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瑕又叹了口气，拿起本子翻到另一页，声音更低了：“再来算算咱俩的收入吧。你是 1964年到农场的，刚开始月工资15元，干了四年才涨到18元；我1968年来的时候，起点高些，月工资19元，到了1975年，咱俩才算都涨到23元。加起来每月46元，你看看，这46块钱要应对近50块的花销，根本不够，还差3块呢。将来要是添了孩子，三张嘴吃饭，花销只会更大，到时候可怎么办？”
“那咱们在农场挣的工分呢？起早贪黑干一年，能贴补多少？”王卫东追问，心里还抱着点希望。
潘瑕摇了摇头，把工分的账算得明明白白：“农场是工分制跟固定工资结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说是为了调动积极性，可咱们俩的力气就这么大。要拿到足额的23元月工资，每个月必须完成140个工分，少一个都不行。超过的部分，每个工分能换 8分钱补贴，比如这个月你干了160个工分，就能多拿20个工分的补贴，1块6毛钱。”
“男知青出工一天，最多能挣9个工分，得是干重活，比如插秧、割稻，从早干到晚，腰都直不起来；要是干轻点的活，比如除草，一天就6个工分。女知青大多是6个工分，除非跟男知青一起干重活，才能多挣1两个。”潘瑕说着，想起之前的早工，“有时候天刚蒙蒙亮，队里就喊着上早工，在田里干满一小时，才给1个工分。大多数知青都不愿意去，早上露水大，干一小时浑身都湿透了，风一吹就感冒，为了1个工分生病，太不划算，还得花钱买药。”
“不过农场对咱们知青还算照顾。”潘瑕的语气软了些，“月底除了23块工资，偶尔还能发个几块钱补贴，比如夏天发防暑降温费，冬天发烤火费，虽然不多，也就一两块，好歹能添点零用。要是赶上粮食丰收的好年景，农场还会浮动工分单价，平时1个工分8分钱，丰收了能涨到10分钱，这样多干几个工分，就能多拿点钱。”
可就算这样，零星的补贴也填不满开支的窟窿。潘瑕把本子合上，双手撑着额头，声音里满是无力：“光是维持眼下的日子就够难了，更别说改善了。人家结婚都有‘三转一响’，咱们呢，就只有收音机和缝纫机，还是我跟家里要的钱买的。手表和自行车，想都不敢想，一辆自行车要156块，就算是那些回城的老知青，拿着30多块的工资，也得攒四五个月才能买得起，咱们俩这点工资，攒一年都不够。”
王卫东看着她发愁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赶紧把她手里的本子收起来，哄着她说：“别想了，先睡觉，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明天我去跟管理员说说，看看能不能多派点重活，多挣点工分，总能多攒点钱。”
潘瑕点了点头，连日操办婚礼，她早就累坏了，沾着枕头就沉沉睡了过去，呼吸均匀，眉头也渐渐舒展开。王卫东却毫无睡意，他重新捻亮台灯，坐在书桌前，拿起潘瑕的本子，一页页翻着，上面的数字像小锤子，一下下砸在他心上。现在他是一家之主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得撑起这个家，让潘瑕过上好日子。
怎么才能解决眼下的窘境呢？王卫东想来想去，只有“开源节流”这四个字。节流他已经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少买零食、尽量去食堂搭伙、探亲时自己去买米省2分钱，可光靠省，根本不够，关键还得开源。
在农场里，想多挣钱，也不是没门路。有些特殊工种，比如修水利工程、扛粮包，都是重体力活，干一天能挣12个工分，比平时多3个，一个月下来就能多挣20多块补贴。还有些岗位工资高，像榨油工、搬运工，月薪能拿到36块，比他们现在的工资多13块；要是农业大学毕业生回农场，还能享受41块的高薪，那可是农场里顶高的工资了，比场部有些干部挣得还多。
除了这些靠力气和学历挣钱的岗位，还有些人不用靠工分。比如场部的干部，还有机耕队的驾驶员，他们按国家干部或工人的标准发薪，不用跟知青一样算工分，每个月工资固定，还能享受额外的福利，比如发劳保用品、优先分房。
“当技工？”王卫东摇了摇头，心里清楚自己不是这块料。农场里的技工，比如修拖拉机的、开收割机的，都是有师傅带的，没个三五年学不会，他连初中都没读完，根本看不懂机械图纸，想当技工，比登天还难。
“当干部？”王卫东又摇了摇头，忍不住笑自己痴心妄想。场部的干部要么是从城里派来的，要么是在农场干了十几年、资历老的知青，他才来农场13年，没背景没资历，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可能当干部。
思来想去，王卫东的目光落在了“农业大学生”这几个字上。刚才潘瑕算工资的时候说，农业大学毕业生回农场能拿41块高薪，要是自己能考上大学，学农业专业，将来回农场，不仅工资能翻倍，还能让家里的日子好过起来。可他转念又想，自己都快30岁了，离开学校十几年，以前学的知识早就忘光了，还能考上大学吗？而且现在连恢复高考的正式通知都没有，这想法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
台灯的光映着他的脸，王卫东盯着本子上“农业大学毕业生41元\/月”的字样，陷入了沉思。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书桌上，也落在他紧握的拳头上，心里像是有颗种子，悄悄发了芽。
王卫东坐在门坎上，后背抵着冰凉的砖墙，仰头望着西天那轮只剩小半的月亮。银辉洒在他粗布褂子上，像蒙了层薄霜，夜风一吹，胳膊上顿时起了层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