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血夜定策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初八那个寒冷的冬夜，大明宫内烛影摇红，杀机骤起。当唐敬宗李湛在更衣室内被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弑杀的消息传出清思殿，整个宫禁瞬间被恐怖的死寂与躁动的不安所笼罩。
弑君者们并未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太久，巨大的恐惧随即攫住了他们。刘克明等人虽为敬宗近侍，但在庞大的宦官集团中资历尚浅，根基不深。他们深知，弑君乃是十恶不赦之大罪，一旦外朝宰相与掌控神策军的资深宦官反应过来，他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必须抢先一步，掌控局面！
刘克明立刻假传圣旨，召翰林学士路隋入宫，命其草拟遗诏。在刀剑的逼迫下，路隋战战兢兢地写下了由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敬宗叔父）权勾当军国事的伪诏。刘克明等人的意图很明确：拥立一位易于控制的宗室，作为他们的傀儡，从而继续把持朝政。
然而，他们低估了宦官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和另一位权阉的反应速度。枢密使王守澄，这位历经宪、穆、敬三朝，掌控禁军、根深蒂固的宦官首领，在得知敬宗暴崩、刘克明等人欲立绛王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弑君逆案，更是对他权威的直接挑战。他绝不能容忍刘克明这等“小辈”通过如此血腥的手段爬到他的头上！
王守澄当机立断，与另一位神策军中尉魏从简（本名梁守谦，时已赐名）联手，紧急调集左右神策军、飞龙兵等禁军，全副武装，直扑宫内。他们并未去解救所谓的“勾当军国事”的绛王李悟，而是径直前往十六宅（诸王居住区），迎请另一位亲王——江王李涵（敬宗异母弟，穆宗第二子）。
当王守澄、魏从简率领的甲士涌入十六宅，火炬照亮江王李涵惊疑不定的面孔时，这位时年十七岁的亲王，或许还未完全明白自己命运的剧变。在刀枪环伺之下，他别无选择，被禁军簇拥着，在夜色中走向了大明宫那未知的深渊。
与此同时，王守澄指挥的神策军已在宫内与刘克明一党展开了血腥的清剿。乱战之中，刘克明、苏佐明等弑君元凶见大势已去，或被杀，或投井自尽。那位被他们推出来作为棋子的绛王李悟，也在这场混乱中不幸遇害，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一夜之间，大明宫用鲜血完成了权力的更迭。当黎明来临，长安城内的百官惊闻宫变，仓皇赶至宫门时，看到的已是王守澄、魏从简等宦官首领，以护驾功臣的姿态，宣布江王李涵已在神策军的护卫下，于紫宸殿外廊即位。并出示了由翰林学士韦处厚在现场仓促草就的即位诏书，声称敬宗皇帝“疾亟”，遗命传位于皇太弟（江王）。
第二节：文宗初政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经历了血腥的宫廷之夜后，江王李涵正式于宣政殿即位，改元“太和”，是为唐文宗。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为自己更名“李昂”，取《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之意，似乎想借此一扫父兄时代的颓靡，展现一番鹰扬天下的雄心。
这位年轻的皇帝，与其兄敬宗有着天壤之别。他自幼“喜读书，工辞章”，性情沉静，举止端庄，目睹了长兄敬宗的荒嬉亡身，内心深受震撼，早已立下励精图治之志。他深知自己是在何种情形下被推上皇位的，对宦官专权、弑君如儿戏的现状有着切肤之痛。登基之初，他便将“太和”作为年号，期望能调和鼎鼐，实现政通人和。
文宗首先展现出勤政的姿态。他恢复单日视朝的旧制，每逢延英召对，与宰相讨论政事，往往持续很久，孜孜不倦。他下令释放宫人，裁减教坊乐工，停贡鹰犬等玩物，表现出节俭勤勉的作风。对于拥立他的王守澄等宦官，他表面上尊崇有加，进封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右神策军中尉，委以重任，但内心深处，那夜被甲士“迎立”的阴影，以及刘克明等人轻易弑君的场面，如同一根毒刺，深深扎在他的心中。“此曹（指宦官）罪恶滔天，日后必除之！” 这或许已成为他隐秘而坚定的信念。
然而，文宗面临的局面异常艰难。外朝，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已致仕）等宰相把持朝政，朋党之争的苗头已现；内廷，王守澄等宦官手握神策军，权势熏天；地方上，河朔三镇依旧跋扈，其他藩镇也多有骄纵。文宗就像一个站在流沙之上的舞者，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第三节：翰林谋臣
文宗深知，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宦官和外朝党争的智囊团。他将目光投向了翰林院。唐代的翰林学士，号称“内相”，掌内命，参与机要，是皇帝最亲近的秘书和顾问。
他首先倚重的是韦处厚。韦处厚在宫变之夜临危受命，草诏安定人心，有功于社稷，且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被文宗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深受信任。然而，韦处厚于太和二年（828年）因病早逝，使文宗痛失一臂。
紧接着，文宗又发掘和提拔了两位重要的翰林学士：宋申锡与李训。
宋申锡，字庆臣，出身寒微，但“清慎洁洁”，不趋附权贵。文宗看中他的忠贞与廉洁，将其视为心腹，常常单独召见，商议除宦官之大计。文宗曾向他泣诉王守澄等宦官专横之状，宋申锡亦为之流涕，表示愿为陛下铲除奸凶。文宗遂密授其同平章事，使之成为宰相，暗中布局。
而李训，原名李仲言，字子垂，他则是通过另一条路径进入了文宗的视野。李训是前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因牵连宗室案件被流放，后遇赦回归。他“机辩纵横，颇涉经史”，且相貌俊伟，口才极佳。他通过贿赂宦官王守澄的亲信，得以被推荐给文宗讲解《周易》。李训利用这个机会，以纵横捭阖之术和慷慨激昂的言辞，深深打动了渴望有所作为的文宗，迅速获得宠信，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日侍左右。文宗认为他“奇士”，可以谋大事。
至此，文宗身边，形成了以宋申锡和李训为核心的，旨在铲除宦官势力的秘密谋划圈。然而，这两个核心人物的性格与背景截然不同，也为未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第四节：申锡冤狱
太和四年（830年），文宗与宋申锡认为时机渐趋成熟，开始秘密筹划铲除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密谕以旨，希望他能掌握京城武力，作为行动的后盾。
然而，文宗和宋申锡都低估了宦官势力的无孔不入和反扑的凶狠。王璠此人首鼠两端，他得知如此惊天密谋，恐惧不已，竟将此事泄露给了神策军将领、王守澄的养子王守涓！消息迅速传到了王守澄耳中。
王守澄闻讯，惊怒交加。他决定先发制人，但鉴于宋申锡是当朝宰相，且深得文宗信任，不能直接构陷。一个极其阴险毒辣的计划被制定出来。
王守澄指使其亲信、神策军都虞候豆卢着，诬告宋申锡与穆宗第六子、漳王李凑谋反！诬告的借口是，宋申锡见文宗无子，欲立贤明有威望的漳王为帝。这无疑是触及了帝王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王守澄随即准备派两百骑兵屠戮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曾救敬宗于张韶之乱）虽同为宦官，但尚有良知，力争曰：“谋反者独申锡耳，何不召南司（指宰相）会议！今遽如此，京师乱矣！” 王守澄这才稍稍收敛。
次日，朝会之上，王守澄突然抛出这份诬告奏章。文宗初闻，大为震惊，几乎信以为真，勃然大怒。宰相牛僧孺、路隋等虽觉可疑，但在王守澄的淫威下，也不敢力辩。文宗下令，由王守澄负责审讯此案。
结果可想而知，在刑讯逼供下，所谓的“人证”、“物证”被迅速制造出来。虽然朝中如大理卿王正雅、京兆尹崔琯、谏官群起等纷纷为宋申锡鸣冤，但文宗在盛怒和恐惧（涉及皇位）之下，未能明察。
最终，太和五年（831年）三月，宋申锡被贬为开州司马，其妻、子流放，关联人员多人被贬。不久，宋申锡便含冤病死于贬所。而漳王李凑亦被贬为巢县公，软禁至死。
宋申锡冤狱，是文宗朝第一次试图铲除宦官的重大努力，却以惨败告终。它不仅未能伤及宦官分毫，反而使王守澄等权阉的气焰更加嚣张，也极大地挫伤了文宗的锐气，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宦官势力的盘根错节与凶狠狡诈。
第五节：训、注用事
宋申锡失败后，文宗并未放弃铲除宦官的决心。他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了李训以及另一位由宦官推荐、却同样向他表达了反宦官立场的奇人——郑注身上。
郑注，绛州翼城人，本姓鱼，冒姓郑氏。此人“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但出身微贱，形象不佳，“貌寝陋，不能远视”。他早年以医术游走于襄阳节度使李愬门下，后通过贿赂巴结宦官王守澄，被推荐给文宗治病，因其医术精湛，言谈投机，竟也深得文宗信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训和郑注，这两个背景复杂（皆与宦官有旧）、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人物，却都向文宗表达了效忠皇帝、铲除阉党的决心。他们向文宗描绘了一幅“先除宦官，次复河朔”的宏伟蓝图。此时的文宗，正值用人之际，且经历了宋申锡之败，对循规蹈矩的朝臣已有些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李训、郑注这种“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于是，在文宗的刻意提拔下，李训、郑注的权势迅速膨胀。李训自翰林侍讲学士，数月间官至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郑注则先后担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工部尚书，并出任凤翔节度使，掌握了重要的地方兵权。
李训、郑注二人，一方面利用文宗的信任，排挤打击牛僧孺、李宗闵等旧相，将朝政大权逐渐集中到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则利用宦官集团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他们首先借助王守澄的力量，除掉了与之不睦的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等人。接着，在李训、郑注的策划下，文宗又升任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名为尊崇，实为明升暗降，剥夺了其直接掌管神策军的实权。
太和九年（835年）十月，在李训、郑注的周密安排下，文宗遣中使李好古携毒酒至王守澄府第，赐其自尽。这位拥立文宗、权倾朝野十余年的大宦官，最终死在了自己曾经扶持的皇帝和举荐的“人才”手中。消息传出，天下称快。
诛杀王守澄，是文宗朝铲除宦官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也让文宗和李训、郑注的信心达到了顶点。他们认为，彻底清除宦官势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冒险的计划，正在李训的心中酝酿。他不再满足于零星的清除，他要的是一网打尽，毕其功于一役。大明宫的上空，再次凝聚起山雨欲来的肃杀之气。
（第五十五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