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微光寻路
表姨家的日子，安静得让人心慌。
这里没有猪叫，没有邻居的喧哗，只有山风穿过竹林的声音和偶尔的鸡鸣犬吠。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成了对刘大芳耐心和意志的煎熬。她帮着表姨做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劈柴、喂鸡、择菜，动作机械，心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她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下去了。赵警官那边的“阻力”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她知道，必须自己另寻出路。
媒体。这个词对她来说，遥远而陌生。她平时看的电视最多就是地方台的天气预报和狗血连续剧，报纸更是多年没摸过。怎么找记者？记者会相信她吗？她该怎么说？
第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她需要获取信息，需要联系外界，而她手里只有一部老旧的功能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发短信。
她试探着问表姨家里有没有电脑，或者能上网的手机。表姨茫然地摇摇头：“那玩意儿，俺家没有，小卖部老王家儿子好像有，说是能打游戏。”
刘大芳心里一沉。这条路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似乎走不通。
她捏着口袋里那薄薄的银行卡和几百块现金，做出了决定：必须去一个有网吧、或者至少通讯更发达的地方。最近的，就是她来时经过的那个邻县县城。
她以“想去县城买点东西”为由，向表姨打听好了去县城的班车时间。第二天一早，她再次踏上了颠簸的班车。
邻县县城比她老家的县城看起来还要破旧一些，但至少有了网吧的招牌。刘大芳在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小网吧，犹豫了很久，才像做贼一样走进去。
里面烟雾缭绕，坐满了大多是年轻男孩，都在噼里啪啦地打着游戏。网管是个打着哈欠的小姑娘，看了刘大芳一眼，似乎有些诧异这个年纪的妇女会来网吧。
“上网？”网管懒洋洋地问。
“嗯……多少钱一小时？”
“三块。”
刘大芳心疼地掏出三块钱：“我先上一个小时。”
她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面对着陌生的电脑屏幕，手足无措。她只在很多年前，在李进工作的畜牧局见过别人用电脑，自己几乎没碰过。
旁边一个看起来像学生的男孩看她笨拙的样子，好心问道：“阿姨，你要干啥？我帮你。”
刘大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小伙子，我……我想找记者，就是……能曝光坏人的那种电视台或者报纸，该怎么找？”
男孩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是这种需求。他挠挠头：“曝光啊……那得找有名的媒体才行。你可以上网搜搜，比如省台的‘民生热线’，或者一些大报纸的爆料网站。”
在男孩的帮助下，刘大芳第一次打开了搜索引擎。她颤抖着手指，一个键一个键地敲下：“省电视台 举报电话”、“xx日报 记者联系方式”、“曝光黑心商家 找哪个部门”。
屏幕上跳出了一大堆信息，真伪难辨。有官方的热线电话，也有一些看起来像是自媒体或者维权网站的联系方式。刘大芳看得眼花缭乱，心里既激动又茫然。
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小本子和笔——这是她从李进的“书桌”上拿的，开始笨拙地抄写那些电话号码和网站地址。她的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网管提示时间到了。刘大芳看着本子上抄下的十几个联系方式，像握着一把不知能否打开生门的钥匙。
她离开了网吧，找到一个安静的街角，用她的老手机，开始尝试拨打那些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省电视台公布的“新闻热线”。响了很久才接通，是一个语气程式化的女声。
“你好，xx卫视新闻热线。”
“你……你好，我……我要举报……”刘大芳紧张得结结巴巴。
“请问你要举报什么内容？请简单说明。”
“我举报我们镇上一个兽药店老板，卖假药，还……还可能逼死了我男人！”
“请问具体地点是哪里？有证据吗？”
“有！我有录音！有日记！”
“好的，情况我们记录了。但这类涉及基层具体纠纷和可能涉及司法的问题，建议您首先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如果他们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或者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您可以再向我们提供详细材料。”
“可是……可是当地有阻力啊！”刘大芳急了。
“对不起，我们主要是报道具有普遍社会关注度的新闻事件。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会有专人审核，如果需要跟进，会联系您。请保持电话畅通。”
说完，那边似乎就挂断了，或者把她转入了等待。刘大芳听着话筒里的忙音，心凉了半截。
她不甘心，又按照本子上的号码，打给了一个听起来像是都市报的热线。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记者，听起来年轻些，耐心听她说了几分钟。
“大姐，你这个情况听起来确实很值得同情。但是，我们现在报道这类新闻，需要非常扎实的证据链，尤其是涉及到人员死亡这种严重后果的。你只有录音和日记，恐怕还不够。而且，跨地区报道，我们需要走流程，还要和你们当地宣传部门沟通，很麻烦……”
记者的语气带着一种现实的无奈。
“那……那怎么办？就没人管了吗？”刘大芳带着哭腔问。
“这样吧，大姐，你把你的基本情况和证据，简单写一下，发到我们报社的爆料邮箱。我看到了会转给相关部门的同事。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报道。”
邮箱？刘大芳又懵了。她不会用邮箱。
接连的挫折让她浑身发冷。她蹲在街角，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遗弃的尘埃，她的苦难和呐喊，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微不可闻。
难道这条路也行不通吗？
她不甘心！她翻着本子，看到几个在网上查到的、号称是“专业维权”、“曝光黑幕”的自媒体或者网站的联系方式。这些名字听起来似乎更“厉害”，更“无所畏惧”。
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一个号称“中原正义之声”网站的电话。
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粗犷、语速很快的男人。
“喂？哪位？”
“你……你好，是‘正义之声’吗？我……我有冤情要曝光！”
“什么冤情？慢慢说！”对方似乎来了兴趣。
刘大芳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语无伦次地把自己的遭遇又说了一遍，重点强调了张建国卖假药、威胁、李进含冤自杀、当地有阻力等等。
对方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大姐，你这个事，听起来很有典型性啊！黑心商人，官商勾结，逼死人命！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刘大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充满了希望：“真的？你们能报道吗？”
“能！当然能！我们就是为民请命的！”对方语气激昂，“但是大姐，你也知道，我们做这种深度调查报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记者出差、暗访、整理材料，都是需要成本的……”
刘大芳的心微微一沉：“成本……要多少钱？”
“这个嘛，看情况。像你这种跨地区的，情况又比较复杂的，起码得先有个几千块的启动经费吧。后续如果调查顺利，需要更大版面报道或者动用更多关系，可能还需要一些。不过你放心，只要报道出来，引起了上面的重视，扳倒了那些坏人，你这点投入绝对是值得的！”
要钱……
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破了刘大芳刚刚升起的希望气球。她想起了很多关于诈骗的传闻。
“我……我没那么多钱……”她低声说。
“大姐，想想你死去的丈夫！想想你受的委屈！钱是身外之物，公道自在人心啊！这样吧，你先打两千块过来，我们马上派记者下去调查！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方的语气变得急切而富有煽动性。
刘大芳听着电话那头蛊惑的声音，又看了看自己记下的那些正规媒体联系方式，心里突然清醒了一些。
她虽然没文化，但不傻。这种开口就要钱、承诺得天花乱坠的，多半不靠谱。就算不是骗子，恐怕也只是想利用她的悲惨遭遇博取眼球和利益，未必真的能帮她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我再想想吧。”她说完，匆匆挂断了电话。
蹲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刘大芳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孤独。正规渠道门槛高，流程复杂；“野路子”又充满了陷阱和铜臭气。她像一个在黑暗迷宫里乱撞的困兽，看得见远处似乎有光，却怎么也找不到通往光明的路径。
她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去求那个“中原正义之声”，把卖猪的钱寄给他们，赌一个渺茫的希望？
或者，继续回到那个山村，绝望地等待县公安局那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进展”？
冰冷的绝望，再次一点点吞噬着她。
她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泪水无声地滑落。
“李进……路在哪儿啊……你告诉我，路到底在哪儿……”她喃喃自语。
没有人回答。
只有城市喧嚣的车流声，冷漠地将她的无助吞没。
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
街角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刘大芳却感觉不到冷，心里的冰窟远比这外界更寒。她像个游魂一样，在邻县县城陌生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抄满了电话号码、却仿佛毫无用处的小本子。
正规媒体的门槛，“野路子”媒体的铜臭，像两堵高墙，将她牢牢困在中间。她口袋里的银行卡像一块烧红的铁，烫得她心慌。那是她和孩子最后的保障，也是她实现计划的唯一资本，她不敢，也不能轻易交给那些听起来就不靠谱的人。
难道真的山穷水尽了？
她走到一个报刊亭前，目光无意识地扫过那些琳琅满目的杂志和报纸。突然，一份省城发行的、名叫《民声周报》的报纸引起了她的注意。报纸的头版一角，用不算醒目的字体印着一行字：“记者调查：农村假兽药泛滥，养殖户血本无归。”
她的心脏猛地一跳！几乎是扑过去，抓起那份报纸，颤抖着翻到对应的版面。
那是一篇不算太长的报道，记者暗访了几个地方的兽药市场，揭露了一些销售伪劣兽药的现象，采访了受损的养殖户，也引用了相关法规。文章的语气客观、克制，但字里行间透着对受害农民的同情和对黑心商贩的谴责。
这篇报道，像一道微光，瞬间照亮了她混沌的脑海！
这个记者！这个写报道的记者！他关注这个事情！他懂行！
她急切地在文章末尾寻找记者的名字——“本报记者：宋清河”。
宋清河。她默默记下这个名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买下了这份报纸，像捧着圣旨一样，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公共电话亭（她不敢再用自己的手机频繁拨打陌生号码）。按照报纸上印的报社总机号码，她拨了过去。
“你好，找哪位？”接线员问。
“我……我找宋清河，宋记者。”
“请稍等。”
电话被转接，刘大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几声忙音后，一个温和、沉稳的男声接起了电话：“你好，我是宋清河。”
“宋……宋记者，你好！”刘大芳激动得声音发颤，“我……我看了你写的那个假兽药的报道！写得太好了！我……我男人也是被卖假药的给害了！他……他上吊自杀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随即宋清河的声音变得更加认真：“大姐，您别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刘大芳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并且可能被理解的对象，她强忍着哽咽，尽可能清晰地把李进如何发现张建国假药、如何被威胁、如何挨了耳光后上吊自杀、她如何发现日记和录音、去县公安局报案遇到阻力、以及她走投无路寻求媒体帮助却四处碰壁的经历，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她说了很久，宋清河在电话那头一直静静地听着，偶尔插问一两个关键细节，比如录音的具体内容、日记里“小心张”的记载、张建国的背景、县公安局的初步调查结论等。
听完刘大芳的叙述，宋清河沉吟了片刻，说道：“刘大姐，您反映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属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药案，更牵扯到可能由假药间接引发的人命案，以及背后是否存在保护伞的问题。这比我之前报道的那个案例要复杂和深刻得多。”
“宋记者，我说的都是真的！证据我都留着！我敢对天发誓！”刘大芳急切地保证。
“我相信您。”宋清河的语气很肯定，“但是，正因为它严重和复杂，我们报道起来就需要更加谨慎，证据必须确凿，调查必须扎实。您提到的录音和日记是非常关键的线索，但正如警方所说，还需要更完整的证据链。”
刘大芳的心又沉了下去：“那……那还是没办法吗？”
“不，有办法。”宋清河话锋一转，语气坚定起来，“这样的题材，正是我们作为媒体应该去关注和挖掘的。它触及了农村社会治理、市场监督、基层法治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刘大姐，您愿意相信我吗？如果您愿意，我希望能够对您进行一次正式的、深入的采访，并且，基于您提供的线索，进行独立的调查核实。”
“愿意！我愿意！”刘大芳几乎要哭出来，“宋记者，我信你！我只信你！”
“好。不过，我需要当面见您，查看您所有的原始证据，并且详细记录您的陈述。您看您方便来省城吗？或者告诉我您现在的地址，我过去找您也可以。”宋清河考虑得很周到。
省城？刘大芳心里一紧。那意味着更多的花费和更陌生的环境。但比起见到记者的迫切，这都不算什么。
“我……我去省城！我去找你！”她毫不犹豫地说。
“那好。您记一下我的手机号码，到了省城直接联系我。路上注意安全，保护好证据。”宋清河把自己的手机号报给了刘大芳。
挂了电话，刘大芳靠着电话亭，大口喘着气，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但这一次，是希望的泪水。
宋清河！这个素未谋面的记者，他的沉稳、他的专业、他话语里的那份正义感和共情，像一只有力的大手，将几乎溺亡的她，从绝望的深渊里猛地拉出了一截。
她不敢耽搁，立刻赶到汽车站，买了一张最快前往省城的长途汽车票。坐在候车室里，她紧紧抱着装着证据的帆布包和那份《民声周报》，感觉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
几个小时后，汽车驶入了繁华而陌生的省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让刘大芳感到一阵眩晕和渺小。但她没有时间害怕，按照记下的地址，挤上公交车，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民声周报》所在的办公楼。
在报社楼下，她再次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宋清河。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朴素夹克、戴着眼镜、年纪约莫三十五六岁、看起来文质彬彬却眼神锐利的男人从大楼里快步走了出来。他目光扫视了一圈，很快锁定了站在门口、神情局促不安的刘大芳。
“是刘大芳大姐吗？”他走上前，伸出手，“我是宋清河。”
“宋记者！是我！是我！”刘大芳激动地握住他的手，那手温暖而有力。
宋清河将刘大芳带到了报社附近的一家安静的茶馆包间。坐下后，他没有过多寒暄，直接进入了正题。
“刘大姐，现在，请把您所有的证据，都给我看看。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刘大芳郑重地拿出那个用塑料袋包裹了好几层的日记本和录音磁带，像交出自己性命一般，递到了宋清河面前。
宋清河先戴上了白手套，然后极其小心地翻开日记本，一页一页，看得非常仔细。他的表情随着阅读的内容而不断变化，时而凝重，时而愤怒，时而叹息。当他看到“天黑，请闭眼”和那模糊的“小心张”时，眉头紧紧锁在了一起。
看完日记，他又拿出一个专业的便携式录音播放设备，将磁带放了进去。李进和张建国那场决定命运的对话，在安静的包间里清晰地回荡。
听完录音，宋清河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脸上是压抑着的怒火和深沉的悲哀。
“畜生！”他低声骂了一句，这是刘大芳见到他以来，他第一次流露出如此明显的情绪。
“刘大姐，”他重新戴上眼镜，看向刘大芳，眼神里充满了尊重和坚定，“您受苦了，李进大哥……受委屈了。您提供的这些证据，非常有力！虽然像警方说的，暂时无法直接证明张建国杀人，但足以勾勒出一个黑心商人利用伪劣产品牟利，并对坚持原则者进行威胁恐吓的清晰图像！这背后折射出的基层监管缺失和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空间，更是触目惊心！”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这个报道，我做定了！而且，不仅要报道，我们还要借助这个案例，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会立刻着手两件事：第一，对您进行深度采访，形成详实的文字材料；第二，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会尽快安排去你们县和镇进行暗访，核实张建国销售假药的情况，并调查他背后的‘关系网’！”
刘大芳听着宋清河条理清晰、充满力量的话语，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这一次，她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宋记者，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她哽咽着，几乎要跪下。
宋清河赶紧扶住她：“刘大姐，别这样！这是我们记者应该做的。揭露黑暗，守望公平，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您和李进大哥，才是真正的勇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宋清河对刘大芳进行了一次极其详尽的采访。他问得非常细，从李进的性格、经历，到夫妻日常的相处，再到与张建国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与刘老栓的矛盾，去县公安局报案的全过程……他都一一记录、核实。
刘大芳也彻底打开了心扉，将所有的痛苦、委屈、愤怒和希望，都倾吐了出来。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宋清河帮刘大芳在报社附近找了一家便宜但干净的小旅馆住下，并塞给她一些钱作为生活费。
“刘大姐，您先在这里安心住下，相对安全。我这边会尽快行动。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电话联系。相信我，真相，一定会大白的！”
看着宋清河充满信心的眼神，刘大芳用力地点了点头。
送走宋记者，刘大芳独自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省城璀璨的灯火，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一天，她经历了从绝望的谷底到希望的山巅。
前路依然凶险，宋记者的调查也未必会一帆风顺。
但此刻，她的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力量和光亮。
她不再是那个只能在猪圈边哭泣的农妇，她是一个手握证据、寻求公道的抗争者！
她相信，李进在天之灵，一定也在注视着这一切。
天，似乎真的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