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来的册子堆了半桌子，我和常恒对着墙上的地图标——这孩子才十一岁，他是常督军的独子。
他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孩子，与我所见过的官家子弟完全不同。他的早熟和早慧令人惊叹，仿佛他的心智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与那些官家孩子相比，他显得格外特别。
不仅如此，他还具备着精明的头脑，其程度甚至可以与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吏相媲美。他对于政务和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在同龄人中是非常罕见的。别人可能觉得这些事情枯燥乏味，但对他来说，却是充满乐趣和挑战的领域。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农业、工业、商业以及畜牧业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似乎只要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的事情，他都会心生喜爱。这种广泛的兴趣爱好使他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对各种领域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见解。
他不仅能够弄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机器，而且对基础建设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就在不久前，他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一个名为“环金城防御圈”的超级堡垒项目中。
然而，他对我却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敬意。这种敬意并非仅仅针对我个人，而是涵盖了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乞丐们。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无论面对的是谁，他都会以同样的尊重和谦逊相待。
这会儿他用手指点在靖远县的位置，指甲盖还带着点孩子气的圆润：“林叔，你看这儿，黄河决口三次了，去年冬天刚补的堤，今年汛期又裂了缝，得先修堤，不然修多少井都没用，水一来全淹了。武威那边地下水位深，本地的水先生说‘得挖三丈往下才见水’，得请懂打深井的人去，我手里有批从天津买的钻井工具，先往那边运。河西走廊、宁夏那边有大片荒地，就是石头多，离三叔的商道近，运工具方便，能先开荒。”
他说得条条是道，我摸着他的头笑：“你这小先生，比我懂行。”他却皱着眉摆手：“不是懂行，是有统计依据的”
最终我确定了开荒地点，张掖—临泽—高台黑河沿岸、酒泉金塔北大河下游、民勤湖区、宁夏平原西大滩—水洞沟、兰州—靖远黄河阶地、临洮—渭源黄土残塬六大片。
这孩子手里不光有资源，还有本清清楚楚的账，哪的粮够多少人吃，哪的工具能支应多少工地，他都记得门清。
我让常恒帮着调物资——他说那批洋镐洋锹是从天津通过租界运进来的，比本地铁匠打的铁镐轻一半，还结实，先紧着靖远和武威送。
又让常老三改了商队的路线，以前商队主要跑粮道，现在除了运粮，优先拉铁匠炉的工具、井绳、修堤用的麻包。常老三的驼工里有几个是从山西来的，祖传的打井手艺，我都抽出来当师傅，给他们双倍的工钱，让他们带着灾民学。
最难的是技术。挖渠不是挖沟，得懂水势，不然渠挖歪了，水引不过来，白费劲；修堤也不是堆土，得知道哪段该夯厚些，哪段该用石头垫，不然汛期一来还是塌。
我让各县知事去找本地的“水先生”——就是那些世代管灌溉的老农，有的能看地形，知道水往哪流，有的会算土方，知道多少土能垫起多少堤。找到后，给他们双倍的工票，让他们带徒弟，每个工棚里选十个年轻机灵的，跟着水先生学看地形、算土方，学不会的当天领不到粥，逼着他们上心。
常敬之请的德军顾问偶尔也会来工地转转。那顾问叫克虏伯，以前在德国陆军工程部待过，不懂水利，却懂工程管理。
他看灾民干活东一个西一个，就跟我说：“林先生，干活得分组，就像军队编小队，谁挖渠，谁运土，谁夯实，分工清楚了，效率才高。”我让他教工头分组，每个工棚编三个小队，一队挖，一队运，一队负责把土夯实，果然快了不少。
有次克虏伯看见灾民用手搬石头，摇着头让人去铁匠炉打了些铁撬棍，说“用工具，省力气”——这些洋法子，倒是真管用。
工地上的秩序靠老兵管。常敬之派了些征战多年的老兵来当工头，这些人脸上大多带疤，说话糙，却有威信。
灾民里有想偷懒的，老兵不打不骂，就站在他跟前，看着他，直到他拿起工具为止；有抢别人工具的，老兵就罚他当天领不到粥，让他蹲在边上看别人干活换粥，饿上一天，下次就老实了。
有次几个从外地来的流民，大概是没赶上工票，见着常家商队运粮的车路过工地，红了眼，拎着棍子就想哄抢。
管工棚的老兵叫王二柱，以前是常敬之手下的班长，胳膊上有个枪眼，他没慌，从腰里摸出个哨子，“嘀嘀”吹了两声。
工棚里的壮丁听见哨声，都拎着锄头洋镐围了过来——这些壮丁跟着王二柱晚上操练过，知道谁是给他们粥吃、给他们活干的人。那几个流民见势头不对，灰溜溜地跑了。从那以后，工地上再没出过抢东西的事。
修水利的同时，开荒也没停。黑河那边有大片荒地，以前是戈壁边缘，石头多，没人种。我让人把孤儿营的孩子暂时迁到那边的学棚，每个粥厂旁边搭个棚子，让孤儿住，请私塾先生教识字，退伍老兵教武艺。把孩子迁过去，一是让他们离工地远些，二是让老兵顺带照看着。
黑河的荒地得先清石头，再翻土。开头壮丁们也懒，觉得“这石头缝里长不出粮食，白费劲”。常恒又出了个主意，让“田亩入股”先在黑河试行——壮丁开多少地，就按三成算他的“股”，将来地里收了粮食，他能分三成，剩下的归省府统一调配，要是将来分田，这些开过荒的地，优先分给他。
这话传下去，工地上立马变了样。有个叫李铁牛的壮汉，以前是个佃户，黄河决口时房子被冲了，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张掖附近。他一天清了半亩地的石头，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染红了洋镐的木柄，还咧着嘴笑：“这地以后有我的份！多干点值！”他老婆也跟着捡小石头，孩子在边上帮着递水，一家老小都在地里忙，倒比以前在村里时还精神。
中间也出过错。武威那边有个县知事，急着要政绩，没找水先生，凭着感觉就让人打井，挖了三丈深还没见水。
灾民们不干了，围着工棚喊“官府骗我们”，有几个脾气暴的，还把洋镐往地上摔。得到消息的我连夜发电报过去。
让县知事没先跟灾民解释，直接把本地的水先生请到工地上，让他拿着罗盘在附近转。
水先生转了半晌，指着离原来打井处不远的一块地说：“这儿！往下挖，准见水！”县知事让人把工票拿出来，对灾民说：“先前是我们没找对地方，误了大家的工。现在重新挖，先前耽误的日子，工票照给，挖到水了，每人多补一张。”又让常恒调了台轻便的钻井机——是他从上海弄来的稀罕物，靠蒸汽带动，比人工挖得快，运了过去。
半个月后，钻井机“哐当”一声钻到了水层，井水“咕嘟咕嘟”冒出来，清得能照见人。
灾民们围着井哭，有个老太太掬起一捧水就往嘴里送，一边喝一边抹眼泪：“活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清的水……”我站在边上，看着井水映着日头，晃得人眼晕，忽然觉得，这苦日子，或许真能熬过去。
转眼半年过去。靖远的河堤修好了半段，今年五月份决口的地方加了石夯，用的是从附近山上采的青石；武威打了三十多口井，有几口是深井，用常恒的钻井机挖的。
灾民脸上渐渐有了点肉，眼窝不那么陷了，说话也有了力气。工棚里晚上不再是唉声叹气，能听见王二柱他们教操练的喊叫声：“一二一！把腰挺直了！”学棚里的孩子也敢大声背书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声音能飘出半条街。
常敬之上个月来金城的工地看了趟。他没穿军大衣，就穿了件灰布褂子，蹲在新修的渠边，用手摸了摸渠壁的土——是用夯夯实的，硬得像石头。他没说话，就蹲了半晌，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比平时重些：“林省长，你干得不错。”
常老三前几天运粮过来，跟我说：“林省长，商队现在不光运粮了，天水，陇南那边灾民种的菜，长得好，我让他们晒成干菜，我让人往陕西运，能换不少工具。”他还从马背上解下个布包，里面是些新打的铁犁：“这是那边产的农具，比咱们本地的好用，先给天水、陇南送了五十张。”
我站在黄土坡上，看着远处田埂上扛着锄头的人，看着井边挑水的妇人，风还是刮沙，扑在脸上依旧疼，可心里踏实。我不知道灾荒还要持续多少年，路还长，说不定明年又有蝗灾，后年黄河又要闹脾气。可至少我不是在等，不是在盼着天可怜见，我是在干——带着灾民挖井，修渠，开荒。
以后青史怎么写，我不知道。或许根本没人记着民国十二年有个叫林锡光的福建人在甘肃干过这些事。可这片土地会记得——记得靖远那段河堤是谁垒的石头，记得武威那口井是谁挖的，记得那片荒地是谁主导开垦的。
有这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