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日，叶法善几乎足不出户，将那几页景教残卷翻来覆去地研读，逐字逐句推敲，试图从中找出更多线索。他甚至找来道馆里收藏的几本关于景教的零星记载，包括那本提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旧拓片，反复比对，越发确认眼前的残卷绝非正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上，分明写着“真主阿罗诃，判十字以定四方”“慈育群生，善贷且成”，虽有宗教表述，却也强调“慈育”“善贷”，与残卷的“以血献祭”判若云泥。叶法善甚至能想象出，当年传入的景教为了融入中土，曾努力吸收本土文化，才留下这样的碑文。
可如今的阿罗憾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教义极端化、暴力化，显然是别有用心。
“他们要的不是信仰，是战争。”叶法善在笔记上写下这句话。通过残卷的逻辑链条，他清晰地看到了阿罗憾的图谋：先用“末日”“救赎”恐吓百姓，再用“弃家弃祖”割裂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接着用“奉献钱财”榨干其价值，最后用“铲除异端”的口号煽动仇恨，将信徒变成只知服从的战争工具。
这模式与现代某些极端组织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件古代的外衣。作为穿越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模式的破坏力——它能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原本平和的社区变成充满仇恨的角斗场。
他还发现，残卷中反复强调“唯一真主”“绝对服从”，却绝口不提“责任”“良知”。比如只说“献给主就能得救”，却不说该如何对待他人；只说“长老的话就是主的话”，却不说长老犯错该怎么办。这种单方面的索取与绝对化的服从，正是邪教控制人心的典型手段。
“就像养蛊。”叶法善冷笑。先断其四肢（亲情、乡情、信仰），再灌以毒药（仇恨、狂热），最后放出咬人。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特意去了趟镇上的私塾，找到那位曾受他指点的老秀才，将残卷中“勿敬父母”“勿恋乡土”的句子抄给对方看。
老秀才看完，气得浑身发抖，拐杖重重地砸在地上：“混账！混账！这是什么鬼话！天地君亲师，五伦之根本，岂能说弃就弃？这要是传开来，天下不就乱了套了吗？”
“老先生觉得，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叶法善问道。
“要么是丧心病狂，要么是别有用心！”老秀才断然道，“你想啊，一个人要是连爹娘都不孝顺，连家乡都不爱，他还能爱谁？还能信谁？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背后肯定有人想搞事！”
老秀才的话印证了叶法善的猜测。这些歪理邪说的本质，就是瓦解社会的基本伦理，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他又去了趟王婆婆家，老人正在给远在边境的儿子缝棉衣。叶法善没敢说残卷的内容，只问：“婆婆，要是有人说，不用惦记儿子，不用管家乡，您信吗？”
王婆婆愣了愣，随即啐了一口：“说这话的准是个没良心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哪有不惦记的？家乡再穷也是根，忘了根，那不成飘萍了？”
叶法善心中一暖。是的，民心自有公论。这些融入骨血的情感与认知，不是几句歪理就能颠覆的。这或许就是玄阳子说的“民心如秤”。
但警惕并未因此减少。他知道，对于那些身处苦难、看不到希望的人来说，阿罗憾的谎言可能格外有诱惑力。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明知是假，却忍不住想靠近。
他开始更系统地整理应对之策：
其一，收集更多证据，尤其是景教残害百姓、囤积武器的实证，让官府无法再“和稀泥”；
其二，加强对本地百姓的教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忠孝节义、乡土之亲，增强他们的辨别力；
其三，联络周边的道观、寺庙、乡绅，形成联防之势，一旦发现景教信徒渗入，及时阻止；
其四，精进自身修为，尤其是雷法与步罡，若真有冲突，至少能保护身边的人。
这日傍晚，他正在演练雷法，掌心的电光已能稳定持续片刻，带着星力的锐劲。忽然看到大师兄李长风站在不远处，便收了势。
“师弟的雷法精进不少。”李长风走过来，“听说你最近在研究那些邪教的东西？”
叶法善点头，将残卷的内容简略说了说。
李长风听完，脸色铁青：“这些人简直不是人！若是敢来咱们这儿撒野，我一道天雷劈了他们！”
“师兄息怒。”叶法善道，“他们人多势众，且狡猾得很，硬拼不是办法。”
“那也不能任由他们胡闹！”李长风道，“我已跟几个师弟说好了，往后轮流去周边村镇巡查，一旦发现黑袍人，立刻报官，同时通知道馆。”
叶法善心中一暖：“多谢大师兄。”
“谢什么。”李长风拍了拍他的肩，“咱们修道之人，护一方平安本就是本分。只是……你也别太忧心，伤了身子。”
叶法善笑了笑。有师父的指点，有师兄的支持，有百姓的民心向背，他并非孤军奋战。
夜深人静，他再次翻开那些残卷，目光却已不再只有愤怒与警惕，更多了几分坚定。这些歪理邪说越是极端，越说明他们心虚——他们害怕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坚韧，害怕百姓心中的那杆秤。
“阿罗憾，你想拆了这根基，没那么容易。”叶法善将残卷锁进木箱，窗外的月光洒在他脸上，映出少年人特有的锐气。
他知道，这场无声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前路必然充满荆棘。但只要守住本心，守住脚下的土地，守住百姓心中的那份真善，再邪的邪说，也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而他，叶法善，愿意做那扫垃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