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文华殿。
今日的小朝会，气氛格外凝重。山东之事，已成为朝堂上绕不开的焦点。
新任首辅薛国观，面色沉静，眼神却锐利。他此前一直隐忍不发，暗中收集证据，联络各方对王小伟不满的势力，今日，终于图穷匕见。
“陛下！”薛国观出班，手持玉笏，声音沉痛，“山东总督王承渊，自赴任以来，虽有小绩，然其行事乖张，跋扈专权，已至人神共愤之地步！”
他历数王小伟“罪状”：“其一，假借清丈，肆意扩权，廉政司形同锦衣卫，罗织罪名，擅杀士绅，抄没家产，致使山东士林震荡，民心不安！其二，广蓄私兵，其所谓‘新军’，只知有督师，不知有朝廷，军械粮饷皆由其私相授受，形同藩镇！其三，操持商贾，与民争利，所谓‘厘金’，实为盘剥，其名下工坊，垄断暴利，不知充盈了谁家府库？其四，结交江湖匪类，其军情司人员复杂，多有来历不明者，恐藏祸心！”
薛国观言辞恳切，仿佛字字句句皆为社稷担忧：“陛下！王承渊虽有小才，然其心难测！长此以往，山东非国家之山东，乃王承渊之山东矣！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召王承渊回京述职，另派重臣前往山东，核查其所为，以安天下士民之心！”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众多御史言官和部分东林党人的附和。奏章如雪片般飞向御案，几乎要将王小伟淹没。
龙椅上，崇祯皇帝面色阴沉，手指紧紧抓着扶手。薛国观的话，句句戳在他最敏感、最多疑的神经上——权臣、藩镇、私兵、钱财！
就在殿内舆论几乎一边倒之时，一个清朗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陛下！臣以为，薛首辅所言，乃一面之词，危言耸听，不足为信！”
众人看去，竟是礼部右侍郎、东林干将，与王小伟并无深交，甚至因其“幸进”而有些轻视的钱士升！
钱士升出班，对着崇祯和薛国观拱了拱手，不卑不亢：“陛下，王督师在山东所为，虽有操切之处，然其心可鉴！清丈田亩，乃为朝廷聚财，整顿卫所，乃为强军御虏！山东去岁惨遭兵燹，非雷霆手段不足以震慑宵小，恢复秩序！其所杀所抄，皆为罪证确凿之劣绅蠹吏，何来‘擅杀’之说？至于新军、商贾，更是为国练兵、为国聚财之权宜之计！若无王督师，山东恐早已糜烂，何来今日之安稳，新增之税赋？”
钱士升并非完全认同王小伟，但他更厌恶薛国观一党的争权夺利和不顾大局。他看重的是王小伟确实在做实事，在对抗虏寇，在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续命。作为有责任感的官员，他必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钱侍郎此言差矣！”薛国观立刻反驳，“权宜之计？只怕尾大不掉！如今山东大小事务，皆决于王承渊一人之手，抚按形同虚设，此岂人臣之道？”
“若非王督师雷厉风行，山东抚按若能尽职，何须陛下遣钦差总督？”钱士升毫不相让。
双方各执一词，殿上顿时争论不休。支持王小伟的官员虽少，但如钱士升等清流发言，也颇具分量。反对者则人多势众，言辞激烈。
崇祯听着下面的争吵，心头烦躁更甚。他知道双方都有道理，但他更需要的是权衡。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的曹化淳，忽然轻声开口：“皇爷，老奴收到一些山东来的消息，不知当讲不当讲。”
崇祯瞥了他一眼：“讲。”
曹化淳慢条斯理地说：“王督师在山东，确乎杀了些人，也得罪了不少人。不过，据东厂番子所查，所杀之人，确乎罪有应得。而且……山东今年的夏税，已然足额解送京师，还额外多出了十五万两‘平叛清丈’所得银。听说，登莱水师前几日还打了一场胜仗，剿灭了一股为患多年的海匪。”
曹化淳的话，看似平淡，却瞬间压过了殿内的争吵声。
薛国观脸色微变。曹化淳的态度暧昧，但点出的“税银”和“胜仗”，却是实打实的功绩，正好反驳了他“民心不安”、“徒耗钱粮”的指控。
崇祯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十五万两银子！还有水师胜仗！这才是他最需要的东西！空虚的国库，频传的败绩，早已让他焦头烂额。王小伟能搞来钱，能打胜仗，这就是最大的忠心和能力！
至于专权？只要还能控制，只要还能为自己所用，专权有时反而是效率的保证。
殿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皇帝。
崇祯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帝王的冷静：“王承渊在山东，行事或有急切之处。然其忠心体国，勇于任事，开源理财，整军靖海，功绩斐然。朝中诸臣，当以其为楷模，实心用事，为君分忧，而非空言攻讦，掣肘实务。”
他看向薛国观，语气加重：“清丈之事，关乎国计，当继续推行。然薛阁老所虑，亦不为无因。着内阁拟旨，申饬山东抚按官员，当尽心辅佐王承渊，不得推诿掣肘，亦需体察民情，及时禀报。钦此。”
这道旨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既肯定了王小伟，也稍稍安抚了反对派，实则将皮球又踢回了山东，要求地方官员“辅佐”和“禀报”，暗含监督之意。
但无论如何，王小伟又一次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朝堂的惊涛骇浪。薛国观面色铁青，他知道，这一次，他没能扳倒王小伟，反而让皇帝更看清了王小伟的“价值”。
朝堂之争暂告段落，但暗地里的较量，必将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