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想当个广州刺史。会稽王司马道子本来就忌惮他，不想让他待在荆州，正好借着他这个请求，安排他去管交州、广州的军事，兼任广州刺史；结果桓玄领了任命却迟迟不动身。
豫州刺史庾楷因为司马道子把自己管辖的四个郡划给王愉管，不乐意了，上奏说：“江州是内陆地区，而西府北边全是敌寇，根本不该让王愉来分地盘！”朝廷没搭理他。庾楷气炸了，派儿子庾鸿去游说王恭：“尚之兄弟又把持了权力，比当初的王国宝还过分，这是想借着朝廷的名义削弱咱们地方势力，明显是记着以前的事儿要搞报复，将来指不定捅出多大篓子。趁他们还没合计好，赶紧先下手为强！”王恭觉得这话在理，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殷仲堪和桓玄。两人都表示赞同，还推举王恭当带头大哥，约定时间一起进军京城。
当时朝廷内外互相猜忌，各处关卡盘查得特严，殷仲堪就把信写在斜纹绢上，塞进箭杆里，封上箭头涂上漆，托庾楷转交王恭。结果王恭拆开一看，绢上的字歪歪扭扭，压根认不出是殷仲堪的亲笔，怀疑是庾楷伪造的，再加上觉得殷仲堪去年就爽约没来，这次肯定也不会动，就自己提前起兵了。司马刘牢之劝他：“将军，您是皇上的亲舅舅；会稽王是皇上的亲叔叔。人家现在主持朝政，之前为了您杀了自己宠信的王国宝、王绪，还送来了王廞的信，对您够意思了。最近的人事安排就算不合您心意，也没多大毛病啊。把庾楷的四个郡划给王愉，跟您有半毛钱关系！这种清君侧的戏码，哪能天天演啊！”王恭不听，直接上表请求讨伐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
司马道子派人劝庾楷：“想当初我待你多好，亲如兄弟，帐里喝酒、掏心窝子的话都说过，这关系够铁了吧？你现在放着老交情不管，去跟新人搭伙，忘了王恭以前怎么欺负你的吗！要是真去投靠他，等他得势了，肯定觉得你是墙头草，怎么可能真心信你！到时候脑袋都保不住，还谈啥富贵！”庾楷气呼呼地说：“当初王恭去先帝陵前，你吓得没辙，是我看情况紧急，立马带兵过来，他才不敢动。去年那事儿，我也是听你安排才行动的。我对您够意思了，您自己扛不住王恭，反倒杀了王国宝和王绪，从那以后，谁还敢为您卖命！我庾楷可不想带着全家老小陪你送死。”当时庾楷已经响应王恭的号召，正在招兵买马。消息传回来，朝廷上下慌得一批，立马全城戒严。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对司马道子说：“上次没收拾王恭，才有今天这麻烦。现在要是再顺着他，那咱们就彻底完了。”司马道子也没辙，把事儿全推给元显，自己天天喝酒摆烂。元显倒是机灵，懂点文化，胆子也大，把安危当自己的事儿扛着。身边人都吹他，说他神勇，有当年明帝的范儿。
殷仲堪听说王恭起兵了，想起自己去年爽约的事儿，赶紧带兵出发。他本来就不会打仗，把军事全交给南郡相杨佺期兄弟，让杨佺期带五千水军当先锋，桓玄跟在后面，自己带两万兵押后。杨佺期总拿家世吹牛，说自家从汉朝太尉杨震到他爹杨亮，九代都靠才华德行出名，觉得江南没人能比。有人把他和王珣放一起比，他都气得不行。当时名流因为他们家晚过江，婚丧嫁娶都不带他们玩，杨佺期和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堂弟杨孜敬都性格粗犷，总被排挤。杨佺期早就憋着一股火想找机会发泄，所以也赞成殷仲堪的计划。
八月，杨佺期和桓玄突然打到湓口。王愉没防备，吓得逃往临川，桓玄派支小分队追上把他抓了。
燕国任命河间公慕容熙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中领军、司隶校尉，城阳公慕容元为卫将军。慕容元是慕容宝的儿子。又任命刘忠为左将军，张豪为后将军，都赐姓慕容。李旱为中常侍、辅国将军，卫双为前将军，张顺为镇西将军、昌黎尹，张真为右将军；全都封了公爵。
乙亥日，燕国步兵校尉马勤等人谋反，被杀；这事儿还牵连到骠骑将军高阳公慕容崇、慕容崇的弟弟东平公慕容澄，两人都被赐死。
宁朔将军邓启方、南阳太守闾丘羡带两万兵攻打南燕，在管城和南燕中军将军法、抚军将军和交战，邓启方等人被打得大败，就他自己骑马跑了。
魏王拓跋珪让有关部门划定疆域，标明道路里程，统一度量衡；派使者巡视各郡，举报不称职的官员，亲自考察后决定升降。
九月辛卯日，朝廷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加了黄钺，任命世子元显为征讨都督，派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带兵讨伐王恭，谯王司马尚之带兵讨伐庾楷。
乙未日，燕国任命东阳公慕容根为尚书令，张通为左仆射，卫伦为右仆射，慕容豪为幽州刺史，镇守肥如。
己亥日，谯王司马尚之在牛渚把庾楷打得大败，庾楷单人独骑投奔桓玄。会稽王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尚之为豫州刺史，弟弟司马恢之为骠骑司马、丹杨尹，司马允之为吴国内史，司马休之为襄城太守，让他们都掌握兵马当自己的后盾。乙巳日，桓玄在白石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桓玄和杨佺期打到横江，司马尚之逃跑，司马恢之的水军全被消灭。丙午日，司马道子驻守中堂，元显守石头城，己酉日，王珣守北郊，谢琰屯兵宣阳门，严阵以待。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东晋安帝时期，以王恭、桓玄为代表的地方藩镇与以会稽王道子为核心的中央朝廷之间爆发的激烈权力冲突，深刻暴露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结构性危机与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
权力博弈的起点：欲望与猜忌的恶性循环
事件的导火索源于多重权力欲望的交织碰撞。桓玄主动求任广州刺史，看似自请外放，实则暗藏对荆州控制权的觊觎与政治试探。会稽王道子对桓玄的猜忌，使其顺水推舟却埋下隐患，而桓玄“受命而不行”的行为，直接展现了地方强藩对中央命令的轻视。与此同时，庾楷因四郡被割配给王愉而心生不满，成为点燃战火的关键引线。这一系列矛盾的本质，是东晋“主弱臣强”政治格局下，中央与地方、门阀与皇权、藩镇与藩镇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庾楷向王恭的进言精准戳中了门阀势力的核心焦虑——“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在东晋门阀政治逻辑中，“削弱方镇”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这比任何威胁都更能激起反抗。而王恭轻易应允并联合殷仲堪、桓玄，反映出地方藩镇早已形成以利益为纽带的政治同盟，中央权威在强大的门阀势力面前已形同虚设。
沟通失效与决策盲动：一场被误读的“绢书密码”
殷仲堪“以斜绢为书，内箭簳中”的隐秘通讯方式，本是乱世中自保的谨慎之举，却因“绢文角戾”引发王恭的猜忌。这种技术失误导致的信任危机，暴露出联盟内部的脆弱性——王恭既怀疑庾楷造假，又对殷仲堪“去年违期不赴”心怀芥蒂，最终“先期举兵”，将联盟拖入被动局面。
王恭不听刘牢之劝谏的细节尤为关键。刘牢之的质问直指核心：“晋阳之甲，岂可数兴乎！” 这句话点破了王恭起兵的本质——以“清君侧”为名行争权之实，却忽视了频繁动武对门阀政治秩序的破坏性。王恭作为“国之元舅”，本应是皇权与门阀的平衡者，却因个人野心反复兴兵，最终既动摇了自身根基，也加速了东晋统治体系的崩塌。
道义破产：门阀政治的“无信之困”
道子与庾楷的对话，堪称东晋门阀“利益至上”价值观的缩影。道子试图以“帐中之饮，结带之言”的旧情拉拢庾楷，却被庾楷以“相王不能拒恭，反杀国宝及绪”的现实打脸。庾楷的怒吼“自尔已来，谁敢复为相王尽力者！”道破了东晋政治的残酷真相：在权力斗争中，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谓“恩如骨肉”不过是权力博弈的伪装。
而道子杀王国宝、王绪以求自保的行为，早已摧毁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信誉。当中央政权只能以牺牲亲信换取苟安时，其道义基础已然崩塌。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的决绝，本质上是门阀势力对中央政权失去信心的表现——在“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下，自保远比忠诚更重要。
战局反转与权力洗牌：门阀秩序的加速瓦解
战争进程中的戏剧性反转，进一步揭示了东晋军事体系的崩坏。王愉“无备，惶遽奔临川”的狼狈，反映出中央军队的疏于战备；庾楷在牛渚大败、单骑奔桓玄，则显示地方联盟的松散脆弱；桓玄在白石大破官军，更是凸显了门阀私人武装对中央正规军的压倒性优势。
道子将政事委于世子元显，自己“日饮醇酒而已”的行为，生动刻画了中央领导层的无能与颓废。而元显被附会为“有明帝之风”的吹捧，不过是乱世中人们对“强人政治”的虚幻期待。当中央决策者沉迷酒色，地方藩镇拥兵自重，军事将领各怀异心，东晋的统治架构已濒临崩溃边缘。
历史镜鉴：权力失控下的制度性溃败
这场冲突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共天下”格局的彻底破产。从王恭的轻率起兵，到道子的软弱妥协；从庾楷的反复无常，到桓玄的野心膨胀，每个参与者都在追逐私利，却无人顾及王朝的整体利益。刘牢之的劝谏、殷仲堪的谨慎，最终都敌不过权力欲望的洪流。
同时期北魏“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的改革举措，与东晋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当北方政权在制度建设上稳步推进时，东晋却深陷内耗泥潭，这种差距不仅预示着南北实力的逆转，更揭示了门阀政治“重门第轻治理”的致命缺陷。
这场看似偶然的军事冲突，实则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矛盾的总爆发。它用血与火的教训证明：当权力失去制约、道义沦为空谈、制度形同虚设时，再辉煌的王朝也终将在无休止的内斗中走向覆灭。桓玄起兵的硝烟，不仅点燃了东晋末年的战火，更照亮了门阀政治走向终结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