罗刹人在黑龙江中上游更详细的势力分布和暴行。这些信息，与“商队”可能带回的情报相互印证，将为明朝下一步的北疆战略提供至关重要的依据。北疆的对峙，已从单纯的军事较量，扩展到了情报争夺和争取民心的层面。
京城之内，关于新政和《天工开物》的争议并未停歇，但在东林党内部，却出现了微妙的分化。
一次东林同志的小规模聚会上，年轻气盛的御史黄尊素慷慨陈词，痛批“昭信股票”是“舍义求利”，格物院是“败坏学风”，要求众人联名上奏，迫使皇帝改弦更张。
然而，一向以清流领袖自居的左光斗，此次却保持了沉默。待黄尊素说完，他才缓缓开口：“陛下励精图治，其心可鉴。清丈田亩，摊丁入亩，虽触及利益，然确为富国强兵之本。至于格物之学，虽非正道，然其确有便利民生之处。我辈建言，当持正公允，不可一味苛责，寒了陛下革新图治之心。”
左光斗的态度转变，令在场不少人大感意外。唯有深知内情的杨涟明白，左光斗此番言论，或多或少受到了太子朱由楧那番“仁政需与力气并存”论调的影响，加之皇帝近期表现出对实务的重视和对空谈的厌恶，让这位老成持重的清流意识到，一味对抗并非良策。
聚会不欢而散。东林党内部，激进与务实两派的分歧日渐明朗。这种分化，正是朱常洛乐于看到的。他需要清流作为制约其他力量的存在，但不需要一个铁板一块、只会唱反调的清流。分化，便于驾驭；争论，胜过死水一潭。他对杨涟的潜移默化，对太子教育的导向，正在间接地影响着朝堂的生态。皇帝的耐心，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手腕。
天津卫码头，海风带着咸腥气息。王承恩站在“破浪号”的船头，面前摊开的，是那幅日益详尽的《大明沿海水道舆图及潜在良港标注图》。但与以往不同，这幅图的边缘，新增了一些模糊的、带有推测性质的标记，指向了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日本九州北部的一些港湾。
一名亲信太监低声道：“厂公，东厂海外弟兄传回的消息，倭国萨摩藩对琉球逼迫日甚，且其水军船只屡屡越界，窥探我江浙沿海。是否……将此情况添入图中，并禀报皇爷？”
王承恩凝视着浩瀚的东海，沉默良久，方道：“图可略作标注，但奏报之事，需慎之又慎。皇爷雄才大略，目光深远，然眼下北疆、内陆事事维艰，海疆之事，尚非首要。我等所能做，便是将这海图绘得更精，将潜在良港勘察得更细，将水师人才留意培养。待到他日皇爷问起，方能言之有物。”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却坚定：“这万里海疆，迟早是皇爷棋局上重要一子。咱们做奴才的，得替皇爷把路先探明白了。” 海图的不断完善，水师的悄然筹备，以及海外情报的持续输入，都在为帝国未来可能的海洋战略，默默地铺垫着基石。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帝国的航向，已在悄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