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乾兴二年（1023年）暮春，洛阳赵府的书房里，紫藤花的香气透过半开的窗棂飘进来，却驱不散案上堆积文书带来的压抑。年过百岁的赵烈斜倚在铺着软垫的藤椅上，枯瘦的手指捏着一卷《宋初三司财政报表》，册页上“景德四年，冗官俸禄占财政三成，冗兵开支占五成”的朱批，在烛火下像一道刺目的血痕。他的孙子赵仲（国子监编修）正捧着《宋初官员编制表》，眉头拧成疙瘩；曾孙赵承（刚入禁军任职）则攥着《西北军籍册》，年轻的脸上满是困惑与愤怒，三人的目光都落在桌中央那方“五代与宋初制度对比图”上，图中“五代：官简、兵精、财足”与“宋初：官冗、兵滥、财竭”的鲜明对比，无声地诉说着大宋的隐忧。
“祖父，您看这编制表！”赵仲将文书递到赵烈面前，指尖点在“国子监”一栏，“后周显德年间，国子监只有祭酒1人、司业1人、博士3人，共5人；如今大宋国子监，祭酒1人、司业2人、博士6人，还加了‘直讲’‘丞簿’‘典学’等官职，共21人！明明事还是那些事，官员却多了四倍，每个人都拿着俸禄，却有一半人天天无事可做，只知道吟诗作对！”
赵烈接过编制表，指腹摩挲着密密麻麻的官名，想起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在洛阳国子监的场景——那时的国子监只有三间屋子，5名官员各司其职，博士们亲自给学子讲课，司业忙着整理典籍，从没有“无事可做”的情况。“这就是‘冗官’啊。”他声音沙哑，带着一丝疲惫，“老夫在五代时，见后晋的官员因战乱减员，一个人要管好几件事，却从不敢懈怠；如今大宋太平了，却为了‘防权臣专权’，把一个职位拆成三四个，官员多了，效率却低了，这不是积弊是什么？”
赵承突然插话，将《西北军籍册》拍在桌上：“曾祖父，冗官还算好的，冗兵更离谱！孙儿在禁军里，见过好多士兵连马都不会骑，箭都射不准，却拿着和精锐一样的俸禄！军籍册上写着‘西北驻军十万’，可孙儿去查，实际能打仗的只有三万，剩下七万要么是‘老弱残兵’，要么是‘挂名空额’——将领们用空额领俸禄，把钱都装进自己口袋，这和五代时的‘私兵’有什么区别？”
赵烈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后周高平之战时，柴荣麾下的士兵虽少，却个个能战，背嵬军更是以一当十；如今大宋禁军规模是后周的三倍，战斗力却连一半都不到。“老夫年轻时，在河东军当兵，士兵要靠战功才能升职，没本事的早就被淘汰了；如今大宋为了‘防兵变’，把流民、无赖都招进军队，说是‘荒年募兵，防民变’，却不管士兵能不能打仗。”他翻开《五代军籍册》，指着其中一页，“后唐同光年间，河东军每兵需‘能开弓一石、负重三十斤’，达不到标准的绝不收录；如今大宋禁军，只要能走路就能当兵，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对抗辽夏？”
正说着，管家赵忠匆匆进来，手里捧着一封来自汴梁的蜡丸信，信封上印着“寇准亲启”的火漆，却是转交给赵烈的。“老爷，寇准大人从陕州送来的信，说三司又在催缴‘苛捐杂税’，江南百姓为了交‘茶税’‘盐税’，好多人都把茶园、盐井卖了，还有的逃到了南唐旧地！”
赵烈拆开蜡丸，寇准的字迹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满是焦急：“赵公亲启：近日三司为填补财政空缺，竟在江南加征‘经总制钱’，凡买卖、租赁、婚嫁，皆要缴税，百姓怨声载道。老夫上奏陛下，言‘五代因苛税亡，大宋不可重蹈覆辙’，然主和派大臣却说‘西北需军饷，辽人需岁币，不征税何以支撑’。如今江南流民渐多，若再不加安抚，恐生民变！”
“苛税……”赵烈猛地将信拍在案上，烛火被震得摇曳，“五代时，后汉刘承佑因加征‘拔钉钱’，逼反了郭威；如今大宋竟也学这套，为了养冗官、冗兵，为了给辽人岁币，就压榨百姓，这和五代的暴君有什么区别？”
赵仲赶紧扶住祖父，递上一杯热茶：“祖父，您别激动。孙儿在三司查过账，大宋每年的财政收入有三千万贯，可冗官俸禄花掉一千万，冗兵开支花掉一千五百万，给辽夏的岁币花掉两百万，剩下的三百万还要修寺庙、搞封禅，根本不够用于民生和水利。去年江南大水，三司竟拿不出钱赈灾，还是靠商人捐款，才救了百姓。”
赵烈喝了口热茶，暖意却没驱散心底的寒凉。他想起后周柴荣时的财政——那时每年财政收入虽只有一千万贯，却能拿出六百万用于军队建设，三百万用于水利和农业，只留一百万用于官员俸禄，从没有“不够用”的情况。“都是制度的错啊。”他指着“五代与宋初制度对比图”，“五代虽乱，却有‘高效’的制度：官员少，俸禄低，却能做事；士兵精，开支少，却能打仗；赋税轻，百姓富，却能支撑财政。如今大宋为了‘防乱’，搞‘重文轻武’，搞‘分化事权’，搞‘荒年募兵’，结果把自己拖进了‘积贫积弱’的泥潭。”
午后，赵烈让赵仲取来《五代秘史》，翻到“后周世宗改革”的章节，让赵承读给两人听：“‘显德二年，柴荣精简官员，罢黜冗余吏员三百人；整顿禁军，淘汰老弱，选精锐组成背嵬军；减免赋税，鼓励农桑，亩产量从一石增至三石……’”赵承的声音渐渐低沉，“曾祖父，周世宗时的制度这么好，大宋为什么不学？”
“因为大宋怕了。”赵烈轻声说，目光飘向窗外的紫藤花，“五代五十三年，换了五个朝代，都是因为‘权臣专权’‘士兵叛乱’，所以大宋建立后，赵匡胤、赵光义就想着‘防乱’，却忘了‘防乱’不能以‘废事’为代价。他们把官员的权力拆得七零八落，让文官监军牵制武将，把流民都招进军队，以为这样就能安稳，却没想到，会把大宋拖进‘积贫积弱’的深渊。”
他让赵仲取来纸笔，口述自己对宋朝制度弊端的分析，赵仲记录：“大宋积贫积弱之根源，在于‘矫枉过正’，源于对五代乱局的过度恐惧，终致制度失衡：
一曰‘冗官之弊’：为防权臣专权，设‘二府三司’，分化相权；为安抚文人，扩大科举录取规模，官员数量比五代多三倍。然官员冗余，权责不明，遇事互相推诿，效率低下；俸禄优厚，却多不做事，财政被严重拖累——此为‘积贫’之始。
二曰‘冗兵之困’：为防士兵叛乱，实行‘更戍法’，兵将分离；为防民变，荒年募兵，流民无赖皆入军，士兵数量比五代多五倍。然士兵老弱混杂，战斗力低下；空额泛滥，将领中饱私囊，军饷被大量克扣——此为‘积弱’之根。
三曰‘财政之竭’：冗官、冗兵开支占财政八成，岁币占近一成，民生、水利、军事建设仅占一成。为填补空缺，加征苛捐杂税，百姓负担加重，流民渐增；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印交子、借高利贷，终致经济失衡——此为‘积贫积弱’之果。”
赵承看着记录，忍不住问：“曾祖父，就没有办法改变吗？孙儿在禁军里，好多士兵都想打仗，想收复燕云，可将领们只知道捞钱，文官们只知道求和，再这样下去，大宋真的要完了吗？”
赵烈摸了摸曾孙的头，眼眶有些发红：“有办法，只是难啊。要改制度，就要裁冗官、汰冗兵、减赋税，可裁官会得罪文官集团，汰兵会引发兵变，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哪一件都不容易。老夫年轻时，见柴荣改革，杀了多少贪官，罢了多少冗员，才让后周变强；如今大宋的君臣，谁有柴荣那样的魄力？”
正说着，赵勇从西北归来，身上还带着风沙。他刚走进书房，就将一封《西北军情急报》拍在案上：“父亲，李德明又袭扰环州了！这次他带了三万骑兵，可咱们的守军只有一万，还多是老弱，根本挡不住！孙儿请求三司拨粮，三司却说‘先给河北防辽军拨粮，西北再等等’；请求枢密院调兵，枢密院却说‘流程没走完，不能调’，再这样下去，环州就丢了！”
赵烈接过急报，上面“环州守军缺粮三月，士兵多有逃亡”的字样，像一把刀扎在他心口。他想起雍熙北伐时，杨业在陈家谷的困境——那时的西路军也是缺粮、缺兵，却没人救援，最终导致杨业战死。“历史又要重演了。”他轻声说，语气里满是绝望，“五代时，后唐因‘兵弱’亡于后晋，后晋因‘财竭’亡于契丹；如今大宋，兵比五代弱，财比五代竭，若再不改革，迟早会重蹈五代的覆辙。”
赵勇坐在祖父身边，叹了口气：“儿子在西北，见百姓们把柴荣的画像供在堂屋里，说‘要是柴荣陛下还在，早就收复燕云，不会让辽夏欺负咱们了’。可如今的陛下，只知道修寺庙、搞封禅，根本不管百姓和士兵的死活。”
赵烈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柴荣北伐时的场景——显德六年（959年），柴荣率周军北上，契丹守军望风而逃，关南三州不战而得，那时的周军，何等威风；那时的百姓，何等振奋。可如今，大宋有比周军多三倍的士兵，却连环州都守不住；有比周军多三倍的财政收入，却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都是‘制度’的错啊。”他喃喃自语，“五代的制度，像一把快刀，虽容易伤人，却能砍柴；如今大宋的制度，像一把钝刀，虽不会伤人，却连柴都砍不动。”
傍晚时分，赵烈让赵仲将自己对制度弊端的分析，抄写成《谏宋廷改革疏》，准备送往汴梁。疏中写道：“臣赵烈，亲历五代，见乱世之苦，亦见治世之易。大宋积贫积弱，非因‘没钱’‘没兵’，乃因‘制度失衡’：冗官耗财，冗兵废战，苛税伤民。若陛下能学柴荣之魄力，裁冗官、汰冗兵、减赋税，重用能臣，信任武将，不出十年，大宋必能富强，燕云必能收复，辽夏必能臣服。若仍执迷不悟，恐五代之祸，将再现于大宋！”
赵仲写完书，看着祖父苍老的脸，忍不住问：“祖父，陛下会听吗？”
“不知道。”赵烈摇摇头，目光落在柴荣当年赏赐的“北伐先锋”令牌上，“但老夫必须说。就算陛下不听，就算文官们反对，老夫也要把真相说出来，让后人知道，大宋的‘积贫积弱’不是天生的，是制度造成的；让后人知道，五代的教训不能忘，柴荣的制度不能丢。”
赵勇将书折好，放进锦盒：“父亲，儿子亲自送往汴梁！就算不能说服陛下，也要让朝堂知道，还有咱们这些人，不愿看着大宋沉沦，不愿看着五代的血白流！”
次日清晨，赵勇带着《谏宋廷改革疏》，骑马前往汴梁。赵烈、赵仲、赵承送他到门口，赵承握着曾祖父的手：“曾祖父，您放心，孙儿在禁军里，会好好练兵，会记住您的话，将来一定要收复燕云，改变大宋的制度！”
赵烈点点头，看着赵勇的身影消失在巷口，心里满是期盼，却也藏着一丝担忧。他知道，这封书或许改变不了什么，大宋的“积贫积弱”已根深蒂固，可他不能放弃——他是五代的亲历者，是柴荣的旧部，是杨家将的挚友，他有责任把真相说出来，有责任为大宋的未来拼最后一把。
回到书房后，赵烈挑灯夜战，在《五代秘史》中写下“制度弊端”章节的批注：“宋真宗乾兴二年，观宋初制度，叹大宋积贫积弱之根源，在于‘矫枉过正’，在于对五代乱局的过度恐惧。五代之制，生于乱世，以‘高效’为先，虽有‘易乱’之弊，却能‘做事’；宋初之制，立于治世，以‘防乱’为本，虽有‘稳定’之利，却失‘效率’。冗官、冗兵、苛税，皆源于‘防乱’，却终致‘积贫积弱’：官多而不做事，兵多而不能战，税重而民不富，此非大宋之幸，乃大宋之悲。然制度非不能改，关键在‘魄力’——柴荣以一己之力，改革五代之弊，使后周富强；大宋若有柴荣之君、郭崇韬之臣、杨业之将，何惧辽夏？何愁燕云不收？赵烈亲历五代，见此积弊，唯愿大宋君臣早日醒悟，勿让五代之祸，再现于中原；勿让柴荣之业，毁于一旦。”
批注写完，赵烈将《谏宋廷改革疏》的抄本与《五代秘史》放在一起。窗外的紫藤花渐渐凋零，像在为大宋的未来叹息，却也藏着一丝生机——赵勇已前往汴梁，赵承在禁军里练兵，赵仲在国子监传播五代的教训，总有一天，这些努力会开花结果，大宋会走出“积贫积弱”的泥潭，会收复燕云，会重现柴荣时的辉煌。
此时的汴梁，主和派大臣们还在为“是否增岁币”争论不休；三司的官员们还在盘算着“如何加税”；在西北，李德明的骑兵已逼近环州，守军们正饿着肚子准备战斗；在河北，辽人的使者正傲慢地索要“关南之地”——一场围绕“制度改革”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而它的根源，早已埋藏在宋初“防乱”的国策里，埋藏在五代“高效”的教训里，等待着大宋用魄力和血性去醒悟，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