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宦官在冯太后面前说高祖的坏话，太后就用杖打了高祖几十下；高祖默默忍受，没有为自己辩解；等到太后去世后，他也不再追问这件事。
十月二十一（甲申日），北魏皇帝去拜谒永固陵。十月二十八（辛卯日），下诏说：“大臣们因为国家政务繁多重要，多次请求我处理朝政。但我哀伤思慕的情感缠绕心头，还没办法自己处理事务。之前在我身边掌管机要的近臣，都是可以托付谋略的人，暂且可以把事务交给他们；如果有疑难的事情，随时和他们讨论决定。”
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特别喜欢读书，常常称病不管事务，因此长史伏登之得以独揽大权，随意更换将领和官吏，都不让房法乘知道。录事房季文把这事告诉了房法乘，房法乘大怒，把伏登之关进监狱十多天。伏登之给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送了很多贿赂，得以出狱，接着就带领部下袭击州府，抓住房法乘，对他说：“您既然生病了，就不应该太劳累。”然后把他囚禁在别的房间。房法乘没事做，又向伏登之要书看，伏登之说：“您安静待着，还怕引发疾病，怎么能看书呢！”于是不给他书。伏登之还上奏说房法乘心病发作，不能处理政务。十一月二十四（乙卯日），朝廷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房法乘被送回去，走到大庾岭就去世了。
十二月十九（己卯日），南齐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
当初，南齐太祖因为南方铜钱少，就想重新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觊上书说，他认为：“粮食和货币相互流通，这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李悝说：‘粮食太贵会伤害百姓，太便宜会伤害农民。’太贵太便宜，伤害的结果是一样的。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腹地，近年来时常遭受水涝，但粮食价格却不高，这说明天下的钱少，而不是粮食便宜，这一点不能不注意。铸钱的弊端，在于钱的轻重多次变化。重钱难以使用，难以使用会导致它不受重视；轻钱容易被私自铸造，而私自铸造带来的祸患很严重。百姓之所以会私自铸钱，严厉的法律都禁止不了，是因为上面铸钱的时候吝惜铜料、节省工本。吝惜铜料、节省工本，是觉得钱是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是用来流通交易，一心想让它质量轻、数量多，这样能节省工本、容易制成，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带来的祸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现在开启获利的源头，又用重刑处罚，这是引导他们做坏事，还把他们推向死地，这怎么能算是治理国家呢！汉朝建立后，铸造轻钱，百姓中投机取巧、造假的人很多。到了元狩年间，才开始整治这个弊端，于是铸造五铢钱，在钱的上下都铸有轮廓，让人们没办法磨取铜屑，这样百姓计算成本后觉得得不偿失，私自铸钱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不惜铜料、不省工本的效果。君主不用担忧没有铜料、缺少工匠，只要让百姓觉得无利可图，私自铸钱的事就杜绝了。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变得更轻了，虽然有轮廓，但冶炼不精细，于是私自铸钱的现象纷纷出现，再也禁止不了。这就是吝惜铜料、节省工本的验证。凡是铸钱，与其不合适，宁可重也不要轻。从汉朝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历经五百多年，制度有时废弃有时兴起，但五铢钱一直不变，这是因为它的轻重合适、符合货物交易的需求。现在的钱币文字大多是五铢，只是偶尔有不同的钱币。自从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又不禁止百姓剪凿钱币，造成的祸患已经很广泛，弊端一直延续到现在，难道不悲哀吗！晋朝不铸钱，后来经历战乱、火灾、水灾，钱币损耗散失、被熔化，每年损失的数量很多，就好比磨刀石，虽然看不到它有损耗，但总有一天会用完，天下的钱怎么能不枯竭呢！钱枯竭了，士、农、工、商就都失去了他们的产业，百姓靠什么生存呢！我认为应该依照旧有的制度，大力开展铸钱，钱重五铢，完全依照汉朝的方法。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已经流通到百姓手中，就严格禁止剪凿，那些轻小、破损、没有轮廓的钱，都不许流通。官府铸造的小钱，称一称符合铢两的标准后，就熔化改铸成大钱，这样对贫穷善良的百姓有利，也堵住了奸诈取巧的途径。钱币和货物流通均衡了，远近都一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市场上也不会有纷争，衣食就能逐渐增多了。”太祖觉得他说得对，就让各州郡大量购买铜和木炭。但太祖驾崩，这件事就搁置了。
这一年，益州行事刘悛上书说：“蒙山下有严道铜山，是以前铸钱的地方，可以进行开发。”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派使者到蜀地铸钱。没过多久，因为花费太多就停止了。
自从太祖整治黄籍，到皇上这里，把在户籍上造假的人发配到淮河边境戍守十年，百姓对此很不满。于是皇上下诏说：“宋升明年以前的户籍，都允许重新登记；那些被发配到边疆服役的人，都准许回到家乡；从此以后再有人犯，就严加整治。”
长沙威王萧晃去世。
吏部尚书王晏称病请求辞去官职，皇上想让古昌侯萧鸾代替王晏担任这个职务，亲自写诏书询问王晏的意见。王晏上奏说：“萧鸾清廉干练有余；但是他不熟悉士族门第，恐怕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皇上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南齐封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高车的阿伏至罗和穷奇派使者到北魏，请求替天子讨伐消灭柔然，北魏皇帝赐给他们绣裤褶和各种彩色丝绸一百匹。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面相，字里行间藏着权力博弈的暗流与制度变革的阵痛，其现代视角下的解读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权力场域的“无声博弈”：帝王与太后的隐忍政治
--北魏孝文帝被宦官谮言而遭太后杖责，却“默然受之”，直至太后去世也不追问。这种“隐忍”并非懦弱，而是权力过渡期的生存策略——太后掌握实权时，帝王的沉默是避免冲突激化的政治智慧，也为后续亲政积蓄空间。这揭示了古代皇权传承中“代际权力真空期”的典型困境：晚辈统治者需在服从与自主间寻找平衡，隐忍往往是权力蓄力的前奏。
--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以“哀慕缠绵”为由暂缓亲政，将事务委托给“近侍先掌机衡者”，实则是通过缓冲期稳定朝局，避免权力真空引发动荡。这种“以退为进”的统治术，体现了成熟政治家对权力节奏的精准把控。
地方治理的荒诞剧：文人官员的“错位悲剧”
--交州刺史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最终被长史伏登之夺权囚禁，甚至求书而不得。这一事件极具讽刺性：房法乘的“文人式不作为”，暴露了古代官僚体系中“清流官员”的致命缺陷——脱离实务、空谈风雅，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伏登之的夺权手段（贿赂、兵变、以“养病”为名囚禁上司），则折射出地方权力结构的脆弱性：当中央对地方管控弱化时，行政体系易被私权侵蚀，“潜规则”往往取代制度成为权力运行的实际逻辑。而朝廷最终认可伏登之的刺史职位，更凸显了古代政治“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只要能维持地方稳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可被选择性忽视。
货币改革的千年难题：经济理性与现实困境的碰撞
--孔觊的货币理论堪称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华：他指出“钱少则百业萧条”，主张恢复五铢钱制度，强调“宁重无轻”“不惜铜不爱工”，认为高质量货币才能遏制私铸、稳定经济。这一观点直击古代货币问题的核心——货币的价值稳定不仅依赖制度设计，更取决于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维护（即通过足量铜料保证货币实际价值）。
--改革的夭折（“会晏驾，事寝”）与益州铸钱的半途而废（“功费多而止”），则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货币改革需巨大的财政投入（铜料、人力），而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财政紧张，中央政府往往难以承担长期成本。这也印证了一个规律：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强大的执行能力。
制度修补的局限性：黄籍改革与统治合法性的博弈
--齐武帝下诏赦免“谪巧者”（因户籍造假被贬者），允许其返乡，是对太祖时期严苛政策的修正。这一举措本质上是通过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户籍改革引发的“百姓怨望”已威胁到政权合法性，统治者不得不以妥协换取民心。
--但“此后有犯，严加翦治”的补充条款，又暴露了改革的不彻底性：古代户籍制度的核心矛盾（政府对人口控制的需求与民间逃税避役的本能）并未解决，单纯依靠“赦免+严惩”的循环，无法从根本上破解制度性困境。这也说明：当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脱节时，局部修补只能缓解矛盾，却无法消除根源。
外交与民族关系：中原王朝的“象征性权威”
北魏对高车部落的“赐物”与百济王的册封，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逻辑：中原王朝通过册封、赏赐，将周边政权纳入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以象征性权威弥补军事、经济上的实际弱势。这种“软实力”外交，是战乱时期维持区域稳定的低成本手段，也反映了古代“天下观”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
结语：历史的镜鉴意义
这段史料中的人物与事件，本质上是“权力如何运行”“制度如何失效”“改革如何夭折”的经典案例。无论是孝文帝的隐忍、房法乘的荒诞，还是孔觊的洞见，都在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政治与经济问题，都离不开对“人性”（趋利避害）、“制度”（规则与漏洞）、“资源”（成本与收益）的考量。而历史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从这些“过去的故事”中，读懂现实世界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