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及第的面容在流转的光影中显得格外沉静。他并未急于开启新的历史篇章，而是郑重地拿起一份文稿，面向镜头。
“兄弟们，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位名叫‘历史的理性之锚’的网友发来的长篇留言。他的观点，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大明乃至整个帝制时代的政治运作，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网友“历史的理性之锚”长评节选】：
“观天幕至今，见诸君热议张居正之能、冯保之奸、皇帝之怠、党争之烈，常扼腕叹息，恨不能有完美制度以救大明。然，吾辈需清醒：政治非追求最优之乌托邦，而是在诸多不完美的选项中，选择‘最不坏’的那一个。纵观大明二百七十六年，何种力量掌权，对王朝的延续相对最有利？私以为，答案乃是——文官集团。
请诸君试做比较：
其一，皇帝本人大权独揽。 理想状态下，若遇雄才大略、勤政爱民之君，自是天下之福。然，皇帝乃世袭，贤愚不肖凭天由命。洪武、永乐之后，仁宣稍可，再往后呢？有炼丹修仙的嘉靖，有二十八年不朝的万历，有木匠皇帝天启……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人之心性、能力乃至寿命之上，此乃最大之赌博，风险极高，十赌九输。
其二，外戚干政。 两汉之覆辙，殷鉴不远。外戚多无治国之才，凭借裙带关系骤然显贵，其目光短浅，争权夺利，极易导致政治混乱，甚至篡逆之心。
其三，勋贵掌权。 开国之初或可，然数代之后，承平日久，勋贵子弟多成纨绔，只知享乐，不通政务，且极易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壅塞贤路，腐化军备。
其四，宦官擅权。 此乃帝国肌体上最恶之毒瘤！宦官生理心理皆有缺陷，身处深宫，眼界狭隘，缺乏政治远见与道德约束。其权力完全依附皇权，行事往往乖张酷烈，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为务，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哪一个不是祸国殃民，遗臭万年？
反观文官集团，虽有其固有弊端：易陷入党争内耗（如东林与阉党），有时空谈误国（如言官只知搏名），且其本身亦代表地主士绅利益，并非全然公正。但，文官政治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
1. 稳定性与延续性： 文官系统通过科举选拔，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人才梯队和晋升机制，不因皇帝的更迭或个人好恶而彻底瘫痪。
2. 专业性： 文官多经系统儒家教育，通晓典章制度，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民生知识。
3. 制衡性： 文官集团内部存在不同派系和声音，本身形成一定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虽易生党争，但也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一奸佞之手。
4. 文化道统的承载： 文官体系承载着儒家‘仁政’、‘民本’等理念（尽管执行会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皇权的恣意妄为，维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因此，大明中后期，尽管皇帝怠政，但国家机器仍能维持基本运转，甚至在张居正、申时行等文官主导下还出现过局部‘中兴’，靠的正是这套相对成熟的文官官僚体系。它效率或许不高，内耗严重，但比起将国家交给一个昏君、一群外戚、一帮勋贵废物、或者几个心理变态的太监来说，文官政治，已经是那个时代背景下，‘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去苛求古人建立完美制度，而应理解他们在历史条件约束下，做出的这种无奈却理性的抉择。”】
朱及第读完，将文稿轻轻放下，沉默了片刻，让这些观点在观众心中沉淀。
“这位网友的观点，非常冷静，甚至有些冷酷，但却闪烁着一种历史的理性之光。”他缓缓说道，“他提醒我们，评价历史制度，不能仅仅基于道德义愤或对‘完美’的想象，而要看在具体的、充满缺陷的现实环境中，哪种安排更能维持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与存续。”
“他将文官政治放在与其他几种权力模式的比较中，清晰地指出了其相对优势。的确，文官们会争吵，会结党，会空谈，但他们至少维持了这个庞大帝国不至于因为一个荒唐皇帝的胡作非为而立刻崩解。他们是帝国的‘稳定器’，尽管这个稳定器自身也充满了杂音和摩擦。”
这番跨越时空的“最不坏”理论，在奉天殿前引发了更为复杂的反响。
朱元璋的目光深邃难测。他创立了这套文官科举制度，自然也希望依靠士大夫来治理天下。但听到后世之人将文官政治抬到“最不坏”的高度，他内心却有些不是滋味。这仿佛在说，他老朱家后世子孙的素质，平均下来还比不上这帮文人？!
“哼，文人误国者亦不少！”他冷哼一声，但并未大声反驳，因为这评论确实点中了他内心深处的隐忧——子孙若不肖，该如何是好？或许，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官系统，确实是不得已的“保底”之策。
朱标则若有所悟。他本性仁厚，更倾向于与文官合作共治。这番“最不坏”的理论，某种程度上为他未来的施政方向提供了依据——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独断乾纲”，不如努力驾驭好文官集团这支力量，发挥其“稳定器”和“执行者”的作用。
朱棣眼中则精光闪烁。他从中看到的，是如何利用文官集团的特性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制衡……派系……” 他咀嚼着这两个词，对于如何驾驭乃至分化文官集团，有了更清晰的思路。
而下方以方孝孺、黄子澄为代表的文官们，心情则更为激动。这番评论，简直是为他们这个群体“正名”！虽然也指出了他们的缺点，但最终肯定了他们是帝国不可或缺的基石。
“斯言是也！”一位老臣激动地低语，“吾辈读书人，纵有千般不是，总比那些阉竖、外戚、纨绔子弟要强上百倍！这江山社稷，终究要靠圣贤道理来维系啊！”
宋濂也抚须点头，对刘三吾道：“此论虽不中听，却近乎道矣。为政者，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且寻那‘最不坏’的路走下去罢了。”
朱及第最后总结道：“‘最不坏的选择’，这个观点或许消解了我们对历史‘英雄主义’或‘完美制度’的浪漫幻想，但它让我们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那是一种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不断权衡、妥协、求存的艰难过程。大明选择了依靠文官集团，这决定了它后期的政治风貌：充满了争吵、党争，也维系了基本的运转，并在某些时刻爆发出如张居正改革般的力量。它无法阻止王朝最终的衰亡，但或许，正是这个‘最不坏’的选择，让它得以延续了比在其他可能路径下更长的国祚。”
“理解这种‘最不坏’的无奈与理性，或许能让我们以更平和、也更深刻的心态，去审视那段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历史。”
“最不坏的选择”这个命题，却如同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洪武君臣心中漾开了层层思考的涟漪。关于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能应对君主素质不确定性的统治体系，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却至关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