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后没几天，一场悄无声息却又无法忽视的变动，如同初春料峭的寒风，骤然席卷了第七农场。
没有预兆，没有正式通知，只是在某个清晨，几辆裹满泥泞和雪屑的吉普车，在一股肃杀的气氛中，径直开进了场部大院。从车上下来七八个穿着深色棉制服、表情严肃、眼神锐利的中年人。他们随身携带着厚厚的公文包，行动间带着一种不同于农场职工的、自上而下的审视感。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县里派工作组下来了！
名义上的说法是“检查春耕准备工作与干部职工思想动态”，配合上级“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这个时机，这套说辞，以及工作组人员那不苟言笑、隐隐带着压迫感的神情，都让明眼人心里“咯噔”一下。
场部的气氛瞬间变得异样。平日里还算随意的办公区域，此刻鸦雀无声，只剩下工作组人员偶尔低沉的询问和翻动纸张的沙沙声。杨场长、张振山等农场主要领导全程陪同，他们的脸上不见了往日的沉稳或爽朗，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力掩饰却依旧透出的凝重与谨慎。他们跟在工作组身后，回答问题言简意赅，态度恭敬，仿佛行走在薄冰之上。
工作组并没有急着召开大会，而是直接入驻了场部最好的几间办公室（临时腾出来的），开始了封闭式的“调研”。他们调阅档案，核对名册，动作迅速而高效，带着明确的目的性。
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如同逐渐弥漫开来的浓雾，笼罩了整个第七农场。人们交谈的声音不自觉地压低，走路都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生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空气中仿佛充满了静电，一触即发。
工作组的“检查”工作迅速展开，核心环节之一，便是分别谈话。
各科室的骨干、技术员，以及知青点的代表，都被列入了谈话名单。谈话地点设在场部一间临时腾空的会议室里，门口有人守着，气氛森严。
廖奎自然也接到了通知。去之前，他和谢薇在空间中紧急商议了对策。他们反复推敲了可能被问到的问题，统一了“扎根边疆，一心搞生产，不问其他”的核心口径，确保每一句话都政治正确，滴水不漏。
走进会议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工作组的两名成员坐在对面，一个负责主要提问，眼神犀利，另一个则低头记录，一言不发。杨场长和张振山并不在场，这更增添了谈话的独立性和压迫感。
“廖奎同志，坐。”主问者抬了抬手，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廖奎依言坐下，腰背挺直，神态恭敬而不卑微。
问题接踵而来，从畜牧科的冬季防病试点工作、春季疫病防控计划，到平时的学习情况、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再到对农场建设的看法、个人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廖奎的回答沉稳而清晰。谈及工作，他条理分明，数据准确，充分展现了一个技术骨干的专业素养；谈及思想和形势，他严格遵循主流口径，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决心，表示要“努力学习最高指示，提高思想觉悟，全心全意搞好农业生产”；谈及个人，他表示“没有困难，感谢组织关心”，绝口不提任何私人诉求或对现状的不满。
他的语气始终平静，态度不卑不亢，既没有过度热情地表忠心，也没有丝毫的闪躲和犹豫。每一个回答都像是经过反复打磨的标准件，严丝合缝地嵌入对方预设的框架内，让人挑不出错处，却也探不到底细。
负责记录的工作组成员笔尖飞快移动，主问者则时不时抬起眼皮，锐利的目光在廖奎脸上停留片刻，似乎想从他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上看出些什么。但最终，他只是微微颔首。
“嗯，廖奎同志技术过硬，思想也跟得上形势，很好。要继续保持，为农场建设多做贡献。”问话者结束了谈话，公式化地勉励了几句。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努力。”廖奎起身，恭敬地回答，然后稳步离开了会议室。
走出那间令人压抑的房间，廖奎才暗暗舒了一口气，后背的内衣已被冷汗微微浸湿。他知道，这第一关，算是勉强过去了。但他的心并未放下，因为他知道，工作组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他这样的“技术骨干”。
果然，随后传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猜测。周申、以及另外几个平日里比较活跃、曾参与过私下串联议论的知青，被重点约谈。谈话的时间远比廖奎要长，气氛也据说紧张得多。有人看到周申从会议室出来时，脸色苍白，嘴唇紧抿，完全不见了往日的洒脱。
整个农场，在这种高压式的个别谈话下，人心惶惶。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预感，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表面的生产生活仍在继续，但暗流已然汹涌澎湃。工作组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第七农场激起层层涟漪，而这涟漪的中心，最先波及的，便是那些平日里较为活跃、或者身上带着某些“特殊标记”的人。周申，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焦点之一。
联欢会上那首不合时宜的《小拜年》，如同一个醒目的标签，早已被记录在案。而工作组在私下谈话和调查中，似乎也掌握了一些关于知青群体中弥漫的思乡情绪、以及对现状不满的私下议论，甚至可能隐约察觉到了那尚未成型的“串联”苗头。虽然没有确凿证据指向周申是串联的核心，但他平日里热情外向、善于交际、在知青中颇有影响力的形象，本身就足以引起工作组的警惕。
谈话后的第二天，一场针对周申的“帮助教育会”在畜牧科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悄然进行。与会者除了工作组的两名成员，还有杨场长、张振山，以及畜牧科的部分骨干，包括廖奎和秦技术员。气氛远比之前的个别谈话要凝重和压抑。
周申被要求站在房间中央，像是一个接受审判的犯人。他低垂着头，平日里总是带着笑意的脸上此刻毫无血色，紧抿的嘴唇透露出他内心的屈辱与不安。
工作组那位主要负责提问的成员，姓李，面色严肃地开了口，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周申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调查和了解，发现你在思想上存在一些严重的、需要纠正的问题。”
他首先提到了联欢会事件：“在革命联欢晚会上，你不顾场合，不唱革命歌曲，反而带头哼唱旧社会的民间小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思想上的倒退！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你头脑中的反映！这说明你的革命意志不坚定，很容易受到旧思想、旧文化的侵蚀！”
周申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想要辩解什么，但最终还是死死咬住了嘴唇，没有出声。
李同志的话并没有停止，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严厉：“此外，组织上还了解到，你在知青当中，经常散布一些消极言论，对农场的生活条件、劳动强度表示不满，甚至隐隐流露出思乡厌战的错误情绪！你还和一些思想同样不稳定的知青过往甚密，私下里议论纷纷！周申同志，你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简单的生活问题，这是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你这是动摇军心，干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方向！”
“我没有……”周申终于忍不住，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试图辩解，“我只是……只是有时候和大家聊聊天……”
“聊天？”李同志打断了他，眼神锐利，“聊什么天？聊城里的生活多么好？聊这里的苦和累？聊怎么想办法回城？周申同志，你不要避重就轻！这种消极的‘聊天’，就是在散布负能量，就是在对抗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这说明你的脑子里，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扎根边疆’的思想，还在留恋城市里那种贪图安逸、不愿吃苦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将周申所有的解释和退路都堵死了。在那种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任何个人的情感流露、对艰苦环境的正常反应，都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解读为政治问题。
杨场长和张振山坐在一旁，脸色都十分难看。张振山几次想开口替周申说几句，毕竟周申在工作上还是积极肯干的，但看到工作组李同志那不容置疑的态度，又把话咽了回去。在这种时候，任何带有“包庇”色彩的言论，都可能引火烧身。
李同志最后宣读了组织的决定：“鉴于周申同志存在的上述问题，经工作组研究决定，给予其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在本日内，就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思想动摇’、‘散布消极言论’等错误，撰写一份深刻的思想检讨，要求触及灵魂，深挖思想根源！明天，将在畜牧科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检讨，接受同志们的进一步帮助和教育！”
“帮助教育”，这个词听起来温和，实则意味着公开的批判和羞辱。
周申的脸色由白转灰，眼神中最后一点光彩也熄灭了。他木然地站在那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散会后，众人沉默地离开办公室。廖奎走在最后，看到周申依旧僵硬地站在原地，背影显得异常单薄和萧索。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低声说了一句：“周申，先回去写检讨吧，实事求是，态度要端正。”
他不能多说，只能用这种符合身份、不授人以柄的话，表达一丝微弱的关心。
周申缓缓转过头，看了廖奎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委屈，有不甘，有恐惧，也有一丝被理解了的微弱触动。他嘴角扯动了一下，似乎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最终只是低低地“嗯”了一声，步履蹒跚地离开了。
接下来的半天，周申没有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他把自己关在知青点的宿舍里，对着稿纸，绞尽脑汁地写着那份“深刻检讨”。这不仅仅是一份检讨，更是一场对自我灵魂的剖析与鞭挞，他必须将自己所有的“错误”无限放大，用最严厉、最悔恨的语言进行批判，还要牵扯到阶级出身、思想根源，甚至要感谢组织的“及时挽救”。
这个过程，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
傍晚时分，廖奎回到土坯房，将周申的事情告诉了谢薇。两人听后，都陷入了沉默。他们虽然庆幸自己暂时安全过关，但周申的遭遇，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这个时代的残酷与荒诞。一句无心的歌谣，几句私下的抱怨，就可能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程，甚至带来更可怕的后果。
“他……能过关吗？”谢薇担忧地问。
廖奎摇了摇头，眉头紧锁：“不好说。要看他的检讨能不能让工作组‘满意’，也要看后续是否还有人继续揪着不放。这次是‘帮助教育’，如果态度不好，或者以后再犯，可能就是更严厉的处分了。”
他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补充道：“工作组这是杀鸡儆猴。周申，成了那只被选中的‘鸡’。接下来，恐怕所有人都会更加谨言慎行。”
夜色降临，第七农场笼罩在一片异样的寂静中。畜牧科明天的大会，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上。周申的危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困境，更是这个时代洪流中，无数被裹挟、被扭曲的个体命运的缩影。风暴的序幕，已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