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第一场薄雪，悄然覆盖了山峦与田野。破庙联盟的人们，早已不再是畏寒待毙的流民，家家户户的炕头烧得温热，仓储充实地窖里，红薯与薯干散发着令人安心的气息。然而，林川深知，表面的安宁之下，是必须持续“深耕”的紧迫。
这“深耕”，首先体现在对“人”的进一步凝聚与塑造上。 人口的增加和来源的复杂化，使得内部难免产生小圈子和摩擦。新来的匠人与原有的流民之间，因生活习惯、技能差异甚至口音不同，偶有龃龉。那位吴秀才，虽在登记造册上出了力，但骨子里仍有些文人清高，与王老栓等实干派有时话不投机。
林川刻意创造机会，让不同群体的人共同协作。例如，扩建引水渠需要勘察地形，他便让熟悉本地山势的孙小眼与略通测量的吴秀才搭档；打造新的农具，则让张五的铁匠铺和李窑工的陶坊合作，尝试制作更耐用的铁锹头和陶制犁铧。在共同的劳动目标前，隔阂往往能被实用性消解。一次工间休息时，吴秀才竟主动向王老栓请教起红薯越冬保墒的土法子，王老栓也饶有兴致地听吴秀才讲解水渠坡度计算的道理。这种跨越出身和知识的微小交流，比任何说教都更能促进融合。
其次，是对“地”的精细经营。 简单的开荒垦殖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林川开始推行简单的“规划”。他组织人手，根据地势高低、水源远近、土壤肥瘠，将已垦和待垦的土地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靠近水源的平坦地带作为高产粮食区；坡地用于种植更耐旱的杂粮或果树（尝试移栽野生的枣、柿）；甚至划出小块土地，专门用于试种张溥带来的其他耐寒作物种子，或是进行轮作、套种试验。这种带有初步农业规划意识的举措，旨在最大化土地的长期产出效益。
再者，是对“技”的持续探索和传承。 张五成功仿制出了一架简易的脚踏式鼓风机，极大地提高了铁匠炉的火力和效率。林川对此大加赞赏，并规定，任何匠人若有切实可行的技术改进，可根据其带来的效益，获得额外的“薯金”奖励。这一政策激发了工匠们的创造热情。同时，学舍的教育内容也更加系统化。白天，孩子们学习识字、算术和乡约；晚上，则开设专门的技能传授班，由张五、李窑工等轮流教授铁器保养、陶器制作、房屋修缮等基础技能，丫丫等年轻骨干则负责教授更先进的记账方法和卫生常识。知识和技术，开始突破师徒相授的狭窄路径，尝试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外部世界的信息依旧不容乐观。张溥的信中提到，加征的“辽饷”已导致邻近州县民怨沸腾，小股骚乱时有发生。一股规模较大的流寇正在陕北一带活动，动向不明。郭巡检也派人传来口信，暗示县衙财政拮据，希望流民屯“体谅时艰”，若能主动贡献部分粮草，以备不时之需，则对上对下都好交代。
这看似商量实则施压的要求，在议事会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官府变相征税，不能开此先例；也有人觉得破财消灾，换取官方进一步认可值得。林川沉思良久，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可以“捐输”一批红薯干给县衙，以“犒劳边防将士”或“赈济他处流民”的名义，但需县衙出具正式收讫文书，并借此机会，请求官府正式承认流民屯的合法地位，明确其权利与义务，甚至争取一个官方认可的屯长名分。
“我们要让官府看到我们的价值，而非软弱。”林川解释道，“主动贡献，是姿态，是投资。但我们要换回来的，是名分，是更长久的安稳。有了名分，我们行事才能更少掣肘。”
这个方案，体现了林川开始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懂得在压力下进行利益交换，为共同体争取更有利的制度生存空间。 最终，方案获得通过。一批品质上乘的红薯干被精心打包，连同林川言辞恳切、格式规范的“呈文”，一并送往县衙。
雪后的夜晚格外寂静。林川巡视着在雪光映照下轮廓分明的营地，心中没有丝毫放松。他深知，“深耕”是为了让根系扎得更深，以抵御即将到来的更猛烈的严寒。官府的索取、流寇的威胁、乃至内部可能因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不平衡，都是需要持续应对的挑战。第一阶段的路已接近尾声，但每一寸土地的深耕，都是为了下一步能走得更稳、更远。觉醒，不仅是对生存权利的认知，更是对建设能力的自觉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