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通往权力中枢的红木门缓缓开启时,高书记办公室里檀香的余味,混杂着纸张的陈旧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一种沉淀了岁月与博弈的味道。
“小苏同志,坐。”高书记没有半分寒暄,手指在厚重的办公桌上轻轻一点,直奔主题,“市里准备成立一个‘城市记忆工程’专项组,由宣传部牵头,想请你出任顾问。”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仿佛要穿透苏霓平静的表象,探究她内心深处的每一丝波澜。
他坦言:“这个决定,阻力不小。上面有声音,说你们搞的那一套‘公民叙事’,本质上是‘去中心化叙事’,这是要动摇我们几十年来的主流话语根基。”
话音刚落,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
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邀请,而是一场摊在桌面上的政治试探。
苏霓的脸上却漾开一抹微笑,那笑意清澈,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力量:“高书记,如果千千万万人民的声音汇集起来,被定义为‘去中心’,那我想请问,谁,才是那个不容置疑的‘中心’?”
一句话,如同一根钢针,精准地刺向了那个悬置在所有人心头、却无人敢言说的巨大问号。
高书记的眼神遽然一紧,随即又缓缓松弛下来,竟是低声笑了起来:“好,好一个‘谁是中心’。看来,我没有找错人。”
苏霓顺势而上,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模糊空间:“感谢领导信任。但要我接受这个职位,我有两个前置条件。”
“你说。”
“第一,项目必须设立‘独立采编权’。我们团队采集的所有口述史资料,从选题到最终呈现,拥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
“第二,所有采集到的原始素材,包括音视频、文字记录,在公开发布前,不得经过任何部门的预先审查。我们要对受访者负责,更要对历史本身负责。”
这两个条件,无异于在体制的铜墙铁壁上,要求开两扇永远敞开的大门。
高书记沉默了许久,久到连窗外的蝉鸣都显得格外刺耳。
最终,他重重地点了下头:“我答应你。但在框架内,具体如何操作,你们要拿出章程来。”
当苏霓走出那座红墙小院,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
陆承安已靠在车边等候,神情一如既往的沉静。
“这是典型的‘收编试探’。”他递过一瓶水,声音压得很低,“给你一个看似光鲜的虚职,再用一个宏大的官方框架把你套住,允许你有限地扑腾。时间久了,你的棱角、你的锐气,都会在无数的会议、报告和流程中被慢慢磨钝。”
苏霓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眼底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从不拒绝进入任何场域,但前提是,我要带着我的规则进去,而不是被他们的规则同化。”
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陆承安。
封面上赫然印着一行大字——《口述史采集伦理公约》。
“我已经拟好了。”苏霓的语气平静而坚定,“里面明确规定了受访者的知情权、随时撤回访谈内容的权利、匿名或实名的署名权,以及素材使用的边界。所有未来与我们合作的单位,包括宣传部这个专项组,都必须签署这份公约。”
陆承安快速翻阅着,眼中亮起激赏的光:“你这是在用一份民间公约,倒逼官方机构承认个体权利的至高无上。”
“没错。”苏霓看着远处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要让他们,也让所有人习惯一件事——尊重每一个微小的个体,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恩赐,而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与此同时,一场风暴正在千里之外的山区酝酿。
赵小芸带领的拍摄小组,在前往采访一位退休乡村教师的途中,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泥石流冲毁了唯一通往山顶村庄的盘山公路。
设备笨重,前路断绝,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向苏霓汇报时,村里却派人下来了。
几十个肤色黝黑的汉子,带着绳索和自制的背架,二话不说,就开始将沉重的摄影机、录音设备、灯光器材一件件往身上扛。
领头的老村长一句话说得掷地有声:“路断了,我们就是路!张老师教了我们三代人,他的故事,不能断在我们这儿!”
村民们用肩膀和脊梁,在湿滑泥泞的峭壁上,硬是开出了一条“人肉运输线”。
当拍摄团队终于抵达山顶那间破旧的教室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教室里挤满了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呀呀学语的孩童,老少三代,座无虚席。
因为停电,有人举着靠电瓶供电的简易显示器,让后排的人也能看到画面;还有人拿着老式的录音机,小心翼翼地对着收音麦克风,想要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翻录下来。
那位白发苍苍的乡村教师,就坐在所有人的包围中,对着镜头,缓缓讲述着自己扎根深山五十年的故事。
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也通过网络信号,实时传回了苏霓的电脑。
视频播放完毕,苏-霓的眼眶微微湿润。
她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做出决定:“立刻剪辑,将这部片子命名为《公民叙事教育示范课:大山里的回响》,所有平台免费开放下载,并附上我们的教学指南,告诉所有人,如何记录自己身边人的故事。”
风暴的另一端,是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公益论坛上。
赵小雨以一个全新的身份——“禁声年代”项目研究员,站上了演讲台。
论坛的主题,恰是“被修改的人生”。
她没有讲稿,只是平静地看着台下的数百双眼睛,讲述自己如何曾是那个手握审查权,给无数稿件画上红叉的人;又如何在一份份真实的口述史面前,感受到自己过往信念的彻底瓦解。
“我站在这里,不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也不是以一个加害者的姿态。”她的声音清澈而坦诚,“我只是那个庞大时代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拧得太紧,以至于忘了,螺丝钉本身,也是会疼的。”
演讲结束,全场陷入了长达十秒的死寂。
随后,雷鸣般的掌声轰然响起,经久不息。
坐在后排的唐主编,悄悄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加密的内参专线:“刚才的演讲,必须一字不漏地整理出来。这个声音,这个反思的样本,必须进入中央党校的教材库。”
一周后,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打到了唐主编的办公室。
对方自称是中宣部下属某政策研究室,希望能调阅“禁声年代”项目整理出的一部分材料,用于内部学习和讨论。
陆承安亲自操刀,从海量的数据库中,筛选出一批“隐去所有敏感姓名、仅保留机制性问题分析”的文档。
在递交之前,他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在文件末尾附加了一段言简意赅的评注:“任何行政干预若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程序,即便其初始目的在于维护稳定,其行为本身亦构成对公权力的越界使用,长远看,将损害法治根基与社会信任。”
这份附带“利刃”的材料,最终以“参考案例集”的形式,悄然流转至全国多个省市的政策研究室,其引发的深层震动,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一个深夜,负责归档整理的老张,在一个积满灰尘的箱底,发现了一份标签异常的旧录像带。
它的编号是Yx001。
而苏霓当年从电视台带出来,作为一切起点的那份封存录像带,编号是Yx000。
仅仅,只差一位。
但这份带子,并非团队任何一次的采访记录。
老张察觉不对,立刻交给了苏霓。
经过技术部门的紧急处理,尘封的信号被重新激活。
画面出现的瞬间,苏霓的呼吸停滞了。
那竟是十年前,省电视台主审片室的一个废弃监控备份。
画面中,就在当年那位以犀利着称的原主持人直播前“突发急病”被抬走的不久前,一个模糊的身影,趁着无人注意,悄悄靠近主持人的专属席位,将他桌上的水杯,与自己带来的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水杯,进行了调换。
整个过程,不过数秒,无声无息。
苏霓死死盯着画面中那只悄然伸出的手,瞳孔骤然收缩。
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主机散热风扇在嗡嗡作响,像是在为一场迟到了十年的罪行,奏响低沉的哀鸣。
她缓缓伸出手,在键盘上按下了暂停键。
那张定格的画面,像一把冰冷的钥匙,捅破了包裹着真相的最后一层窗户纸——那层由权威、时间与一份看似天衣无缝的“诊断证明”共同织就的薄膜。
风暴从未结束,只是狡猾地转换了方向,潜伏得更深。
这一次,她要追索的,不再是沉默的权利,而是被谋杀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