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新红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她管它叫“时间刻度”。工具是她的指甲，对象是屁股底下那块已经有点松动的木地板。每次她觉得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这感觉纯粹靠猜，可能长了可能短了——就在木板上划一道。划到第五道的时候，她会允许自己睡一会儿，或者胡思乱想一会儿，算是完成了一个“工时”。这游戏蠢透了，她知道，但总得找点事干，不然脑子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飘到哪个犄角旮旯彻底散架。
她正划到第三道，指甲抠得生疼，外面传来李卫国窸窸窣窣的动静。不是走向小投食口，也不是靠近盒盖。那声音有点特别，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郑重的缓慢。
段新红立刻停下动作，竖起耳朵。好奇心这玩意儿，就算被打断腿，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它就能顽强地冒出来。这老家伙又在搞什么新花样？该不会是找到了更恶心的食物来源，比如从哪个墙角挖出来的陈年蘑菇？
盒盖“咔哒”一声被掀开了。比平时打开的角度要大一些，透进来的光也多了点，刺得段新红眯起了眼睛。她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防备着可能出现的针或者别的什么刑具。
没有针。没有食物。李卫国的手伸了进来，动作很慢，带着一种与他平时僵硬姿态不符的轻柔。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一个廉价的、塑料边框的相框。相框有点旧，边角磨损，表面蒙着一层薄灰。但相框里的照片，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在微弱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
李卫国把相框竖着，轻轻放在了段新红面前的木地板上。位置不偏不倚，正好让她能毫无障碍地看到照片的全貌。做完这一切，他的手就缩了回去，盖子也没有立刻关上，就那么虚掩着，仿佛特意留出空间让她“欣赏”。
段新红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照片上。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理着清爽的短发，穿着干净的白色t恤，背景是一片有点假的公园风景画布。他对着镜头笑着，眼睛弯弯的，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那笑容很有感染力，带着点未经世事的腼腆，还有年轻人特有的、对未来的纯粹期待。他长得不算特别帅，但很精神，眉眼间能看出李卫国的影子，只是褪去了岁月和苦难的刻痕，显得生机勃勃。
这就是李铭。
不是她想象中那个模糊的、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受害者002号”，也不是李卫国口中那个“皮包骨头”的临终形象。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健康的、仿佛下一秒就能从照片里走出来，跟你打个招呼的年轻人。
段新红愣住了。她准备好的所有防御——冷漠、嘲讽、甚至是一点被迫生出的愧疚——在这张鲜活的笑脸面前，突然变得无比脆弱，像阳光下的冰片，咔嚓作响，随时要碎裂。
李卫国的声音适时地响了起来，依旧是那种平板的调子，但似乎比往常更低沉一些。
“这是他去实习前一天拍的。”他说，干枯的手指隔着塑料膜，轻轻点在照片中李铭的脸上，动作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非要去那家照相馆，说便宜，照出来好看。他妈说他乱花钱，他偷偷跟我说，等实习拿了工资，带我们下馆子。”
段新红看着那笑容，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骗过很多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她习惯性地把他们脸谱化：贪婪的老板，虚荣的女人，愚蠢的老人……她很少，或者说从未，去想象他们脱下“肥羊”外衣后，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或许也是某个人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像这张照片一样，普通却温暖的瞬间。
“实习单位领导挺喜欢他，说他踏实肯干。”李卫国继续说，目光没有离开照片，“才干了两个月，就说等转正了，要给他妈换台新洗衣机，家里的老家伙总漏水。”
新洗衣机。下馆子。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愿望，此刻像细小的针，一下下扎在段新红的心上。她以前听到这种小市民的梦想，只会觉得可笑，没出息。可现在，她看着李铭那双带笑的眼睛，却仿佛能触摸到那愿望后面，简单而真实的幸福感。
“查出病来，就是突然的事。”李卫国的语调终于有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波动，像平静湖面投入了一颗小石子，“感冒，一直不好，低烧。去医院一查……就是那个病。”
照片上阳光灿烂的笑容，与“那个病”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令人心悸的割裂感。段新红几乎能想象出，这个笑容是如何从李铭脸上一点点消失，被惊愕、恐惧、最后是麻木的痛苦所取代。
“他不信。拉着我去别的医院复查。跑了好几家，结果都一样。”李卫国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相框边缘摩挲着，“回来的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就看着车窗外头。快到家的时候，他突然问我，‘爸，那实习……还能不能去？’”
段新红的鼻子猛地一酸。她赶紧低下头，不想让盒子外的李卫国看到自己的失态。心里有个地方酸胀得厉害。
“治病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他看着账单，眼睛都是红的。”李卫国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后来他就不怎么看账单了。也不怎么说话了。大部分时间，就是躺着，看着天花板。”
段新红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个重叠的影子。一个是照片上笑容腼腆的青年，另一个是躺在惨白病床上，瘦骨嶙峋，眼神空洞的病人。这两个影子在她脑海里打架，撕扯着她的神经。她突然意识到，她骗走的，不仅仅是钱。是这个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是他实现那些微小愿望的可能，是他看着父母安度晚年的希望。她亲手掐灭了这个年轻人生命里最后的光。
“他走的那天，天气挺好，出太阳了。”李卫国的叙述接近尾声，语气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疲惫，“他精神好像也好了一点，还跟我说，想喝口粥。粥还没熬好，他就……”
话在这里断掉了。后面是什么，不言而喻。
外面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李卫国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段新红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砸在木地板上，留下深色的印记。她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哭，也不是因为害怕。是一种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汹涌而来的情绪冲垮了堤坝。是愧疚？是悲伤？还是对生命如此轻易就被摧毁的恐惧？她分不清。她只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她蜷缩起来，肩膀不住地颤抖。
她以前总觉得，那些被骗的人是活该，是他们自己贪心，愚蠢。可现在，照片上这个叫李铭的年轻人，他的“罪过”是什么？是想活下去？是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这难道是活该吗？
她想起自己骗走李卫国钱时，心里那份隐秘的得意和鄙视。她甚至记得，当时她还嫌弃过李卫国拿出来的钱有些皱巴巴的，带着一股老人的汗味。现在想来，那每一张钞票，可能都浸透着这个家庭绝望的挣扎和最后的希望。
盖子被轻轻合上了。黑暗重新笼罩下来。
但那张带着笑容的年轻面孔，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在了段新红的视网膜上，印在了她的脑海里。无论她怎么闭眼，怎么摇头，都挥之不去。
她终于明白了李卫国把她关在这里的真正目的。他不是要用饥饿、干渴或者针刑来折磨她。他是要用这张照片，用这个他曾经拥有、却因她而永远失去的、活生生的儿子，来对她进行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审判。
真相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不是一个模糊的受害者代号。真相就是这张照片，就是这个年轻人的笑容，就是那些未能实现的、关于洗衣机和下馆子的平凡愿望。
段新红趴在冰冷的地板上，哭得不能自已。这一次的眼泪，不再掺杂表演和算计，是纯粹的、从灵魂深处被挤压出来的痛苦和悔恨。她为自己对别人生命造成的巨大伤害而哭，也为自己那肮脏、卑劣、视人命如草芥的过去而哭。
那个曾经坚信“弱肉强食”的段新红，在那个笑容面前，彻底崩塌了。
原来，有些债，不是用几句虚假的“错了”就能还清的。
有些真相，比任何酷刑都更能撕裂一个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