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的胡同还浸在晨雾里，青石板路被露水打湿，踩上去带着微凉的湿意。李泽岚跟着苏晴拐进深处一条窄巷，尽头一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隐在槐树叶间，院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只挂着两盏褪色的红灯笼，与周边民居浑然一体——若不是苏晴引路，没人能想到，这里住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苏明远，那位手握经济领域实权，却始终低调的“红二代”。
“到了。”苏晴推开虚掩的院门，院子里瞬间飘来月季与葡萄藤混合的清香。苏明远正蹲在花坛边修剪枝叶，穿着一身熨帖的深灰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上一块老旧的机械表，表链磨得发亮，却透着常年佩戴的温润。听到动静，他直起身，转过身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目光落在李泽岚身上，没有身居高位的疏离，只有长辈对晚辈的接纳：“回来啦？泽岚一路辛苦，快进屋。”
李泽岚上前一步，递过手里的布包，语气自然又郑重：“爸，这是青川老乡自己做的手工豆豉，还有刚出的番茄味薯条，您和妈尝尝。”自6月1日青川婚礼后，他便彻底改口，这声“爸”说得坦荡，没有了此前的局促——苏家虽为“红二代”家庭，却从无门第之见，这份接纳让他心里踏实。
苏明远接过布包，随手放在廊下石桌上，笑着招呼两人进屋。堂屋内，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里的老人穿着军装，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如鹰，胸前佩戴着三枚军功章，正是苏晴的爷爷苏振邦——那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五年前去世时，前来吊唁的老战友挤满了胡同。照片旁没有华丽的装饰，只摆着一个旧军用水壶，壶身上刻着“苏振邦”三个字，壶嘴有些变形，是当年过草地时被炮弹碎片砸中的痕迹。
“爷爷的水壶，我爸一直留着，说这是苏家的‘传家宝’。”苏晴走到照片前，用软布轻轻擦拭相框，“爷爷常说，这水壶跟着他喝过雪山水、喝过稻田水，见证过老百姓从受苦到过好日子，比啥都金贵。”
这时，张慧端着一盘樱桃从厨房出来，她穿着素雅的棉麻连衣裙，戴着一对小巧的珍珠耳钉，头发梳得整齐，用一支翡翠发簪固定，举手投足间透着世家夫人的雍容，却又带着寻常母亲的温和：“泽岚、小晴，快坐，刚买的樱桃，甜着呢。”
“妈，您别忙了，我们不累。”李泽岚起身打招呼，这声“妈”让张慧笑得眉眼弯弯，连忙把樱桃盘放在桌上，又转身去倒茶：“路上坐高铁久了，喝点茶解解乏，这是你爸特意让人从杭州捎来的明前龙井。”
苏明远坐在沙发上，看着李泽岚，语气沉稳地开口：“泽岚，这次调你去农业部，是组织对你的认可，但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你在青石乡干了三年，知道老乡们最缺啥、最盼啥——缺技术、缺销路、缺靠谱的带头人，这些是基层的‘痛点’。但农业部面对的是全国农业发展的大盘子，你要尽快转变思路，把青石乡的‘小经验’，变成能推广的‘大办法’，不能只盯着一个乡的薯条厂。”
李泽岚认真点头：“爸，我明白。在青石乡时，我发现很多农村产业都卡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上面的政策很好，但到了基层，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执行走样。以后到了农业部，我会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也会推动政策更接地气，让老乡们真正受益。”
苏明远满意地点头，从书房拿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递给李泽岚：“这里面是你爷爷生前整理的笔记，他当年在陕北搞大生产，在河北推广农业技术，笔记里记的全是田间地头的‘土办法’——怎么教老乡选种、怎么修水渠省水、怎么跟老乡打交道才能让他们信服。没有大道理，却都是实在经验，或许能帮你更快找到‘基层’和‘宏观’的结合点。”
李泽岚双手接过信封，指尖触到纸张的粗糙质感，仿佛能感受到老红军当年在油灯下记录的场景——笔记纸页泛黄，边缘有些磨损，上面的字迹遒劲有力，偶尔还有几滴褐色的污渍，是当年不小心溅上的泥水。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沓笔记，更是苏家“为民务实”家风的传承，是苏明远和张慧对他的期许。
当天下午，按照苏明远的安排，李泽岚和苏晴先去拜访第一位老战友——住在隔壁胡同的赵志远。赵家的院子比苏家更朴素，院门口种着两棵老槐树，树荫下摆着一张石桌、两把石凳，石桌上还放着没下完的象棋。听到敲门声，赵志远的老伴打开院门，她穿着蓝布褂子，头发花白却梳得整齐，笑着招呼：“小晴、泽岚来啦！快进来，老赵一早就念叨你们，说要给泽岚讲讲当年搞合作社的门道。”
赵志远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看《农村工作通讯》，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时不时在报纸上划重点。他今年82岁，身形有些佝偻，却精神矍铄，看到两人进来，立刻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笑着起身：“泽岚，可算把你盼来了！你在青川搞的‘党建+合作社+农户’，我听明远说了，这路子走得对！当年我在河北搞农业合作社，跟你现在差不多，都是从‘让老乡信得过’开始的。”
赵志远拉着李泽岚坐在藤椅上，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对面，打开了话匣子。他1939年参军，跟苏振邦在同一个连，后来一起转业到地方，深耕农业领域几十年，退休前是农业部副部长。“那时候搞合作社，比现在难多了。老乡们刚分了土地，对‘集体’俩字犯嘀咕，怕把地交出去，最后啥也落不着。”赵志远手里比划着，眼神里带着回忆的光芒，“我和你爷爷，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白天帮老乡种地、收粮，晚上就在煤油灯底下算账——把合作社的盈利怎么分、风险怎么担，一笔一笔算清楚，让老乡们看得明明白白。后来，第一批入社的老乡挣了钱，其他人一看，主动找上门来，合作社就慢慢搞起来了。”
他从里屋拿出一个旧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本泛黄的工作手册，封面上写着“农业合作社工作笔记 1958-1980”。“这是我当年的笔记，里面记了不少‘土办法’——比如怎么选合作社带头人，要选‘家里穷、肯吃苦、威望高’的；比如怎么定分红比例，要让老乡‘多劳多得，少劳不少得’；还有怎么跟企业打交道，不能让企业把利润都赚走，得给老乡留足甜头。”赵志远把手册递给李泽岚，“你拿去看，说不定能用上。到了农业部，别总坐在办公室看报表，多下去跑跑，脚踩在泥土里，才能知道政策合不合老乡的心意。”
李泽岚接过手册，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还有不少手绘的合作社组织结构图、分红计算表，甚至还有老乡们的签名画押。他知道，这本手册比任何政策文件都珍贵，连忙道谢：“赵爷爷，谢谢您，这本笔记我一定好好学，以后有不懂的，还得向您请教。”
“请教啥，都是为了老乡们好。”赵志远摆摆手，又跟李泽岚聊起现在的农村产业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搞合作社，搞着搞着就变味了——要么成了村干部的‘私人企业’，要么被外来资本控制，老乡们只能挣点辛苦钱。你在青石乡做得好，守住了‘老乡利益第一’的底线，以后在农业部制定政策，一定要把这一条写进去，让合作社真正成为老乡们的‘靠山’。”
从赵家出来时，已是傍晚。赵志远的老伴非要塞给他们一袋子自己腌的咸鸭蛋，笑着说：“泽岚，拿着尝尝，这是你赵爷爷教我腌的，跟当年他在河北给老乡们腌的一个味。以后常来，让你赵爷爷多给你讲讲农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