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针碰到玻璃的声响，混着野菊花瓣的轻响，在空荡的展厅里荡开。林砚之捏着顶针的指节猛地收紧，银质圆环在掌心硌出半圈白痕。展柜里的旗袍静静悬着，孔雀蓝的真丝上绣着半开的野菊，针脚细密得像初春刚抽芽的草茎，正是母亲失踪前留在工作室的最后一件作品。
她蹲下身去捡散落的花瓣，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展柜底座时，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夜。母亲也是这样蹲在缝纫机前，顶针撞在金属压脚上的脆响，和窗外的雷鸣此起彼伏。那时她总爱趴在母亲膝头，看银针拖着丝线钻进布料，像在织一张会呼吸的网。
“小心扎手。”
苍老的声音惊得林砚之差点碰翻展柜。转身看见个穿藏青中山装的老人，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捏着个牛皮笔记本。对方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两道缝，指着她掌心的顶针：“沈曼君的手艺，连顶针都要选最薄的银片，说是怕硌着布料。”
心脏像被那枚顶针狠狠扎了下。沈曼君是母亲的本名，自从十年前在工作室留下那件未完成的旗袍消失后，这个名字就成了家里的禁忌。林砚之攥紧笔记本边缘，纸页间夹着的干枯花瓣簌簌作响——是野菊，和展柜里旗袍上绣的一模一样。
“1987年秋，收到曼君寄来的野菊标本，说是在雁荡山采的。”老人翻开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贴着朵压平的花，旁边铅笔字歪歪扭扭，“她说要绣件穿在身上的山水。”
顶针又碰到玻璃，这次林砚之听得真切。那声音里藏着母亲深夜赶工的喘息，藏着她失踪那天工作室里打翻的墨水瓶味，还藏着此刻展厅通风口漏进来的风，卷着远处公园飘来的野菊香。
老人忽然指着旗袍下摆：“这里少了一针。”
果然，在最后一丛野菊的根部，有个极小的针孔空着。林砚之忽然想起母亲的话：“每件衣服都有心跳，没缝完的针脚，就是它在等你。”她颤抖着将顶针套上食指，银环贴着皮肤的温度，竟和记忆里母亲指尖的热度渐渐重合。
当银针穿过真丝的刹那，顶针与玻璃的碰撞声突然变了调。像是有人在耳边轻轻呼气，又像二十年前那个雨夜，母亲哼着童谣的尾音。林砚之盯着针尖带出的金线，那颜色和笔记本里夹着的老照片上，母亲发间别着的野菊簪子一模一样。
“她总说，好手艺要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老人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布包，展开是枚锈迹斑斑的铜制顶针，“这是她出师时，她师父给的。”
两枚顶针在展柜台上轻轻相碰，清越的声响里，野菊花瓣又开始飘落。林砚之望着旗袍下摆渐渐饱满的针脚，忽然明白母亲没绣完的不是花，是藏在丝线里的路——从雁荡山的野菊丛，到这间亮着暖灯的展厅，针脚连成的轨迹，早就在等她来走完最后一步。
展厅的钟表敲响三点，阳光斜斜切过展柜。林砚之收起顶针时，发现老人已经离开，笔记本留在台上，最后一页写着：“雁荡山的野菊，每年霜降前开得最盛。”
玻璃上的指纹被风吹干时，林砚之仿佛看见母亲站在展台尽头，穿那件孔雀蓝旗袍，发间别着野菊簪。顶针碰在玻璃上的余响还在荡，混着花瓣落地的轻响，像谁在说：我在花开的地方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