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九，从公元342年（壬寅年）到公元347年（丁未年），共六年。
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壬寅年）
春天，正月初一，也就是己未日，发生了日食。
乙丑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豫州刺史庾怿给江州刺史王允之送酒，王允之感觉酒里有毒，拿酒喂狗，狗喝了就死了，王允之就把这事秘密上奏给皇帝。皇帝说：“大舅（庾亮）已经搅乱了天下，小舅（庾怿）还想这么干吗！”二月，庾怿喝毒酒自杀了。
三月，开始把武悼后（杨芷）供奉在武帝庙中一同受祭。
庾翼在武昌的时候，老是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他就想把驻地迁到乐乡。征虏长史王述给庾冰写信说：“乐乡离武昌有一千多里地，好几万人一下子要迁徙过去，还要修建城墙堡垒，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都会被折腾得够呛。而且江州要逆着江水航行好几千里，给军府提供物资，人力劳役都得增加一倍。再说武昌实际上是江东镇守防御的中心位置，不只是能抵御上游的敌人；遇到紧急情况要通报消息，快速赶过去也不难。要是迁到乐乡，那地方在西边太远了，一旦江面上出了事，根本来不及互相救援。作为镇守一方的重要将领，本来就该处在要害位置，掌控内外形势，让有不良企图的人摸不着头脑。以前秦朝忌讳‘亡胡’的预言，结果反倒给刘邦、项羽创造了机会；周朝厌恶‘檿弧’的童谣，最后却引发了褒姒带来的祸乱。所以明白事理的君子，做事遵循正道，那些祈求免祸的方法，都不可取；就应该选择符合事理的做法，考虑对国家长远有利的计策。”朝廷讨论后也觉得王述的话有道理，庾翼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夏天，五月乙卯日，皇帝身体不舒服；六月庚寅日，病情加重。有人伪造尚书的命令，下令宫门不许宰相进去，大家都吓得脸色大变。庾冰说：“这肯定是假的。”一追查，果然如此。皇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弈，都还在襁褓之中。庾冰觉得他们兄弟掌权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担心皇帝去世后，他们这些亲属和新皇帝关系疏远，被别人挑拨离间，就经常跟皇帝说，国家现在有强敌，应该立年纪大一点的君主；他请求立皇帝同母的弟弟琅邪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皇帝答应了。中书令何充说：“父子相传，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轻易改变的话很少有不引发祸乱的。所以周武王没有把王位传给圣明的弟弟，不是不疼爱他。现在要是琅邪王登基，那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庾冰不听。于是皇帝下诏，立司马岳为继承人，还让司马弈继承琅邪哀王的爵位。壬辰日，庾冰、何充以及武陵王司马曦、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一同接受皇帝临终的嘱托。癸巳日，皇帝驾崩。皇帝幼年继位，不亲自处理政务；等长大后，还挺有勤俭节约的品德。
甲午日，琅邪王司马岳登基做皇帝，宣布大赦天下。
己亥日，封成帝的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司马弈为东海王。
康帝守丧期间不说话，把政务都交给庾冰、何充处理。秋天，七月丙辰日，把成帝安葬在兴平陵。康帝步行送丧，走到阊阖门，才坐上白色的车子到陵墓所在地。安葬完毕后，康帝来到殿前，庾冰、何充在旁边陪坐。康帝说：“我能继承大业，多亏二位的努力。”何充说：“陛下能登基，是庾冰的功劳；要是按我的建议，就看不到太平盛世了。”康帝听了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己未日，任命何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的晋陵诸军事，兼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这是为了避开庾氏家族的人。
冬天，十月，燕王慕容皝把都城迁到龙城，在境内实行赦免。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东晋咸康八年权力博弈、政策争议与政权更迭的关键场景，背后折射出门阀政治的深层矛盾与古代决策的现实逻辑，从现代视角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评论：
门阀骄纵与皇权弱势：庾氏家族的“权力双刃剑”
庾怿毒杀王允之的举动，本质是东晋门阀士族“恃权妄为”的缩影——作为外戚的庾氏家族，因庾亮早年掌权已深度介入朝政，庾怿竟敢以毒酒清除异己，可见门阀势力已嚣张到无视基本政治伦理。而成帝那句“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道尽了皇权的无奈：面对根基深厚的门阀，皇帝只能通过言语谴责施压，最终以庾怿“自杀谢罪”收场，既未追究庾氏全族，也未建立防范门阀越权的制度，暴露了东晋“皇权旁落、门阀共治”体制的致命缺陷。这种“以私权代公权”的乱象，放在现代政治语境下，正是“权力缺乏监督”的典型：当少数家族垄断政治资源，缺乏独立的监察体系与民意制约，必然滋生恃强凌弱、排除异己的行为。
理性决策 vs 迷信冲动：庾翼迁都争议中的“务实主义价值”
庾翼因“怪异现象”想迁驻乐乡，而王述的反驳堪称古代“务实决策”的范本。他从三个维度直击要害：后勤成本（数万人迁徙、逆流运粮倍增劳役）、战略位置（武昌是江东防御枢纽，乐乡偏远难应急）、认知逻辑（破除“畏忌童谣预言”的迷信，强调“遵循正道、着眼长远”）。朝廷最终采纳其建议，说明东晋官僚体系中仍有理性力量，能跳出“迷信导向”的决策误区。这一点对现代极具启示：无论是政府施政还是企业决策，都应摒弃“主观臆断、迷信传言”，回归“成本核算、风险评估、战略匹配”的理性框架。王述那句“祈禳避祸之术，皆不足信”，放在今天仍是警示——决策的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而非被虚无缥缈的异象或传言裹挟。
皇位继承的“宗法与利益博弈”：庾冰改立背后的门阀私心
成帝驾崩时，两个儿子尚在襁褓，庾冰以“国多难，宜立长君”为由力主立琅邪王司马岳，看似符合“稳定政局”的大义，实则暗藏维护庾氏利益的私心：司马岳是成帝同母弟，与庾氏仍有外戚亲缘，且成年君主虽不如幼主易操控，但可避免“外姓大臣借辅政夺权”，确保庾氏继续掌权。何充坚持“父子相传”的宗法传统，虽符合“皇权继承稳定性”原则，却因势单力薄被压制，暴露了古代继承制度的脆弱性——“宗法礼制”往往敌不过“门阀利益”。从现代视角看，这场争议本质是“制度原则与利益集团的冲突”：宗法制度本是为了确保权力交接的稳定性，但当门阀势力能轻易改写规则，制度就成了利益博弈的工具。而康帝继位后，何充因“直言反驳”被外调京口，更说明“权力更迭后必清异己”的门阀逻辑：庾氏通过拥立之功巩固地位，排挤持不同意见者，进一步压缩了皇权与其他士族的空间。这种“以利益凌驾于制度”的行为，正是东晋门阀政治走向腐朽的开端——当继承制度失去刚性，权力交接全凭强势集团的意愿，政权的稳定性必然岌岌可危。
南北对比：内耗与进取的“战略落差”
与东晋内部围绕权力、迁都的内斗形成对比的是，北方的燕王慕容皝“迁都龙城、境内大赦”——迁都龙城便于控制辽东、整合鲜卑势力，大赦则意在稳定统治、凝聚人心，展现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进取姿态。而东晋在同年深陷“外戚专权、继承内斗、大臣外调”的漩涡，虽未爆发大规模战乱，却消耗了治理精力，错失了巩固江防、整顿内政的时机。这种“南方内耗、北方整合”的态势，为后续南北朝对峙埋下伏笔。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揭示了“内部团结与战略聚焦”的重要性：一个政权若将主要精力用于权力博弈而非民生改善、国防建设，必然会在与外部势力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结语：咸康八年的“历史镜鉴”
这一年的事件看似零散，实则串联起东晋门阀政治的核心矛盾：皇权与门阀的张力、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冲动的对抗、制度原则与利益博弈的冲突。庾氏家族的骄纵、王述的务实、皇位继承的博弈，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当政治权力被少数集团垄断，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与有效的权力制约，即使有零星的理性声音，也难以扭转“内耗式发展”的颓势。而慕容皝的迁都则提醒我们：一个政权的生命力，永远在于“聚焦长远、整合资源”的进取精神，而非沉迷于内部权力的零和博弈。这些从古代政治中提炼出的“权力监督、理性决策、制度刚性、战略聚焦”等原则，至今仍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