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傅水恒去总部抗大分校讲课的第四天，一封不同寻常的电报由旅部转到了团部。
当时我正与傅必元政委核对本月粮秣消耗，译电员小王几乎是跑着冲进会议室，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参谋长！政委！总部转来的，加急电！是、是团长从抗大发的！”
我接过电文纸，傅政委也凑过头来。电文比往常要长，傅团长的字迹透过译电员的笔力依然能看出那份特有的沉稳：
“陈、傅：三日授课已于昨日结束。末节课时，恰逢国际记者访问团至分校参观，偶然旁听，兴趣浓厚。课后，记者团负责人，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先生等，主动要求采访，历时半日。彼等对敌后抗战，尤其对我部摸索之新战术极为关注，提问甚详。此事恐将见诸外媒，影响未知。总部指示，积极配合，实事求是，展现我敌后军民真实抗战之决心与智慧。我明日返部。详情面谈。水恒。”
室内有瞬间的寂静。
“国际记者？”傅政委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惊奇，随即化为喜悦，“好事啊！老傅这是要出名了！出大名了！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咱八路军在敌后是怎么打鬼子的！”
我放下电文，走到窗前，心情却比政委要复杂些。国际瞩目，意味着鲜花，也可能带来暗箭。团长那句“影响未知”，道出了其中的微妙。
“是机遇，也是考验。”我转过身，“这些记者，笔杆子比枪炮还厉害。他们怎么写，关系到外界怎么看待我们这支队伍，乃至我们整个敌后抗战。”
“对头！”傅政委收敛了笑容，正色道，“老傅处理得好，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遮丑，这就是最好的态度。总部指示也明确。咱们得相信团长能把握好这个分寸。”
我点点头，思绪却已飘到了那深山中的抗大分校，想象着那一幕——穿着灰布军装、年轻得有些过分的傅水恒，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或许蓝眼高鼻、带着好奇与审视目光的国际友人，从容讲述着在这片苦难土地上用鲜血换来的战争智慧。那场景，定然极具冲击力。
后来，从团长以及当时陪同的旅部宣传干事零星的讲述中，我逐渐拼凑出了那日发生在抗大分校的完整图景。
那本是傅团长授课的最后一天。前三天的课程，已在学员中引起轰动。他讲的不是纸上谈兵，是独立团一次次在实战中验证、提炼出来的东西：小群多路的渗透侦察，精准狠辣的斩首突击，飘忽不定的机动游击，以及将有限技术装备（如少量炸药、改造的地雷、甚至土炮）与灵活战术结合的打法。他语言质朴，却逻辑严密，配合沙盘和实战案例，将一种迥异于传统阵地战的、充满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作战理念，清晰地呈现出来。
那天下午，他讲的是“特种作战中的心理运用与舆论造势”。课程已近尾声，他正结合一次拔除伪军据点的战斗，总结如何利用宣传攻势，瓦解敌军士气，争取当地民众。
“……所以，战斗不只在枪响之时。战前的情报搜集、对敌心理的把握、对民心的争取，战后的舆论控制、宣传解释，都是战斗的组成部分。我们武器不如人，就要在头脑上、在人心上胜过敌人。譬如那次打马家集伪军据点，我们……”
就在这时，教室后面一阵轻微的骚动。分校校长陪着几个人，悄无声息地从后门走了进来，在最后一排空位坐下了。来的大约有七八人，装束与学员们截然不同，有的穿着皮夹克，有的穿着呢子大衣，其中还有两位外国面孔，一人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目光锐利，另一人身材高大，拿着笔记本和相机。
学员们有些好奇地回头张望，但良好的纪律让他们很快又专注于讲台。傅团长只是讲课间隙抬眼瞥了一下，神色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语速都没有丝毫停顿，继续着他的讲解。于他而言，无论是总部的首长，还是陌生的访客，在课堂上，都只是聆听者。
他或许并不知道，进来的正是由总部领导亲自陪同、在根据地访问已有一周的国际记者团。他们原计划只是礼节性地参观一下这所着名的军校，感受一下教学气氛，并未安排具体听课行程。经过这间最大的教室时，听到里面传出的讲课声，翻译简单地解释了几句讲课内容，那位留着胡子的记者——后来知道正是埃德加·斯诺——立刻表现出浓厚兴趣，示意想进去听听。于是便有了这偶然的一幕。
他们起初只是站着，似乎打算听几分钟就走。但傅团长的讲课内容，显然抓住了他们。
翻译在一旁低声地、快速地做着同声传译。斯诺先生原本随意的站姿渐渐变得专注，他双手抱胸，身体微微前倾。贝特兰先生则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们听到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个个鲜活、甚至有些残酷的战例，听到的是如何在极端劣势下，用智慧与勇气去寻找胜利的可能，听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战争模式的、植根于中国土地的战争哲学。
傅团长讲到如何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制造假情报；讲到一次伏击战中，如何利用地形和少量炸药，制造出大军压境的声势，迫使一个小队的日军不战而退；讲到如何通过战斗结束后释放俘虏、救治日军伤兵，来贯彻政治攻势……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消灭敌人，并不仅仅指肉体上。”傅团长的声音清晰而平静，“瓦解其战斗意志，剥夺其作战能力，同样重要。我们的原则是：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具体到每一次战斗，我们要像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但从长远看，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失败是必然的。”
这些话，通过翻译，传递到几位国际记者的耳中。我看到斯诺先生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随即是深深的思索。贝特兰先生停下笔，抬头仔细打量着讲台上那个年轻的指挥员，似乎想从他身上找出某种答案。
原定十分钟的“旁听”，延长到了半小时，直至傅团长宣布“本节课到此结束”。
学员们起立敬礼。记者们却没有立刻离开。斯诺先生率先走上前去，通过翻译，直接对傅团长开口了，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赞叹与好奇：
“指挥官先生，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我是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您的讲课……极其精彩，令人震撼。我从未听过如此……独特的军事理论。它充满了东方的智慧和现实的适应性。恕我冒昧，您如此年轻，是如何总结出这些……嗯，如此行之有效的战法的？”
傅团长显然有些意外，但很快便恢复了镇定。他与陪同的校领导交换了一个眼神，得到肯定的示意后，才从容地回答：“斯诺先生，过奖了。这些并非我个人的创造，是无数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我只是作为一个实践者和总结者，把这些经验系统化，再分享给同志们。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每天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实践。”
他的回答不卑不亢，既点明了智慧的真正来源，也展现了集体的力量。
贝特兰先生也挤上前来，迫不及待地问：“您提到心理战和舆论，这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军事学科。在你们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是如何有效运用的？您认为这能改变战争的天平吗？”
“贝特兰先生，”傅团长看向这位英国记者，“条件困难，恰恰迫使我们更注重运用智慧和人心。枪炮能摧毁工事，但思想和舆论能穿透壁垒。我们相信，真理和正义是拥有力量的。让更多人，包括日本人民，了解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了解我们斗争的正义性，本身就是对日寇的沉重打击。这或许不能直接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但它能决定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最终将决定战争的结局。”
他的话语，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和道义的高度。几位记者听得频频点头，眼神中的兴趣愈发浓厚。
斯诺先生当即向陪同的总部领导提出：“我们能否对这位……傅团长，进行一次正式的采访？我们很想更深入地了解他的部队，了解他们是如何在敌后生存和战斗的。我们认为，这对于外界真实理解中国的抗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面对国际友人如此恳切的要求，总部领导经过短暂磋商，同意了。于是，一次计划外的、长达半天的深度采访，就在抗大分校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开始了。
采访的细节，傅团长回来后并未多谈，他只说：“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一个字没提。重点是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能在这里坚持战斗，讲清楚战士们的英勇和群众的牺牲支持。”
但我从旅部宣传干事那里，了解到一些片段。记者们的提问极其广泛而深入，从独立团的日常训练、后勤补给、兵员来源，到具体的战术战例、与群众的关系、对日军战术特点的分析，乃至傅团长个人的经历、对战争前景的看法。他们尤其对“特种作战”的概念表现出极大兴趣，追问这种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要害的战术，与八路军的群众性游击战是何关系。
傅团长耐心地一一解答。他不用华丽辞藻，只摆事实，讲数据，说案例。讲到牺牲的战友时，他会沉默片刻；讲到打得漂亮的胜仗时，他脸上也不见得意，只有冷静的分析。他反复强调：“我们不是天生的英雄，是被侵略者逼到了绝境，不得不拿起武器，用尽一切办法求生存、求胜利。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战术的灵感也来自于这片土地和斗争实践。”
他甚至应记者的要求，简单演示了如何利用沙盘进行战术推演，如何判断敌情、选择伏击点、安排撤退路线。他那熟练而精准的沙盘作业，再次让记者们惊叹不已。斯诺先生后来在发出的报道中写道：“……在这个偏僻山村的简陋教室里，我见到了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步兵战术专家之一。他的年轻与他的老练形成了奇特而令人信服的对比。他和他所代表的敌后抗日力量，正在用一种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书写着战争的新的篇章。”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记者们意犹未尽，与傅团长握手道别时，斯诺先生郑重地说：“傅团长，您和您的战士们所做的事情，应该被世界知道。你们不仅是在为中国的自由而战，也在为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侵略事业，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谢谢您！”
傅团长的回应依旧朴实：“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的本分。谢谢你们愿意来了解真实的情况。”
这一切，发生在傅团长授课的最后半天。当他次日傍晚风尘仆仆赶回独立团驻地时，那场引发总部乃至更高层面关注的国际采访，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依旧是那个沉稳、干练的团长。
我和傅政委迎上去，他先简单问了问团里这几天的情况，听我们汇报小王庄战斗的处置，点了点头，说了句“你们处理得很好”，便不再多言。直到晚上，在团部他那间兼作卧室的办公室里，就着一盏油灯，他才对我们稍微多说了几句。
“那些记者，很专业，问的问题都在点子上。”他喝了口热水，语气平静，“他们想知道真相，想知道我们凭什么能在敌后站稳脚跟，还能打胜仗。我跟他们讲了咱们的战士，讲了根据地的老百姓，也讲了一些具体的战例。有些东西，涉及到机密，我没说。”
“总部什么意思？”我更关心这个。
“总部态度明确，这是打破敌人舆论封锁的好机会。让我们实事求是，敢于展示。斯诺先生他们是有着正义感的记者，会客观报道的。”他顿了顿，看向我们，眼神深邃，“老陈，老傅，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打的每一仗，不仅仅是为了消灭眼前的敌人，也是在为整个中国的抗战局面，甚至是在为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增添砝码。以后，我们的眼光要放得更开一些。”
油灯的光芒跳跃着，映照着他年轻却已刻满风霜的脸庞。我和傅政委都沉默着，咀嚼着他的话。
几天后，我们通过地下交通站，设法弄到了一些外国报刊。在一份《泰晤士报》的角落，我们看到了一篇署名为詹姆斯·贝特兰的短讯，标题是《中国腹地的“幽灵”战术：年轻指挥官揭示敌后抗战新范式》。虽然只是片段，但其中对傅团长及其战术思想的描述，充满了惊奇与赞誉。
傅政委拿着那张剪报，反复看了好几遍，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看看！老傅！世界瞩目啊！咱们独立团，这回可真是露脸了！”
傅团长却只是接过剪报，粗略地扫了一眼，便放在了桌上，语气没有任何波澜：“虚名而已。鬼子不会因为报纸上夸我们几句就放下枪。该打的仗，一仗也不会少。接下来，我们要应对的，恐怕不只是黑岛联队了。”
他走到地图前，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华北战场：“名声出去了，是动力，更是压力。咱们得更强，打得更好，才能对得起这份关注，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对得起支撑我们的老百姓。”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地图上那纵横交错的等高线与敌我标识，心中了然。国际记者的到访与报道，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涟漪。但这涟漪之外，依旧是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现实。我们脚下的路，还很长，很险。
然而，这来自外界的、带着惊异与敬意的目光，终究像一缕微光，穿透了重重封锁，照进了这片被围困的土地。它让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的牺牲与奋斗，有人在看着，有人在记录着，更有人，在遥远的地方，为之动容，为之声援。
这或许，就是团长所说的，“舆论造势”那无声却磅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