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南单于于扶罗即位后，之前杀死他父亲的那些匈奴人就反叛了，一起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就到京城向朝廷申诉。正好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于扶罗带着几千骑兵和白波贼合兵攻打郡县。那时候老百姓都聚集起来自保，他们抢不到什么东西，军队还受到了挫败。于扶罗又想回匈奴，可匈奴人不让他回去，他只好停留在河东平阳。须卜骨都侯当单于才一年就死了，匈奴南庭单于的位置就此空缺，只好由一位老王来主持匈奴事务。
十一月，任命董卓为相国，特许他朝拜时不称姓名，入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还能佩剑穿鞋上殿。
十二月戊戌日，任命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起初，尚书武威人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人伍琼劝说董卓，要纠正桓帝、灵帝时期的弊政，提拔任用天下的名士，以此来赢得众人的拥护，董卓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周毖、伍琼和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人淘汰品行恶劣的官员，选拔那些被埋没的人才。于是征召了一些隐士，像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朝廷派人到荀爽家中任命他为平原相，荀爽走到宛陵的时候，又被升为光禄勋，到任才三天，又升为司空。从他接到征召命令到登上三公之位，一共才九十三天。又任命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陈纪是陈寔的儿子，韩融是韩韶的儿子。荀爽等人都害怕董卓的残暴，不敢不来。只有申屠蟠接到征召书信后，别人劝他去，他只是笑笑不说话，董卓最终也没能让他屈服，申屠蟠活到七十多岁，自然去世。董卓又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董卓亲近宠爱的人，都没安排在显要职位，只是担任将校一类的职务。
朝廷下诏废除光熹、昭宁、永汉这三个年号。
董卓生性残忍，一旦掌握政权，拥有了国家的军队、珍宝，威震天下，他的欲望就没有止境了，他对宾客说：“看我的面相，富贵得不能再富贵了！”侍御史扰龙宗来向董卓汇报事情，没解下佩剑，董卓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当时，洛阳城中的皇亲国戚，住宅一个挨着一个，每家都堆满了金银财宝。董卓放纵士兵，冲进他们的家里，抢夺财物，奸淫妇女，不管对方身份贵贱。人们都吓得不行，觉得自己朝不保夕。董卓急于追捕袁绍，周毖、伍琼劝董卓说：“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才出逃，并没有别的心思。现在要是急着追捕他，肯定会引发变故。袁氏家族四代人都广施恩德，他的门生和旧部下遍布天下，如果他招揽豪杰，聚集徒众，各路英雄响应他而起事，那么崤山以东就不再是您能掌控的了。不如赦免他，封他一个郡守的官职，袁绍会因为免罪而高兴，肯定就不会有祸患了。”董卓觉得有道理，就马上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害怕董卓，逃到南阳。曹操改名换姓，从小路向东逃归，路过中牟县时，被亭长怀疑，抓起来送到县里。当时县里已经接到董卓的公文，只有功曹心里知道他是曹操，觉得世道正乱，不应该拘禁天下的英雄豪杰，于是劝说县令放了曹操。曹操到了陈留，散尽家财，招募到五千人组成军队。
当时，很多豪杰都想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在渤海，冀州牧韩馥派了好几拨从事去监视他，让他没办法行动。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了京城三公给各州郡的文书，历数董卓的罪行，说：“我们受到董卓的逼迫，没办法自救，盼望义兵来解除国家的患难。”韩馥收到这份文书后，召集各位从事问道：“现在咱们是该帮袁氏呢，还是帮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说：“现在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能说帮袁还是帮董呢！”韩馥听了一脸惭愧。刘子惠又说：“用兵打仗是凶险的事，不能带头挑起。现在应该看看其他州的动静，有起兵的，咱们再响应。冀州比起其他州并不弱，别人的功劳也不会超过冀州。”韩馥觉得有道理。于是韩馥写信给袁绍，痛斥董卓的恶行，听任他起兵。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董卓专权后巩固权力与天下诸侯酝酿反抗的转折期，展现了乱世初期“强权统治与秩序重构”的复杂博弈。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揭示了军阀政治的本质与分裂时代的开端：
董卓的统治逻辑：暴力威慑与虚伪粉饰的交织
董卓在确立霸权后，形成了一套矛盾的统治策略：
赤裸的暴力威慑：“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与其“性残忍”的本性结合，产生了恐怖统治——侍御史扰龙宗因“不解剑”被当场打死，士兵可随意“剽虏资物，妻略妇女”，连洛阳贵戚都“不保朝夕”。这种“以暴立威”的逻辑，短期内能压制反抗，却也埋下了“天下共愤”的种子。
虚伪的政治包装：他采纳周毖、伍琼的建议，“擢用天下名士”（如荀爽九十三日登三公）、平反党锢、任命韩馥、刘岱等为地方官，看似在重建秩序，实则是用士人名望掩盖篡权本质。但这种包装漏洞明显：真正的亲信（如李傕、郭汜）都任军职掌握实权，名士不过是“花瓶”；对袁绍、曹操的任命，更像无奈的妥协而非真心放权。
短视的权力分配：董卓将袁绍、袁术、曹操等潜在对手外放，看似解决了眼前威胁，实则是“放虎归山”。他未能意识到：在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官一旦掌握军权，便会成为独立王国。韩馥、桥瑁等地方官的态度变化，印证了这一点——当董卓的暴力威慑无法覆盖地方，离心力便会自然滋生。
士大夫与地方势力的分化：妥协、逃亡与反抗
面对董卓的统治，各方势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勾勒出乱世的生存图谱：
被迫妥协者：荀爽、陈纪等名士接受任命，代表士大夫群体中“曲线求生”的一派。他们试图在董卓的框架内维持些许秩序，却沦为强权的点缀——荀爽“九十三日登三公”的神速，与其说是荣宠，不如说是被裹挟的无奈。
恐惧逃亡者：袁术“畏卓出奔南阳”，曹操“变易姓名东归”，代表不愿同流合污的精英。曹操在中牟被释的经历（功曹“不宜拘天下雄俊”），说明“反董”已成为隐性的社会共识；他“散家财合兵五千”，则标志着士大夫从“从政”转向“建军”的质变。
酝酿反抗者：桥瑁“诈作三公移书”，用“为国讨贼”的名义动员天下，精准击中了地方势力的心理——他们需要一个道德借口来扩张自身实力。韩馥的犹豫（“助袁氏还是助董氏”）与刘子惠的反驳（“兴兵为国”），暴露了地方官的真实心态：借“讨卓”之名行“割据”之实。
这些选择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董卓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天下人都在等待推翻他的时机，区别只在于“敢不敢”与“何时动”。
分裂的开端：从“汉臣”到“诸侯”的身份转换
这段历史的关键，是社会身份认同的质变：
“汉廷”权威的彻底丧失：当桥瑁能用“三公移书”号召起兵，当曹操、袁绍能“散家财合兵”，当地方官公开讨论“助袁还是助董”，说明“效忠于汉”已不再是必须遵守的准则，“实力”与“野心”成为新的行动指南。
“讨卓”联盟的虚伪性：诸侯们以“解国患难”为口号，实则各有盘算——袁绍需要借冀州之力崛起，韩馥想保持中立坐收渔利，曹操则借此积累第一桶军事资本。这种“同床异梦”的联盟，注定会在董卓被击败后陷入内斗（日后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皆源于此）。
军阀政治的成型：董卓的“相国”与曹操的“合兵五千”、袁绍的“勃海起兵”，本质上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现——用武力定义权力边界。区别仅在于：董卓控制着名义上的中央，而袁绍、曹操则在地方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两者都打破了“中央集权”的传统。
结语：暴力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董卓的统治如同一个“暴力示范”：他证明只要掌握兵权，就能废立皇帝、屠戮公卿、掠夺财富，这种示范效应刺激了更多野心家。曹操“散家财合兵”、袁绍“在勃海举兵”、各地诸侯“响应讨卓”，本质上都是在模仿董卓的逻辑——用武力争夺权力。
当桥瑁的“伪移书”引发天下响应，当曹操从“骁骑校尉”变成“陈留起兵者”，当“汉臣”的身份让位于“诸侯”的现实，东汉的灭亡已不可逆转。董卓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的不仅是反抗他的力量，更是一个“以力服人”的乱世。接下来的“群雄逐鹿”，不过是这场暴力盛宴的延续——直到新的秩序在无数白骨上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