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镇军饷的风波刚刚平息，带来的余震尚未完全消散，一场关乎帝国财富再分配的更深层次较量，已在户部衙门和议会财政委员会的算盘声中，悄然拉开了序幕。这便是《统一税法》的制定。
此前的大明税制，沿袭旧朝，田赋、丁银、盐课、茶税、钞关税、市舶司税……名目繁多，征收标准不一，且享有免税、减税特权的功名士绅、皇亲国戚、卫所军官比比皆是。沉重的税负，实际上大部分压在了无特权的小农和新兴的工商业者身上。这不仅导致国库收入流失，更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加剧了社会不公。
周奎拿着厚厚一叠由户部年轻官员和议会专员联合调研撰写的《税制现状与改革方略》，在议会财政委员会上，痛陈积弊：“……臣等核算，若能将各类税赋合并简化，统一税率，并清理免税特权，国库岁入，可在不增加小民负担之基础上，至少增加三成！此乃利国利民，充盈国库之良策！”
他提出的《统一税法》草案核心在于：将主要税种简化为“田亩税”、“丁口税”、“工商营业税”三大类；确立“量能课税”原则，即按照土地多少、经营规模大小征税；严格限定并大幅削减免税特权范围，宗室、勋贵、官员按品级享有一定免税额度，超出部分一律课税；同时建立统一的税务稽核衙门，独立于地方官府，专司征税与稽查。
此议一出，无异于在特权阶层的巢穴里投下了惊雷。
最先炸锅的是遍布全国的士绅阶层。他们凭借功名享有的免税特权，是其维系地方影响力的经济根基。一旦此特权被剥夺或削弱，无异于釜底抽薪。
南京城内，几位致仕的尚书、侍郎府邸，一时间门庭若市，各地赶来“诉苦”、“问计”的士绅代表络绎不绝。他们联名撰写的“万言书”雪片般飞向通政司和都察院，书中引经据典，强调“士为四民之首，优免赋税乃朝廷尊贤养士之德政，岂可轻废？”，“若与商贾小民同列课税，斯文扫地，国将不国！”
都察院内，李守俊看着手中一份由江南数百名举人、生员联署的抗议书，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知道，这一次，反对新政的力量空前庞大且根基深厚。他无需亲自冲锋，只需在背后推波助澜。
很快，议会内部也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压力。许多本身出身士绅家庭，或与士绅集团关系密切的议员，态度变得暧昧不明，甚至在委员会讨论时，也开始对草案中关于清理免税特权的条款提出各种质疑和“补充建议”，试图将其模糊化、空洞化。
“此事牵涉太广，是否……循序渐进为好？”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的议员委婉道，“譬如，先厘清田亩，规范工商税，优免之事……容后再议？”
“绝不可行！”顾炎成深知其中要害，“税制之核心，在于公平！若不能触动特权，则所谓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最终负担仍将转嫁于平民！此乃原则问题，不容妥协！”
支持改革的议员与态度摇摆的议员之间，展开了异常艰难而激烈的拉锯战。每一个条款的修改，每一个数字的确定，都伴随着长时间的争吵和幕后的利益交换。
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在漕运、盐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旧势力，也趁机与士绅集团合流，四处散播“朝廷与民争利”、“新政乃苛政”的言论，试图将水搅浑。
就连皇宫大内，也感受到了这股风潮。一些宗室勋贵，通过宦官或后宫，向皇帝委婉表达了对“优免额度”过低的“担忧”。
天启帝朱由校再次陷入了两难。他深知税制改革对于充盈国库、强化中央权力的重要性，林川等人的方案也确实切中时弊。但他更清楚，士绅集团是维持皇权统治的重要基础，将其逼得太甚，恐生肘腋之变。
这一次，皇帝没有沉默，而是在一次听取内阁汇报时，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税法之改，关乎国计民生，亦关乎士林人心。当以稳固为上，不可操切。”
这句话，如同给反对改革的势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面对来自皇权、士绅、旧官僚的多重阻力，税法制定的进程骤然放缓，甚至一度陷入僵局。议会财政委员会内，争吵更加激烈，却难以达成有效共识。
林川意识到，这场博弈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超之前的任何一次。这不再是简单的政策之争，而是触及了整个统治阶层核心利益的深层变革。他召集周奎、顾炎成等人，调整了策略。
“正面强攻，阻力太大。”林川沉声道，“需分化瓦解，寻找盟友。”
在他的授意下，周奎等人开始重点联络那些虽出身士绅，但家族已较多涉足工商业的议员，以及来自工商业发达、但士绅势力相对薄弱地区的代表。向他们详细阐述统一税法、清理特权后，带来的市场公平和长远商业利益。
同时，《大明公报》连续刊发文章，不再空谈“公平”大义，而是用具体数据，对比拥有大量田产的士绅与仅有薄田的自耕农之间的税负差距，揭示现行税制的不公，引导舆论关注“大多数”的疾苦。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至关重要的阵地战。每一次私下沟通，每一次舆论引导，都在试图瓦解反对联盟，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税法的天平，在各方力量的激烈角力下，微微晃动着，寻找着那个极其艰难且微妙的平衡点。谁也不知道，最终出台的《统一税法》，将会是崭新利剑，还是钝化的妥协之物。但这场围绕税法的博弈本身，已然将这个古老帝国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于财富与权力如何重新分配的深刻思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