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揣着那两万块钱，像揣了个烧红的煤球，连夜就扒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
从广州到重庆，坐最快的车也得晃荡一天两夜。
车厢里那股味儿就别提了，汗臭、脚臭、泡面味儿，还有不知道谁家孩子拉在裤子里的味儿，几种味道拧成一股绳，一个劲儿往你鼻子里钻。
我瘸着腿，好不容易挤到个靠窗的位置，屁股还没坐热，对面就坐下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文质彬彬，手里还捧着本《读者》。
我一看这派头，心里就踏实了，文化人嘛，总归安全点。
结果没过两分钟，他就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同志，要盘吗？最新的，香港原装，保证有你想看的内容。”
我斜眼一看，他袖子里滑出几张光盘的角，封面上花花绿绿的，全是些穿着三点式的洋妞。
我当时就火了，我陈默好歹也是个考古系的副教授，虽然是落魄了点，但也是知识分子。
我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人吗？”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见过我这么不上道的。
我清了清嗓子，凑过去压低声音：“……有没有小日子那边的？”
一路鸡飞狗跳，总算是熬回了重庆。
下了火车，闻着空气里那股熟悉的味儿，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没敢耽搁，直接搭上了去奉节的船。
在奉节码头，我没费多大劲就打听到了水生和耗子的下落。
有人告诉我，这俩货现在是码头上的“钉子户”，别人都忙着找关系、拿补偿款，准备搬迁，就他俩，还守着那条破船，天天在江里打鱼，打上来的鱼就地卖给江边的饭馆，日子过得倒是比谁都逍遥。
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俩人正蹲在船头，就着一盘油炸小鱼，一人吹一瓶山城啤酒。
水生还是那副老样子，晒得跟块黑炭似的，穿着条大裤衩，光着膀子，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像江里的石头。
耗子瘦了点，但精神头还不错，嘴里叼着根烟，正唾沫横飞地跟水生吹牛，说他当年在部队怎么用一包炸药炸开一个山头。
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咳了一声。
耗子回头一看是我，嘴里的烟“啪嗒”一下就掉在了甲板上，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我操！教……教授？你还知道回来的？我都快以为你卷款跑路了”。
水生也站了起来，没说话，只是上上下下打量我，目光最后落在我那条瘸腿上，眉头皱了皱。
我嘿嘿一笑，把手伸进怀里，掏出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往他俩面前的甲板上一扔。
“啪”的一声，信封口开了，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散了出来，晃眼。
耗子的眼珠子当时就直了，他捡起一张，对着太阳照了半天，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结结巴巴地说：“我的亲娘……这……这钱是真的？”
“废话，”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姿势那叫个霸气，“老子这次去南方，可是遭了老罪了。走，别在这喝西北风了，今天我请客，全奉节最好的馆子，随便点！”
我这话一说，耗子当场就蹦了起来，嗷嗷叫着像个得了失心疯的猴子。
水生倒是还稳得住，他走过去，把散开的钱一张张捡起来，重新塞回信封，然后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腿怎么了？”
“没事，”我摆摆手，不想多说，“小事。”
水生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只是默默地跳到岸上。
我们找了家叫“江景第一楼”的饭店，在二楼挑了个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滚滚东去的长江水。
我把菜单往桌子中间一拍，豪气干云地对耗子说：“想吃什么点什么，别给哥省钱。”
耗子也不客气，专挑贵的点，什么长江刀鱼、清蒸甲鱼、干烧肥肠……点到最后，连饭店老板都亲自跑过来，点头哈腰地问我们是不是上面下来视察的领导。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耗子喝得满脸通红，搂着我的肩膀，舌头都大了：“哥，你是我亲哥！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这次去南方，给兄弟说说，让兄弟开开眼。”
我打了个酒嗝，把在广州遇到黄海的事，掐头去尾，添油加醋地给他们讲了一遍。
我没说被人追杀、没说遭的那些罪，更没提黄海那个关于眼珠子的警告。
我只说我运气好，碰上个香港来的大老板，看上了咱手里的“货”，愿意出大价钱投资，跟咱们合伙干一票大的。
“多大？”耗子紧张地问。
我伸出五根手指头。
“五……五万？”耗子倒吸一口凉气。
“那是预付款，”我把装钱的信封拍在桌子上，“这只是头款，两万。事成之后，利润咱跟老板五五开。到时候，别说五万，五十万都不在话下！”
耗子的呼吸都粗重了，他看着那信封，眼神里全是渴望。
我转头看向一直闷头喝酒的水生：“水生，你怎么看？”
水生放下酒杯，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亮。
他没看那钱，而是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才开口，声音有点沙哑：“那老板，是做什么的？”
“搞……搞进出口贸易的，”我含糊地说，“路子很野，黑白两道通吃。”
“他要我们做什么？”
“还是老本行，”我压低声音，“下水，捞东西。不过这次的目标，不是铁棺峡那种小打小闹，是座真正的水下大墓，明朝一个将军的墓，里面全是金银珠宝。”
我说完，包厢里陷入了一片沉默。
只有耗子“咕咚”咽口水的声音。
过了半晌，我清了清嗓子，把早就想好的话说出了口：“兄弟们，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这笔买卖，风险大，油水也大。我陈默不是不讲义气的人，现在给你们两条路选。”
我把信封里的钱拿出来，分成两沓，一沓厚，一沓薄。
“第一条路，这两万块钱，咱们按约定好的分了。水生你拿八千，耗子你拿六千，我拿六千。钱到手，咱们的草台班子就地解散，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们拿着钱，是回老家买房娶媳妇，还是去城里做点小买卖，都随你们。”
耗子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叠厚的钱，喉结上下滚动。
“第二条路，”我把那叠薄的往前推了推，大概一万块，“咱们把这一万分了，水生四千，耗子三千，我三千，先拿去改善改善生活。剩下的一万，留作本钱，升级咱们的船，买新设备。然后，跟着我，再干一票大的。成了，咱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要是不成……”
我没说下去，但他们都懂。
不成，就是把命留在长江底下。
我点上一根烟，靠在椅子上，不再说话，把决定权交给了他们。
这是我跟黄海的赌约，现在，我又把这个赌局，搬到了他们面前。
耗子纠结得脸都快拧成一团麻花了。
他一会儿看看钱，一会儿看看我，嘴里念念有词：“富贵险中求，不怕没柴烧……不对，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娘的，乱套了。”
我知道，关键在水生。
水生一直没说话，只是端起酒杯，把杯里剩下的酒一口喝干。
烈酒下肚，他那张黝黑的脸上泛起一层红光。
他把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钱，我不要。”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上。
我和耗子都愣住了。
“船太破了，”水生看着我，眼睛里没有贪婪，只有一种我熟悉的、属于船工的执拗，“现在的船，就是个铁皮棺材。一万块，不够。”
我心里一沉，以为他要撂挑子。
“不够？”
“不够。”水生言简意赅，“发动机要换，船底要加固，声呐、潜水设备，都得是好的。两万块，全都投进去，也只够打个底。”
耗子一听急了：“水生哥，你疯了？两万块全投进去？那咱们喝西北风啊？万一……万一打了水漂，咱们可就真成穷光蛋了！”
水生没理他，只是盯着我：“陈默，你告诉我，这次去的地方，是不是回龙沱？”
我心里咯噔一下，黄海只跟我提过这个地名，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细说。
“你怎么知道？”
“我在那附近捞起过一片很奇怪的青铜碎片，上面刻的纹路就是玉琮上的蝌蚪文，而且还有一圈一圈类似波纹的纹路。”水生的声音变得很低沉，像是从江底冒出来的。
“我捞回去的当夜，家里的鸡莫名其妙的全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包厢里的温度，仿佛瞬间降了好几度。
耗子吓得一哆嗦，手里的筷子都掉地上了。
我后背的汗也冒了出来。
眼睛……那一圈圈的刻纹一定是黄海说的眼睛！
我强作镇定，干笑两声：“嗨，不就是些封建迷信的传说嘛，当不得真。咱们是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相信科学。”
水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他没再追问，只是拿起桌上那两沓钱，合成一沓，推到我面前。
“干。”他只说了一个字。
耗子见水生都表了态，也把心一横，一拍大腿：“干就干！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哥，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我看着他们俩，一个沉默如铁，一个咋呼如猴，再看看桌上那两万块“卖命钱”，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我像是那个在深渊边上钓鱼的人，不仅把自己当成了鱼饵，还顺手把两个兄弟也一起拴在了鱼钩上。
我端起酒杯，大声说：“好！为了咱们的下半辈子，干了！”
我们三个把杯子重重地碰到一起，酒花四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