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的喧嚣在我耳中化作一片模糊的嗡鸣。水晶吊灯折射出的光芒太过刺眼，我微微低头，避开那令人目眩的光线。阮夫人——我名义上的母亲——的手指正紧紧掐着我的上臂，力度大得几乎要掐断血液循环。
“微笑，轻晗。”她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脸上却挂着无懈可击的笑容，“朱先生来了。”
我抬起头，看见朱鹤松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二十九岁的他已然是上海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执掌着庞大的朱氏集团。剪裁完美的深灰色西装勾勒出他宽肩窄腰的身形，冷峻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情绪。人群在他经过时自动分开一条道路，窃窃私语随之而起。
“朱总居然真的来了…”
“阮家这次真是走了狗屎运…”
我听见这些议论，胃部不由得收紧。阮夫人掐着我的手指又加了几分力道，像是在提醒我不要搞砸这桩她苦心经营的“买卖”。
“朱总，幸会幸会。”阮夫人放开我，向前一步伸出手，语气热络得近乎谄媚，“这是小女轻晗，刚从上外毕业，主修法语文学。”
朱鹤松礼节性地握了握阮夫人的手，随即转向我。他的眼睛是罕见的深灰色，像冬日结冰的湖面，看不透底。
“阮小姐。”他微微颔首，声音低沉平稳，听不出喜怒。
“朱先生。”我努力让声音不发抖，按照排练过无数次的那样伸出手。
他的手指修长有力，握住我的手时既不热切也不敷衍，只是恰到好处地一握便松开。在他触碰我的那一瞬间，我莫名觉得这感觉有些熟悉，像是很久以前也曾有过这样一双手，短暂地握过我的指尖。
荒谬的错觉。在今天之前，我从未见过朱鹤松。
“轻晗非常欣赏朱总在慈善方面的贡献，”阮夫人迫不及待地插话，“她自己也经常去福利院做义工，是不是啊，轻晗？”
我忍住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冷笑。阮夫人编故事的能力总是令我叹服。事实上，自从被阮家领养，我外出的每一分钟都被严密监控，更别说去什么福利院做义工了。
“是吗？”朱鹤松的目光仍停留在我脸上，似乎想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什么。
我勉强扯出一个微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场相亲闹剧令我作呕，但我别无选择。阮家需要朱家这块垫脚石重回上海顶级社交圈，而朱鹤松据说需要一个妻子来应付家族压力。我只是恰好被选中，成为这场交易中的筹码。
“年轻人多聊聊，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打扰了。”阮董事长——我名义上的父亲——拍拍朱鹤松的肩膀，语气亲昵得仿佛他们是多年故交。
于是我和朱鹤松被单独留在宴会厅的露台入口处。晚风从微微开启的玻璃门缝中钻进来，吹散了我额前的碎发。
“想出去透透气吗？”朱鹤松突然问。
我有些惊讶，但还是点了点头。他为我推开通往露台的玻璃门，清凉的夜风立刻扑面而来，吹散了宴会厅里浓郁的香水味和虚伪的寒暄。
露台很大，摆放着几张白色藤制桌椅。远处，外滩的灯火如同散落的钻石，在黄浦江两岸熠熠生辉。我们并肩站在栏杆前，一时无话。
“法语文学，”朱鹤松忽然开口，“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我怔了怔，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阮家人从未关心过我学什么，只要我乖乖扮演好“阮家小姐”的角色就行。
“语言是一扇窗，”我谨慎地回答，“通过它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
他转过头来看我，深灰色的眼睛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深邃：“那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在阮家的这些年，我早已学会隐藏真实的自己，从不轻易向外人表露内心想法。但不知为何，朱鹤松的目光让我有一种奇怪的倾诉欲。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我轻声说，“这些作品里的世界或许并不美好，但足够真实。”
朱鹤松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看上去不像会满足于虚假美好的人。”
这句话几乎像是一种试探。我警觉起来，重新戴回面具：“每个人都需要偶尔逃避现实，不是吗？”
他微微勾起嘴角，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笑容：“确实。”
露台的门再次被推开，阮夫人探出头来：“轻晗，朱总，切蛋糕的环节要开始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朱鹤松，发现他正注视着我，眼中有一丝难以解读的情绪。
“我们进去吧。”他说。
那场宴会后的第三周，我和朱鹤松签了协议。
合同条款清晰得冷酷：婚姻期限三年，期间我需要扮演好朱太太的角色，出席必要场合；作为回报，我会获得可观的经济补偿，以及三年后彻底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合同明确规定：互不干涉私生活，不谈感情。
签字那天，朱鹤松的律师在场，阮家父母也在场。没有人问我的意见，仿佛我只是一件正在易主的物品。
“轻晗能嫁给朱总是她的福气，”阮夫人捏着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的皮肤，“这孩子有时候会犯糊涂，朱总多担待。”
朱鹤松的目光扫过阮夫人掐着我的手，眼神微冷：“阮夫人放心，我的人自然会照顾好。”
他的话让阮夫人立刻松开了手，脸上堆起勉强的笑容。
婚礼办得盛大而空洞。我穿着价值不菲的定制婚纱，挽着阮董事长的手臂走过红毯，站在朱鹤松身边说出“我愿意”。全程我都像个提线木偶，按照排练好的剧本表演。
当晚，我搬进了朱鹤松的别墅。我的房间在他卧室的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宽敞的起居室。
“家里有管家、厨师和保洁，他们会负责你的日常生活需要。”朱鹤松递给我一把钥匙和一张卡，“这是你的，可以自由出入。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的助理。”
我接过钥匙和卡，轻声问：“你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吗？”
他沉默片刻，说：“做你自己就好。”
做我自己？我几乎要笑出声来。连我自己都快忘记真正的阮轻晗是什么样子了。
新婚生活比我想象中平静。朱鹤松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我们偶尔共进早餐或晚餐，交谈仅限于礼节性的问候和无关痛痒的话题。他对我始终客气而疏离，从不过问我的行踪，也不干涉我的生活。
我重新拾起法文书籍的翻译工作，偶尔去听音乐会或看画展。表面上，我过着无数人羡慕的朱太太生活；但实际上，我像一只被囚禁在金笼里的雀鸟，等待着合同到期的那一天。
直到那场慈善晚宴。
那是我婚后第一次单独以朱太太的身份出席公开场合。朱鹤松因紧急公务临时去了北京，阮夫人坚持要我代表朱家出席。
“这可是个好机会，”她在电话里说，“让大家都看看你现在的位置。”
我明白她的意思——让大家都看看阮家如今靠上了朱家这棵大树。
晚宴上，我保持着得体的微笑，与各路人周旋。就在我以为能顺利熬过这个夜晚时，我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哟，这不是阮家捡来的小可怜吗？”
我转过身，看见林薇和她的小团体站在不远处。林薇是阮家生意对手的女儿，从小到大最爱找我的麻烦。
“现在该叫朱太太了？”她故作惊讶地掩嘴，“真是麻雀变凤凰啊？不过麻雀终究是麻雀，穿上华服也变不了真凤凰。”
她身边的人配合地发出窃笑。
我保持冷静，淡淡道：“林小姐好久不见，还是这么…风趣。”
林薇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更加尖锐：“听说朱总今天没来？也是，他那样的人物，怎么会真心陪一个冒牌货演戏？等三年期限一到，你就得被打回原形了吧？”
我握紧了手中的酒杯，指节发白。她怎么会知道协议的事？
“让我猜猜，朱总碰过你吗？还是说你们根本就是各睡各的？”林薇向前一步，声音压低却依然清晰，“也是，朱鹤松那样的人，怎么会对一个福利院捡来的货色感兴趣？”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刺中了我最深的隐痛。人群中传来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我感到血液一下子冲上头顶，又迅速退去，留下冰冷的麻木。
就在我几乎要失控的那一刻，一个冷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看来林小姐对我家的私事很感兴趣？”
人群自动分开，朱鹤松迈步走来。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风尘仆仆，像是刚从某个重要场合赶来。他的目光扫过林薇，冷得让她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
“朱总，我…我只是开个玩笑…”林薇结结巴巴地解释。
朱鹤松没有理会她，径直走到我身边，自然地揽住我的腰。他的手掌温暖而有力，透过薄薄的礼服面料熨烫着我的皮肤。
“我太太的事，”他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轮不到外人过问。”
那一刻，我感到某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在胸腔中翻涌。二十二年来，第一次有人这样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边，为我挡住明枪暗箭。
林薇脸色煞白，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朱鹤松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主办方负责人身上：“看来今天的晚宴并不适合我和我太太，我们先失陪了。”
他保持着揽着我的姿势，带我穿过寂静的人群，走出宴会厅。
车上，我们一路无言。我偷偷打量朱鹤松的侧脸，他正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表情依然平静无波，仿佛刚才那一幕从未发生。
“你不是在北京吗？”我终于鼓起勇气问。
“会议提前结束了。”他简短地回答，没有过多解释。
回到别墅，他为我拉开车门，我们一起走进客厅。管家迎上来，朱鹤松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忙。
“谢谢你。”我在楼梯口停下脚步，轻声说。
朱鹤松转过身来看我。灯光下，他的面部线条似乎柔和了些许。
“你不需要感谢我，”他说，“这是丈夫应该做的。”
“即使是协议丈夫？”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朱鹤松沉默了片刻，然后出乎意料地微微勾起了嘴角：“即使是协议丈夫。”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这段婚姻或许没那么糟。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餐桌上多了一个精致的礼盒。打开来看，里面是一本法文初版的《恶之花》，扉页上有波德莱尔研究专家的亲笔签名。
我惊讶地抬头看向朱鹤松。他正喝着咖啡看财经报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这是…”我迟疑地开口。
“昨天在北京的一个拍卖会上看到的，”他平淡地说，目光仍停留在报纸上，“觉得你会喜欢。”
我的心跳莫名加速。他居然记得我在初次见面时随口提到的喜欢的作家。
“我很喜欢，”我轻声说，“谢谢你。”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但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早餐时的交谈不再局限于天气和日程，有时我们会讨论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他依然忙碌，但总会抽空回复我的信息，偶尔甚至会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某些商业活动。
“如果你不想去可以拒绝，”他总是这样说，“不必勉强。”
但我很少拒绝。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期待与他相处的时光。朱鹤松聪明、敏锐，有时甚至有种冷幽默。在他身边，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然而真正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婚姻的，是一次偶然的发现。
那是一个周末下午，朱鹤松在书房开视频会议，我替他进去找一份文件。在他的指示下，我打开书桌右下方的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就在我准备关上抽屉时，我注意到抽屉最里面有一个小巧的银色钥匙，半藏在文件下方。
出于好奇，我拿起钥匙，环顾书房，想看看它能打开什么。最终，我在书架下方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檀木盒子，盒子上挂着一把精致的小锁。
鬼使神差地，我用那把钥匙试了试。锁应声而开。
盒子里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厚厚一叠照片，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张，呼吸顿时停滞了。
照片中的女孩十六岁左右，穿着演出礼服，在钢琴比赛后台的椅子上打瞌睡。侧脸压在手背上，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那是我，十六岁的我，在上海青少年钢琴大赛后台小憩的那一刻。
我的心跳加速，手指颤抖地翻看下面的照片。二十岁的我，在毕业典礼上偷偷擦掉眼泪；十九岁的我，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看书，阳光为我的侧影镀上金边；十八岁生日那晚，我站在阮家露台的边缘张开手臂，仿佛要拥抱整个城市的夜景…
最底下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画质粗糙，像是用老式手机偷拍的。照片中，瘦小的女孩蹲在福利院的墙角，低着头看不清面容。而栏杆外，少年时期的朱鹤松正弯腰向她递出一颗糖果。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
那个下午，阳光炽烈，院子里蝉鸣聒噪。八岁的我因为又被大孩子抢走了午餐水果，躲在墙角偷偷哭泣。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
“嘿，你怎么了？”
我抬起头，透过模糊的泪眼看见栏杆外站着一个少年。他看上去十五六岁，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眼睛是罕见的深灰色。
“他们…他们抢我的苹果…”我抽噎着说。
少年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包装精美的糖果，从栏杆缝隙中递过来：“给你。别哭了。”
我迟疑地接过糖果，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他的。他迅速收回手，像是被烫到一样。
“谢谢你。”我小声说。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小玥，”我回答，那是福利院阿姨给我取的名字，“我叫小玥。”
少年点点头，没有自我介绍，只是说：“我会回来看你的。”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我就被阮家领养了，改名为阮轻晗。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个下午的记忆渐渐模糊，最终被尘封在脑海最深处。
直到此刻。
我瘫坐在地毯上，照片散落一地。这么多年来，朱鹤松一直在暗中关注着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存在？为什么从未提起？
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我惊慌失措地试图把照片收好放回原处，但已经太迟了。
书房门被推开，朱鹤松站在门口。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照片上，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轻晗，”他的声音嘶哑，“我…”
“为什么？”我举起手中的照片，声音颤抖，“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书房，轻轻关上门：“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我站起来，直视他的眼睛，“你一直在监视我？这一切…我们的婚姻…都是你计划好的吗？”
朱鹤松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明光福利院。”他的声音低沉，“那天我跟着父亲去做慈善捐赠，偶然看到了躲在墙角哭的你。”
我静静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给了你一颗糖，你笑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回忆那个瞬间，“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母亲刚去世，父亲…”他停顿了一下，跳过这个话题，“你的笑容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黑暗。”
“但你再也没有回来。”我说。
朱鹤松的眼神黯淡下来：“我本想第二天再去看你，但父亲突然把我送出国读书。等我几年后回来，你已经不在福利院了。阿姨告诉我你被一个富裕家庭领养了，姓阮。”
他走向书桌，拿起那张我在露台上的照片：“我找了你很久。这些照片…是我拜托私家律师找到的。我只是想确认你过得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从不现身？”我问，声音依然颤抖，“为什么直到阮家提出联姻，你才…”
“因为我以为你过得很好！”他突然提高声音，眼中闪过痛苦，“阮家是有头有脸的家庭，我以为他们真心待你。直到三个月前，我偶然得知阮家生意出现危机，正在急于寻找联姻对象挽救局面。我这才意识到，你可能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幸福。”
我沉默了。他说的都是事实。在阮家，我永远只是那个“捡来的孩子”，一个用来填补失落感的替代品，一个关键时刻可以拿来交换利益的工具。
“所以你同意了这门亲事，”我轻声说，“不是为了应付家族压力，而是为了…救我？”
朱鹤松走向我，小心翼翼地，仿佛怕惊走一只受惊的小鸟：“我知道这种方式很糟糕。但我想不到别的办法能让你尽快离开阮家，又不引起他们的怀疑。”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更加柔和，“那份协议…是为了给你安全感，让你知道三年后你可以自由选择去留。”
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原来早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人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我。
“那张照片，”我指着福利院的那张旧照，“是你拍的吗？”
朱鹤松摇摇头：“是我父亲拍的。那天他找不到我，后来发现我在福利院栏杆外和一个女孩说话，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讽刺的是，这成了我唯一拥有你的照片，直到很多年后。”
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水夺眶而出。朱鹤松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轻轻擦去我的眼泪。他的指尖温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对不起，”他低声说，“我本该告诉你真相。”
我摇摇头，不知该说什么。书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的呼吸声，和窗外渐起的雨声。
就在这时，朱鹤松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眼来电显示，眉头微皱：“是我助理。抱歉，我得接这个电话。”
他走出书房，留下我一个人面对散落一地的照片和汹涌的回忆。我蹲下身，慢慢拾起那些时光的碎片，每一张都记录着我不曾注意到的注视。
十六岁钢琴比赛后，我因为一个小失误与冠军失之交臂，躲在后台偷偷难过，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原来那时，有人在远处记录下了我的睡颜。
二十岁毕业典礼，我因为想到自己无亲无故，连毕业典礼都无人真心为我庆祝，忍不住掉了眼泪。那一刻，有人捕捉到了我的泪水。
十八岁生日那晚，我站在露台边缘，不是因为想要拥抱城市夜景，而是因为阮家夫妇在那天又提起了他们早夭的亲生女儿，让我再次意识到自己永远只是个替代品。那一刻，我甚至想过纵身一跃，结束这虚伪的人生。原来那时，有人远远地看着我，却从未知道我的绝望。
最底下那张福利院的照片已经泛黄，边缘磨损得厉害，显然经常被人拿在手中观看。照片中的少年朱鹤松神情专注地看着蹲在墙角的我，手中那颗糖果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我的心揪紧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记得那个下午的相遇。而我，却几乎完全忘记了那个给予我片刻温暖的少年。
朱鹤松回到书房时，我已经把照片整理好放回盒中。他站在门口，似乎不确定是否该进来。
“我让人准备了晚餐，”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谈谈。”
我点点头，跟着他来到餐厅。桌上摆着简单的西餐和一瓶红酒。烛光在银质餐具上跳跃，营造出一种近乎浪漫的氛围。
我们相对无言地吃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吗？”
朱鹤松放下刀叉，认真地看着我：“我记得每一个细节。你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子，右边辫子上的橡皮筋快要松掉了。你接过糖果时，手指上有墨水痕迹，像是刚画过画。”
我的眼眶再次发热。那么久远的细节，他居然还记得如此清晰。
“为什么？”我轻声问，“我们只见了一面…”
“有时候，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只需要一面就能记住一辈子。”他的声音很轻，却重重地落在我心上。
晚餐后，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继续聊着那些错过的岁月。朱鹤松告诉我他如何通过私家侦探关注我的成长，如何在商场上暗中帮助阮家——只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他甚至承认，书房里那些照片只是冰山一角，他还有一个保险箱，装满了这些年收集的关于我的点点滴滴。
“这听起来很可怕，我知道，”他苦涩地笑了笑，“像个变态跟踪狂。”
我摇摇头。在别人看来或许如此，但我能感受到这些行为背后的孤独与执着。朱鹤松的世界看似应有尽有，实则可能比我还要荒芜。至少，我早已接受自己的孤独，而他一直在寻找那束曾经照进他生命的光。
“我能看看吗？”我突然问，“那个保险箱里的东西。”
朱鹤松略显惊讶，但还是点了点头。他带我回到书房，转动墙上一幅画的后面，露出一个嵌入式保险箱。输入密码后，保险箱门轻声开启。
里面的东西让我屏息。不仅仅有照片，还有我高中时代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复印件，大学时期法语演讲比赛的录像带，甚至还有我第一次钢琴独奏会的门票存根。
“你来了？”我惊讶地拿起那张泛黄的存根，“那场音乐会只有五十个观众…”
“我坐在最后一排，”朱鹤松承认，“你弹得非常好。”
我的手指拂过这些收藏品，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被一个人如此长久而隐秘地关注，本该令人毛骨悚然，但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被珍视感。
在阮家，我永远活在另一个女孩的阴影下。我的成就永远不够好，我的存在永远只是替代。而在这里，在朱鹤松的秘密收藏中，我看到的是自己被完整地看见，被认真地记住。
“我很害怕，”朱鹤松突然说，声音低沉，“害怕你知道真相后会离开。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那种方式…那份协议。我想给你自由，但又自私地希望你能留下。”
我抬起头，直视他深灰色的眼睛。在那通常冰冷无波的表象下，我看到了 vulnerability 和恳求。
“我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感觉，”我诚实地说，“这需要时间消化。”
他点点头：“我明白。无论你决定什么，我都会尊重。”
那晚，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回放着与朱鹤松的每一次相遇，每一次对话，试图从中寻找被忽略的线索。
我记得新婚初期，他如何准确知道我的饮食偏好；如何在我轻微感冒时，不动声色地让厨师准备姜茶；如何在我提到某本书后不久，那本书就会出现在书房的书架上。
原来所有这些，都不是巧合。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之间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表面上一切如常，但眼神交汇时总有未说出口的话语在流动。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朱鹤松，注意到他那些看似冷漠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关心。
他会在我熬夜看书时，默默让管家准备护眼灯；会在我无意中提及想看的展览后，突然“多出”两张门票；会在阮家人来访时，刻意站在我身边，用肢体语言无声地表达支持。
一个月后的某个夜晚，朱鹤松应酬喝醉了。我听到门口有动静，开门看见他的助理费力地扶着他。
“抱歉，朱太太，”助理气喘吁吁地说，“朱总今晚喝得有点多。”
我帮忙把朱鹤松扶到卧室床上。他的领带松散，脸颊泛红，平日里冰冷的灰色眼眸此刻蒙着一层雾气，竟显得有些柔软。
“需要我帮忙吗？”助理问。
“不用了，谢谢。你先回去吧。”我说。
助理离开后，我打来温水，为朱鹤松擦脸。他的睫毛在灯光下投出长长的阴影，嘴唇微微张开，呼吸间带着酒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不设防的样子。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指滚烫，力道大得惊人。
“阮轻晗。”他嗓音低哑，眼睛半睁着，似乎认出了我。
“嗯？”我轻声回应，试图挣脱他的手，但他握得更紧了。
“你怎么可以忘记我？”他的声音带着醉意，却有一种惊人的痛苦，“怎么可以忘得这么干净？”
我的心猛地一颤。这些话他在清醒时绝不会说出口。
“我记得，”我柔声说，“那个下午，那颗糖果。我记得。”
朱鹤松摇摇头，眼神迷离：“不，你不记得。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他松开我的手腕，手指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我找了你这么多年，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酒精让他卸下了所有防备，露出了最深处的脆弱。
“有时候我希望从未遇见你，”他喃喃自语，“那样我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渴望，什么是…”
他的话没有说完，眼睛缓缓闭上，陷入了沉睡。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熟睡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柔情。
那晚之后，有些事情改变了。我开始主动了解朱鹤松，问他关于工作、关于童年、关于他喜欢和讨厌的事物。起初他有些惊讶，但很快就开始分享那些他从不向外人展示的部分。
我得知他母亲在他十四岁时去世，父亲很快再婚，把他送去寄宿学校，后来直接送出国。他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孤独与背叛，以至于渐渐学会了用冷漠来保护自己。
“那颗糖果，”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给我？”
我们坐在露台上，看着城市的夜景。朱鹤松沉默了片刻，说：“那天是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逃学了，不知不觉走到了福利院附近。看到你哭泣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自己。我想，如果我能让一个人停止哭泣，或许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糟糕。”
我的眼眶湿润了。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原来对两个孤独的灵魂都如此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协议渐渐变得形同虚设。朱鹤松不再睡在对面卧室，而是自然而然地搬进了我的房间。我们会在清晨分享一个慵懒的吻，在夜晚相拥而眠。我发现他外表冷漠下的温柔，他则看到了我谨慎下的热情。
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物时找到了福利院时期的一个铁盒。打开来看，里面是几颗已经融化变形的糖果，包装纸却还依稀可辨——正是朱鹤松当年给我的那种高级进口糖果。
我拿着铁盒去找他，他正在书房工作。看到盒子里的糖果，他愣住了。
“你留着它们？”他不可思议地问。
“我只舍得吃了一颗，”我承认，“剩下的都藏起来了。后来被阮家领养，我把它们带走了，但从来不敢拿出来。”
朱鹤松拿起一颗已经完全变形的糖果，眼中情绪翻涌：“我以为你早就忘了。”
“我没有完全忘记，”我轻声说，“只是记忆太模糊，像一场梦。直到看到那张照片，一切才清晰起来。”
他放下糖果，将我拉入怀中。这个拥抱不同以往，充满了释然与确认。
“我爱你，轻晗，”他在我耳边低语，“从那个下午开始，我就一直在爱你。”
我也爱你，我心想。但话语还堵在喉咙里，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说出口。
然而命运从不给人足够的时间准备。
一周后，阮夫人突然来访。她看上去焦急而紧张，完全失去了往日的从容。
“轻晗，你得帮帮我们，”她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的皮肤，“阮家要破产了，只有朱总能救我们。”
我轻轻抽回手：“朱鹤松已经帮了阮家很多。”
“不够！”阮夫人几乎是在尖叫，“这次需要一大笔资金注入，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你去求求朱总，他一定会听你的！”
我摇摇头：“生意上的事，我从不干涉。”
阮夫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恶毒：“别忘了你是谁！要不是我们阮家收养你，你现在还在福利院捡别人剩下的东西！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朱鹤松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想轻晗已经不欠阮家什么了。”
我们同时转头。朱鹤松站在书房门口，脸色冰冷如霜。他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朱总，”阮夫人立刻换上谄媚的表情，“您说得对，轻晗当然不欠我们什么。只是这次情况特殊…”
“我知道阮家的情况，”朱鹤松打断她，“我也知道你们是如何对待轻晗的。”他走到我身边，自然地揽住我的腰，“从今天起，轻晗与阮家再无关系。你们的事，自己解决。”
阮夫人的脸色瞬间惨白：“你怎么能…轻晗是我们女儿…”
“是吗？”朱鹤松冷笑，“你们何曾把她当作女儿？她不过是你们用来交易的工具。”
阮夫人张口结舌，最终愤然离去。我靠在朱鹤松怀里，感到一阵虚脱。
“你早就知道？”我问。
他点点头：“我一直在调查阮家。他们最近的投资决策极其冒险，明显是在赌最后一把。”他轻轻抬起我的下巴，让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不会让他们再利用你。”
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如此坚决地保护我，站在我这边。
“谢谢。”我轻声说。
朱鹤松摇摇头：“不需要感谢。爱一个人，自然就会保护她。”
那一刻，我终于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我踮起脚尖，轻轻吻上他的嘴唇：“我爱你，朱鹤松。”
他的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随即加深了这个吻。在那个吻中，我尝到了等待的苦涩和最终得到回应的甜蜜。
后来，阮家果然破产了，搬离了上海。我没有感到悲伤，只有一种释然。朱鹤松说得对，我不欠他们什么。他们领养我不是出于爱心，而是为了填补失去女儿的空白；而我用多年的顺从和最后的婚姻回报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再次来到朱鹤松的书房。那个檀木盒子就放在书桌上，我不必再偷偷打开它。
我拿起那张福利院的旧照片，仔细端详。照片中的两个孩童，一个在栏杆内，一个在栏杆外，却被一种无形的纽带连接在一起。
“在想什么？”朱鹤松从身后抱住我，下巴轻抵在我的发顶。
“在想命运的神奇，”我向后靠在他怀里，“如果那天你没有偶然经过福利院，如果我们没有那次短暂的相遇，现在会怎样？”
朱鹤松轻轻转过我的身体，让我面对他：“我相信我们终会相遇。或许形式不同，时间不同，但注定的人总会找到彼此。”
他的吻落下来，温柔而坚定。在这个吻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下午，八岁的我接过少年手中的糖果，指尖相触的瞬间，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有些相遇是偶然，但相爱是必然。就像迷失的星辰终会找到归途，孤独的灵魂终会相遇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