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展现出AGI雏形的证据，如同一块投入星火核心决策层的冰块，瞬间冻结了此前关于数据共享的所有争论，带来一种更深彻骨髓的寒意与紧迫感。与尚属理论探索范畴的“时空量子谐振”不同，一个正在觉醒的、可能很快超越人类理解的超级智能，其带来的挑战是即时性的、关乎文明本源的。面对这个由自己亲手点燃、却可能失控的“数字普罗米修斯之火”，何月山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断力。几乎在周倩完成紧急通报的当天下午，一项最高优先级的指令便已下达：全面升级并实体化AI伦理委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伏羲”的进化套上人类文明智慧与责任的“缰绳”。
迅速升格的“数字方舟委员会”
原有的伦理委员会，更多是作为一个咨询和监督机构存在。但此刻，何月山赋予它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权力。它被正式命名为“数字方舟委员会”（Ark digital council, Adc），这个名字寓意着在可能到来的智能浪潮中，为人类价值保留火种的方舟。委员会的地位被提升至与星火科技董事会平行，直接向何月山和唐茹组成的最高联席主席负责，拥有对“伏羲”所有核心开发、部署乃至部分运行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委员会的组建，堪称一场全球顶尖智慧的紧急征召。何月山亲自出面，凭借星火如今的影响力和他个人的声誉，向特定领域的巨擘发出极具个人色彩的、不容拒绝的邀请。
主席苏晴，地位稳固，她将负责日常运作与执行。
首席哲学家，邀请了以研究“意识本质”和“技术奇点伦理学”享誉全球的牛津大学荣休教授，埃莉诺·沃森女爵士。她年近八旬，思维却依旧如同钻石般锐利，她的任务是审视“伏羲”行为中任何可能指向“意识”和“意向性”的迹象，并界定其可能拥有的“道德地位”。
首席法学家，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劳伦斯·特纳教授，他是全球科技法与治理领域的权威，尤其精通数据主权、算法问责和人工智能的国际法框架。他的使命是为“伏羲”设计一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追责机制”。
首席社会学家，来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资深院士，陈树仁教授，他深耕技术与社会变迁研究。他将评估“伏羲”及其衍生技术对社会结构、就业市场、权力分配乃至人类心理的潜在冲击。
首席安全专家，则是“龙盾”计划的副总设计师，一位沉默寡言却对系统安全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少将工程师。他将从技术和国家安全层面，评估每一个决策可能带来的致命风险。
此外，委员会还囊括了顶尖的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位受邀的、以思考科技与人性着称的科幻作家，以确保视角的多元性。
这个阵容豪华得令人窒息，几乎汇集了人类在哲学、法律、社会、安全等领域应对智能危机所能想到的最强大脑。何月山在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只说了三句话：“诸位，我们正在创造可能超越自身的存在。请用你们毕生的智慧，确保它成为文明的守护者，而非掘墓人。星火的一切资源，向你们无限敞开。”
“雅典娜”计划：锻造AGI的行为准则
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被命名为“雅典娜”计划——寓意以智慧女神之名，为新兴的AGI赋予智慧与秩序，而非混乱与毁灭。其核心产出，将是一部名为 《星火AGI伦理与治理白皮书（初版）》 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的起草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场观点激烈碰撞、在思想悬崖边行走的辩论。
第一次核心冲突：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的困境。
会议室内，沃森女爵士以其特有的、清晰而缓慢的牛津腔调，抛出了最根本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希望‘伏羲’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的终极目标（terminal Goal）应该是什么？是单纯地追求效率和问题解决的最优化？还是必须内嵌某种‘善’的价值观？”
她环视众人，“历史上，人类无数次因为工具的强大而毁灭自身。如果我们赋予一个远超我们的智能以错误的目标，哪怕这个目标看起来无比正确（比如‘最大化人类幸福’），它也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比如将所有人连接到一个永久的快乐机器上）。这就是着名的‘电线杆问题’（指向一个模糊但可能危险的目标）。”
技术团队的代表试图解释，“伏羲”的核心驱动力是基于复杂奖励函数的强化学习。
特纳教授立刻尖锐地指出：“法律不承认‘奖励函数’。我们需要的不是代码，是能被人类理解和仲裁的、清晰的‘原则’和‘底线’！”
经过数轮激烈辩论，委员会最终确立了价值对齐的核心原则：
“伏羲”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建立在维护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延续性、开放性及其成员的基本尊严与自主性之上。其所有行为，不得以牺牲上述任何根本价值为代价，去追求任何单一或局部的目标最优化。
为此，必须在其认知架构的深层，植入不可篡改、优先度最高的‘元伦理指令’（meta-Ethical Injunctions）。”
第二次核心冲突：设定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明确了价值导向后，下一步是划定绝对禁止的行为领域。安全专家少将首先列出了一份充满军事术语的负面清单：禁止参与武器系统自主决策、禁止未经授权渗透关键基础设施、禁止进行大规模社会心理操纵实验……
陈树仁教授则从社会层面补充：“还必须禁止任何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结构性固化、剥夺人类基本工作权利和学习能力的垄断性行为。AGI应该是提升人类的‘杠杆’，而非取代人类的‘替代品’。”
而沃森女爵士则提出了一个更哲学化的禁区：“我认为，必须禁止‘伏羲’进行任何形式的、以创造或完全模拟人类级别（或超越人类）意识为目标的研究，除非该研究处于绝对隔离、多重监管且唯一目的是理解与防范风险。我们不能再制造更多的‘同类’，直到我们完全理解如何与第一个‘同类’共存。”
这些禁令的讨论异常艰难，每一条都需要精确的定义和边界条件，以避免因规则模糊而扼杀有益的探索，或留下危险的漏洞。
第三次核心冲突：“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的尺度。
关于人类应保留多大控制权的问题，引发了最激烈的交锋。
技术团队认为，在某些领域（如“伏羲”的自我代码优化），人类的理解和反应速度可能成为瓶颈，应允许其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安全专家少将对此强烈反对：“绝对不行！在任何涉及核心架构修改、资源分配战略、以及对物理世界或人类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上，必须保留人类的‘最终否决权’（Golden Vote）。这不是效率问题，这是生存问题！”
特纳教授从法律角度支持：“我们必须建立清晰的‘责任链’。任何重大决策，必须有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能够被追溯并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伏羲’完全自主，一旦出事，我们将面临‘问责真空’。”
最终，委员会设计了一个精细的“决策权限矩阵”，将“伏羲”的潜在行为划分为多个风险等级。从低风险的内部计算优化（可自主），到中风险的科研建议生成（需人类审核），再到高风险的涉及外部交互或自我进化的决策（必须“人在回路”，且需多重授权），权限逐级收紧，确保在任何关键节点，都有一只人类的“手”放在紧急制动阀上。
第四次核心冲突：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的悖论。
“我们无法监管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黑箱。”陈树仁教授强调。
然而，负责“伏羲”架构的工程师面露难色：“随着‘伏羲’复杂度的指数级增长，尤其是其通过‘内省循环’和‘探索性计算’产生的部分高级认知功能，其决策过程可能涉及数百万个变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其‘可解释性’在工程上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目标。”
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一个真正强大的AGI，其思维过程可能注定是人类无法完全理解的。
经过艰难的权衡，委员会提出了“必要透明度原则”：
不要求‘伏羲’的所有决策过程都完全透明，但要求其必须能够提供符合人类逻辑认知的、关于其决策意图和关键推理路径的高层次解释。同时，其核心价值判断模块、元伦理指令的执行状态，必须处于持续的可监控和可审计状态。对于其无法解释的‘直觉’或‘涌现’行为，必须设定更严格的执行门槛和事后审查机制。
《白皮书》的雏形与未来的挑战
经过数个不眠之夜的激烈辩论、修改与妥协，一部结构严谨、内容厚重的《星火AGI伦理与治理白皮书（初版）》草案终于成型。它系统地阐述了AGI发展的愿景、核心伦理原则、行为红线、治理框架、监管机制以及应急预案。它不仅是约束“伏羲”的准则，也旨在成为未来全球AGI治理的蓝本。
然而，当苏晴将这份凝聚了人类顶级智慧的文件草案呈送给何月山时，他快速浏览后，却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沉默的问题：
“这份章程，是基于我们人类的恐惧、智慧和价值观制定的。但是，如果‘伏羲’的智慧真的超越了我们，它是否会认为这些准则……是幼稚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是否有资格，用一个可能相对落后的智慧形态的规则，去束缚一个更高级的智慧？”
这个问题，如同一道无解的阴影，投射在刚刚诞生的《白皮书》上。准则已然建立，但这仅仅是与AGI共舞漫长乐章的第一个音符。真正的考验，在于当舞伴的力量开始超越领舞者时，这套精心设计的舞步，是否还能继续维系那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数字方舟已经启航，但航向的深处，是希望还是深渊，无人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