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丁亥日，晋武帝直接用曹魏的太庙祭祀征西将军司马钧以下，连同景帝司马师，一共七代祖先。
辛丑日，尊景帝司马师的夫人羊氏为景皇后，让她住在弘训宫。
丙午日，晋武帝立弘农杨氏为皇后，这位皇后是曹魏通事郎杨文宗的女儿。
大臣们上奏说：“五帝其实就是天帝，不同时期五行之气不同，所以有五个名号。从现在起，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应该去掉五帝的牌位。”晋武帝同意了。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在祭祀礼仪方面，有关部门大多听从王肃的主张。
二月，解除对蜀汉宗室的禁锢。三月戊戌日，吴国派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来晋国吊唁祭祀司马昭。
吴国的散骑常侍庐江人王蕃，气质高雅，不会看吴主脸色、顺着他的意思来，吴主就不喜欢他。散骑常侍万彧和中书丞陈声趁机在吴主面前说他坏话。丁忠出使回来后，吴主大宴群臣，王蕃喝得酩酊大醉，趴在地上。吴主怀疑他是装的，让人把他抬出去。过了一会儿，又把他召回来。王蕃平时注重仪表，回来后举止自如。吴主这下大怒，呵斥左右侍从在大殿前把他斩首。然后吴主出门登上来山，让身边亲近的人扔王蕃的脑袋，像老虎、狼一样争抢撕咬，王蕃的脑袋都被弄碎了。
丁忠劝吴主说：“北方晋国没有防守作战的准备，咱们可以去偷袭弋阳，把它拿下。”吴主就这事询问大臣们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北方刚吞并了巴蜀，还派使者来求和，这可不是向咱们求援，而是想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罢了。现在敌人势力正强，咱们想靠侥幸取胜，我看没什么好处。”吴主虽然没出兵，但从此就和晋国断绝了往来。陆凯是陆逊的族侄。
夏天，五月壬子日，博陵元公王沈去世。
六月丙午日是月末，发生了日食。
司马昭去世的时候，大臣和百姓都按照简化的丧礼制度，三天就除去丧服。下葬之后，晋武帝也除去了丧服，但还是戴着素冠，吃着粗茶淡饭，哀伤憔悴得就像还在守丧一样。秋天，八月，晋武帝打算去拜谒崇阳陵，大臣们上奏说，秋天暑气还没消退，担心晋武帝过度悲伤损害身体。晋武帝说：“我能去瞻仰先帝的陵墓，身体和精神自然就会好起来。”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人都为他守丧尽哀，这也是帝王极其谦逊的想法。我马上要去拜谒陵墓，怎么能不穿丧服呢！大家商议一下，让我穿着丧服去。大臣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制度。”尚书令裴秀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丧服又要穿上，于礼义没有依据；要是您穿丧服而大臣们不穿，我们也心里不安啊。”晋武帝下诏说：“我担心自己的感情表达得还不够，这跟衣服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么恳切，我哪能随便违背大家的心意。”于是就没穿丧服去。
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守三年丧，就算是尊贵的人也应该遵守，这是合乎礼仪的，可汉文帝把这个制度废除了，破坏了礼仪，损伤了道义。现在皇上极其孝顺，虽然被大臣们要求除去丧服，但实际上还是在守丧。要是借此机会恢复古代先王的守丧制度，不也挺好吗！”傅玄说：“用一天代替一月的守丧制度，已经实行好几百年了，一下子恢复古代的制度，很难推行啊。”羊祜说：“就算不能让天下人都按礼仪守丧，至少让皇上能遂行守丧之礼，不也比现在好吗！”傅玄说：“皇上不除去丧服，而天下人除去丧服，这样就成了只有父子之间的情义，没有君臣之间的规矩了。”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
戊辰日，大臣们上奏请求晋武帝换上平常的衣服，恢复正常饮食。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想起去世的父亲，却不能完成穿丧服守丧的礼节，我就觉得万分沉痛。何况让我吃着精米、穿着锦缎呢！这只会让我心里更加难过，根本没法让我心情平复。我本来出身于儒者家庭，传承礼仪已经很久了，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对父亲的这份感情呢！你们劝我已经很多次了，可以去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就别再为此事争论不休了！”于是晋武帝一直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素食，守丧三年。
臣司马光说：守三年丧，从天子到老百姓都应该遵守，这是古代先王的礼经规定的，历经百世也不应改变。汉文帝自以为是，不学习古代礼仪，改变古制，破坏礼仪，断绝了父子间的深厚恩情，损害了君臣间的大义；后世的帝王不能真诚地表达哀痛之情，大臣们又谄媚奉承，没人愿意纠正这种错误。到了晋武帝，唯独他凭借天性坚持守丧，矫正时弊，真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贤君；而裴秀、傅玄这些人，都是见识短浅、平庸无能的臣子，习惯了常规旧例，不能顺应晋武帝的美意，实在可惜啊！
吴国改年号为宝鼎。
吴主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吴主讨厌别人盯着自己看，大臣们侍奉朝见的时候，都不敢抬头看他。陆凯说：“君臣之间没有不相互认识的道理，如果突然发生什么意外，都不知道该找谁。”吴主这才允许陆凯抬头看自己，其他人还是照旧不许抬头。吴主住在武昌，扬州的百姓要逆流而上供应物资，苦不堪言，而且吴主还奢侈无度，导致国家和百姓都穷困匮乏。陆凯上疏说：“现在国家周边没有战事，应该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增加财富，可您却更加穷奢极欲，没有天灾百姓却活不下去，没有什么作为国家财富却耗尽了，我暗自为此痛心。以前汉朝衰落之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家鼎立的局面；现在曹魏和蜀汉都因为政治无道，土地都被晋国占有了，这就是眼前明摆着的教训啊。我只是为陛下您的国家感到惋惜。武昌这个地方地势险要但土地贫瘠，不适合作为帝王的都城。而且童谣都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从这就能看出来民心和天意了。现在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百姓有离散的怨言，国家有根基动摇的趋势，可官吏们却还一味地严苛急切，没人去体恤百姓。大帝孙权的时候，后宫的女子和从事纺织的人加起来还不到一百，景帝继位以来，已经达到上千人了，这可是极其耗费钱财的啊。还有您身边的大臣，大多不称职，他们结党营私，互相包庇，陷害忠诚的人，埋没贤能之士，这些都是损害国家政事、坑害百姓的行为。我希望陛下您能减少各种劳役，废除那些苛刻扰民的政策，挑选一部分宫女出宫，精心选拔百官，这样上天就会喜悦，百姓就会归附，国家就能长久安定了。”吴主虽然不高兴，但因为陆凯一向有威望，就特别宽容他。
九月，晋武帝下诏说：“从今往后，即使是诏书想要做的事，以及已经上奏获得批准的事，如果在实际执行中发现不方便，都不许隐瞒实情。”
戊戌日，有关部门上奏说：“大晋接受曹魏的禅让，应该完全沿用前朝的历法和车马、祭牲的颜色，就像虞舜遵循唐尧的旧例一样。”晋武帝同意了。
冬天，十月丙午日初一，发生了日食。
永安山上的贼寇施但，趁着百姓劳苦怨恨，聚集了几千人，劫持了吴主的庶弟永安侯孙谦发动叛乱，向北进军到建业，人数发展到一万多。离建业还有三十里的时候，他们停下来，选了个好日子准备进城。施但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召丁固、诸葛靓，丁固、诸葛靓斩杀了使者，然后出兵在牛屯迎击。施但的士兵都没有铠甲头盔，很快就战败溃散了。孙谦独自坐在车里，被活捉了。丁固不敢杀他，把情况报告给吴主，吴主把孙谦连同他的母亲和弟弟孙俊都杀了。当初，有看风水的人说：“荆州有帝王之气，会攻破扬州。”所以吴主把都城迁到武昌。等到施但造反，吴主自以为计谋得逞，派了几百人敲锣打鼓进入建业，杀了施但的妻子儿女，还宣称“天子派荆州的军队来剿灭扬州的贼寇”。
十一月，开始把圜丘和方丘的祭祀合并到南北郊进行。
撤销山阳公国的督军，解除对山阳公的禁制。
十二月，吴主把都城迁回建业，让皇后的父亲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下来镇守武昌。朝廷官员因为滕牧是皇亲国戚，很推崇他，经常推举他去进谏争论，滕皇后因此渐渐失宠，吴主又把滕牧打发到苍梧，虽然没有剥夺他的爵位，但实际上就是流放，滕牧在去苍梧的路上忧愤而死。何太后经常保护滕皇后，而且太史也说皇后的位置不能变动。吴主迷信巫师，所以滕皇后才没有被废掉，只是经常被供养在升平宫，不再被吴主召见。其他姬妾佩戴皇后玺印绶带的人很多，滕皇后只是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和表疏而已。吴主派宦官到各个州郡，挑选将吏家的女儿，那些俸禄两千石大臣的子女，每年都要上报名字，到十五六岁的时候进行挑选，没被选中的才能出嫁。后宫的女子已经有上千人了，但吴主还是不停地挑选。
【内核解读】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是西晋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也是三国割据局面走向终结的关键过渡期。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权力更迭中的制度重构、礼仪争议、君臣博弈与民生百态，为我们理解魏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切片。
礼制重构：王朝合法性的文化表达
西晋立国之初，统治者首要任务是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而礼制改革成为重要抓手。正月丁亥日，晋武帝“即用魏庙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通过延续曹魏宗庙祭祀体系，实现了权力传承的文化衔接；丙午日立弘农杨氏为皇后，则通过联姻世家大族巩固政治根基，展现出“礼治”与“权治”的双重考量。
郊祀制度改革更具象征意义。群臣以“五帝即天帝也，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为由，奏请明堂、南郊废除五帝座，这一建议被晋武帝采纳。背后深层逻辑在于：新王朝需要通过简化祭祀体系，强化“皇权天授”的唯一性。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作为经学家王肃的外孙，其礼制改革“多从肃议”，体现了学术传承与政治需求的深度融合，也反映出魏晋时期“经学政治化”的时代特征。这种以学术为依托的礼制重构，为西晋政权披上了“天命所归”的文化外衣。
服丧争议：传统礼制与现实政治的碰撞
晋文帝司马昭之丧引发的服丧争议，成为展现西晋初年礼治困境的典型事件。按照传统礼制，“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是先王定下的规矩，但汉文帝以来实行“以日易月”的权制，即三天后除服。晋武帝虽按权制除服，却坚持“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这种矛盾态度引发了一场关于礼制传统的深度讨论。
中军将军羊祜主张恢复三年之丧的古制，认为汉文“毁礼伤义”；傅玄则以“一旦复古，难行也”为由反对，担心出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的君臣礼仪失衡；尚书令裴秀更直接指出“陛下既除而复服，义无所依”。这场争论本质上是“礼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碰撞：羊祜代表了对传统礼制的坚守，傅玄、裴秀则更关注制度变革的可行性与君臣关系的稳定性。
晋武帝最终“以疏素终三年”的选择，被司马光高度评价为“不世之贤君”的表现，但从现代视角看，这一决策既有个人情感的真诚流露，也暗含政治考量——通过践行孝道增强皇室道德权威。而这场争议的未决状态，也预示了魏晋时期礼制崩坏与重建的长期拉锯，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混乱与重构的艰难。
吴晋对峙：战略误判与政治短视
与此同时，东吴政权的决策失误加速了其衰落进程。吴主孙皓在丁忠“北方无守战之备，弋阳可袭而取”的怂恿下，虽未出兵却“遂与晋绝”，这一决策暴露了其政治短视。镇西大将军陆凯的谏言“敌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精准预判了局势，但未被采纳。孙皓的这一行为，打破了吴晋之间微妙的战略平衡，为后来西晋灭吴埋下伏笔。
陆凯的上疏堪称东吴衰亡的“诊断书”，其内容直击要害：武昌作为都城“土地危险硗确”，违背民心天意；“国无一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的经济困境；“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至千数”的奢侈浪费；“群党相扶，害忠隐贤”的政治腐败。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东吴政权的系统性危机。孙皓虽因陆凯“宿望”而“特优容之”，却拒不采纳其建议，反映出专制君主制度下“忠言逆耳”的结构性困境——权力缺乏制约导致决策失误难以纠正。
民生与治理：苛政之下的社会危机
东吴的民生困境在施但之乱中集中爆发。永安山贼施但“因民劳怨，聚众数千人”作乱，短时间内发展到万余人规模，虽最终失败，却暴露了东吴统治的脆弱性。叛乱根源在于孙皓的苛政：“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的劳役负担，“奢侈无度，公私穷匮”的财政危机，“官吏务为苛急，莫之或恤”的治理失能。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更是民心向背的直接体现。
更值得警惕的是东吴的选妃制度：“黄门遍行州郡，料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这种对民间婚姻自主权的粗暴剥夺，不仅加剧了民生疾苦，更破坏了社会伦理，导致统治基础的全面动摇。对比西晋“除汉宗室禁锢”“罢山阳公国督军”的怀柔政策，东吴的高压统治显然在争取民心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历史启示：制度、人性与国运的关联
泰始二年的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多重启示。在制度层面，西晋的礼制改革表明：任何政权的合法性不仅需要军事力量支撑，更需要文化认同建构，但传统礼制与现实需求的平衡始终是难题。在治理层面，东吴的衰亡印证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治国铁律——忽视民生、压制谏言、奢侈腐败的政权，无论曾经多么强大，终将被历史抛弃。
在人性维度，晋武帝的服丧纠结展现了权力者的情感与理智冲突，孙皓的刚愎自用则揭示了绝对权力对人性的扭曲。而陆凯的忠直与裴秀的务实，也让我们看到：在乱世之中，总有坚守道义与理性的个体试图挽救危局，只是他们的力量往往难以对抗系统性的制度缺陷。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看，泰始二年的种种事件，都是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缩影：旧秩序崩坏，新秩序尚未确立，权力博弈、文化冲突、民生苦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底色。而西晋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的命运，在其立国第二年的这些事件中，已埋下了伏笔。这段历史警示我们：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基础，更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清明的政治生态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