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末。
哲宗皇帝赵煦的灵柩停放在福宁殿，梓宫前的长明灯摇曳不定，如同此刻飘摇未定的国事。尽管新君赵佶已遵遗制（实为向太后主导的决议）在哲宗灵前即位，改元“建中靖国”，但谁都知道，真正的权力，暂时还掌握在保慈宫那道珠帘之后。
新帝登基后的第一次常朝，气氛微妙得紧。
十八岁的赵佶坐在宽大的御座上，身形尚显得有些单薄，那身繁复的十二章衮服似乎比他的人更要沉重。他努力维持着庄重的仪态，眼神却不时地飘向左侧那道垂下的珠帘。帘后端坐的，是决定了他能否坐上这张龙椅的嫡母——向太后。
而丹墀之下，以章惇为首的重臣们，行礼如仪，山呼万岁，但每个人的眼角余光，都或明或暗地扫向那道帘子，以及御座上那尚显青涩的新君。
“众卿平身。”赵佶的声音清朗，带着一丝刻意压制的沉稳。
繁琐的礼仪过后，向太后的声音从帘后传来，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大臣耳中：“皇帝新立，年号‘建中靖国’，意在消弭党争，安定社稷，与民休息。此乃先帝之愿，亦是哀家与皇帝之本心。”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消弭党争”？“与民休息”？所有大臣，尤其是章惇一系的“新党”干将，心头都是一凛。这几乎是在明示，太后和皇帝要改变哲宗皇帝“绍述”新政、严厉打压“元佑党人”的既定国策了！
章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花白的眉毛紧紧拧在一起，出列躬身，声音依旧硬邦邦的：“太后，陛下！臣以为，国是早定于先帝神宗熙宁年间，哲宗皇帝绍圣继之，方有今日局面。若言‘消弭’，恐生反复，动摇国本！”
他的话，直接顶了回去，毫不客气。殿内气氛骤然紧张。
帘后的向太后沉默了片刻，似乎并不意外章惇的反应。她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多了一份不容置疑：“章相公，国事艰难，当以和为贵。元佑、绍圣以来，士大夫相互倾轧，攻讦不休，非国家之福。皇帝仁厚，欲调和两宫（指神宗向后与哲宗生母朱太妃），持平用中，此乃圣德。望诸臣工，能体察圣意。”
“调和两宫”，“持平用中”——这八个字，政治信号再明确不过。这是要向被章惇打压的“旧党”或者说“元佑党人”示好，至少是部分放宽对他们的禁锢。
曾布立刻出列附和：“太后、陛下圣明！建中靖国，正合时宜。臣以为，当广开言路，收纳人才，无论其昔日政见如何，凡有才德者，皆可为国所用！”
曾布此言，既迎合了太后，也隐含了趁机扩张自己势力的意图。他与章惇虽同属“新党”，但早已面和心不和。
章惇孤立地站在朝堂中央，看着曾经的同僚们纷纷转向，或明确支持，或默不作声。他知道，属于他章惇的时代，随着哲宗的驾崩和向太后的垂帘，正在急速落幕。他那句“端王轻佻”的断言，不仅未能阻止新帝登基，反而彻底得罪了帘后听政的太后和御座上的新君。
他闭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气，不再言语。但那紧绷的下颌线和微微颤抖的双手，显露出他内心极不平静。
新帝赵佶，自始至终，没有对章惇的诘问做出直接回应。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将目光投向帘后，似乎在学习和观察，这位嫡母是如何驾驭这群老谋深算的臣子的。他看到了太后的坚定，也看到了章惇的固执与孤立，更看到了朝臣们的见风使舵。这无疑是他亲政前，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一课。
退朝之后，诏书一道道颁下，印证了朝堂上的风向。
首先是一道“求直言诏”，鼓励天下士民上书言事，指陈政令得失。这仿佛是元佑初年的重演，立刻在士林中激起了巨大反响。
紧接着，便是对“元佑党人”及其子弟的逐步宽宥。一些被贬谪在远方的旧党官员，被允许量移（调到离京城近一些的地方）或恢复部分官职。虽然核心人物如苏轼、苏辙等尚未被立刻召回中枢，但禁锢的坚冰，已然开始融化。
而与此同时，针对章惇的政治清算，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台谏官们，那些嗅觉最灵敏的政治动物，开始接连上疏，弹劾章惇“专权跋扈”、“目无君上”，甚至有人旧事重提，将他反对立端王之事，与“不臣之心”联系起来。其中，最致命的一击，是弹劾他在哲宗时代，对待皇室不敬，尤其是对哲宗生母朱太妃有所轻慢。
这一条，精准地戳中了向太后和赵佶的心结。调和两宫是赵佶展示仁孝、稳固地位的重要举措，章惇对朱太妃的“不敬”，正好成了打击他的最佳武器。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距新帝登基不过月余，罢相制书下达。
制书以皇帝的口吻，列举章惇诸多“罪状”，措辞严厉：“……而乃恃功怙权，树恩嫁怨……遏绝母后交通之礼，窥伺东朝动静之语……为臣不忠，莫此为甚！”
最终，章惇被罢去相位，以特进、申国公致仕，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这还只是开始，不久后，他又因新的弹劾被一再贬谪，最终踏上了南迁的道路，走向了他曾经将无数政敌送去的地方。
章惇离京那天，没有盛大的送行队伍，只有寥寥几个旧仆和一辆简陋的马车。他回头望了一眼巍峨的汴京城墙，目光复杂。他曾在这里权倾朝野，也曾在这里叱咤风云，最终，却也在这里黯然收场。历史的轮回，有时显得格外讽刺。
就在章惇这轮“旧日”缓缓沉入地平线的同时，另一轮“新月”，却正在帝国的东南方悄然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破云而出的时机。
此人便是蔡京。
此时的蔡京，正身处杭州，担任着洞霄宫提举这样一个闲散官职。他的人生，可谓几度沉浮。哲宗绍圣年间，他凭借支持“绍述”和出色的才干（尤其是理财能力），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位高权重。但在向太后垂帘、朝局转向的此刻，他作为标志性的“新党”干将，自然也被划入了需要“休息”的行列，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杭州西湖，风光旖旎。
蔡京却并无太多闲情逸致欣赏这湖光山色。他常在书房中，对着北方的地图和朝廷邸报，久久沉思。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建中靖国”年号背后，那股试图调和新旧、平息党争的政治意图。但他更深知，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向太后年事已高，不可能永远垂帘；而年轻的新帝，终究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父亲，今日有客来访。”儿子蔡攸进来通报。
“何人？”
“是宫中的供奉官，童贯童供奉，奉旨来杭采集书画珍玩。”
蔡京眼中精光一闪。童贯！这是个宦官，但并非普通的宦官。他身材魁梧，下巴上甚至有几根胡须，善于揣摩上意，尤其与新帝赵佶在书画艺术上颇有共同语言，很得信任。
“快请！”蔡京立刻起身整理衣冠。
童贯被引入书房，他虽是个内侍，却无多少阴柔之气，反而带着几分武人的爽朗（或者说，刻意表现出来的爽朗）。他拱手笑道：“蔡学士，久仰大名！咱家奉官家之命，来这江南宝地寻访些前人墨宝、奇珍异玩，少不得要叨扰学士了。谁不知蔡学士是当世鉴赏第一大家？”
蔡京连忙还礼，态度谦和而热情：“童供奉过誉了，蔡京一介待罪之身，岂敢当‘大家’之名。供奉奉旨办差，有用得着蔡京之处，但请吩咐。”
他立刻命人摆上酒宴，席间，绝口不谈朝政，只与童贯谈论书画、金石、古玩。蔡京的鉴赏眼光何等高明，对历代名家如数家珍，对笔法、源流的见解更是独到，令童贯大为折服。
更重要的是，蔡京毫不吝啬。他将自己珍藏的几幅吴道子、王维（传）的画作，以及一些精美的古铜器，慷慨地赠予童贯，并恳切地说：“此等雅物，当献于官家御前，方能彰显其价值。蔡京不敢私藏，烦请供奉代为转呈，聊表臣子一点忠心。”
童贯大喜过望，他正愁如何圆满完成任务，讨好新帝，蔡京的“雪中送炭”简直是天赐良机。他拍着胸脯保证：“蔡学士放心！咱家必定在官家面前，细细禀明学士的忠君爱国之心与绝世才学！”
接下来的日子里，蔡京成为了童贯在杭州最得力的“艺术顾问”，带着他遍访江南藏家，搜罗了大量珍品。同时，蔡京自己也精心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他的字姿媚豪健，痛快沉着，在当时确属一流，一并托童贯带上。
童贯回京之前，蔡京亲自送至码头，临别时，他握着童贯的手，意味深长地低声道：“供奉回京，风云或将有变。太后…圣体违和已久。若他日官家亲政，欲有所作为，重振绍述之业，蔡京虽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以报君恩。”
童贯心领神会，重重点头：“学士之言，咱家记下了。静候佳音便是！”
送走童贯的船队，蔡京站在西湖边，看着水波荡漾，嘴角终于露出一丝运筹帷幄的笑意。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将一根至关重要的线，抛向了汴京的权力中心。
果然，童贯回京后，将在杭州所得书画古玩珍品献上，并极力推崇蔡京的才华与忠心。正处于艺术激情中的赵佶，见到这些精妙的艺术品，尤其是蔡京那手漂亮的书法，龙心大悦，对蔡京的印象分大增。
而历史的进程，也正如蔡京所预料的那样，飞快地推进着。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病重。这位在关键时刻稳定了朝局，并开启了短暂“建中靖国”时代的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她召来赵佶，谆谆嘱咐：“官家…社稷之重，在于用人…要亲贤臣，远小人…哀家…不能再护着你了…”
同年七月，向太后驾崩。
随着向太后的去世，垂帘听政的时代正式结束。年轻的徽宗皇帝赵佶，开始真正独揽乾坤。
压在头顶的那片“调和”的云彩散去，赵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内心深处，或许从未真正认同那种“持平用中”的路线。他崇拜的是他的父亲神宗皇帝，向往的是那种锐意进取、富国强兵的“熙宁精神”。“建中靖国”于他，更多是权宜之计，是遵从嫡母意愿的过渡。
现在，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了。
他召见了曾布，询问下一步的施政方略。曾布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意图的转变，但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回答得有些含糊，既想迎合皇帝“绍述”的想法，又想维持自己目前的权力地位。
赵佶对此并不十分满意。
他又想起了童贯带回的那些精美艺术品，想起了蔡京那手漂亮的书法和他在杭州表现出来的“忠心”与“才干”。更重要的是，他记得蔡京在哲宗朝，是坚定的“绍述”派，是推行新法的干将。
“或许…蔡京才是那个能帮助朕，实现富国强兵梦想的人？”年轻的皇帝在心中思忖。
一道召蔡京还朝，恢复其翰林学士职位的诏书，开始在中书门下酝酿。
而此刻，远在杭州的蔡京，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切。他平静地接旨，谢恩，然后开始从容地收拾行装，准备北返。
他知道，属于他蔡京的黎明，终于要到来了。而大宋帝国的航船，也将在他的“引领”下，驶向一条既充满极致艺术光辉，又潜伏着无尽深渊的未知航路。
黄昏已尽，长夜将临，而有些人，正期待着在这长夜中，成为最耀眼的那颗星。
（第五卷 第二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