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公元84年，甲申年）
春天，闰正月辛丑日，济阴悼王刘长去世。
夏天，四月己卯日，分割东平国部分土地，封东平献王的儿子刘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日，沛献王刘辅去世。
很多向朝廷提建议的人都说：“各郡国举荐人才，大多不按功劳和政绩的次序，所以官员们尽职的态度越来越懈怠，政务也逐渐荒废，这过错在于州郡。”章帝下诏让公卿朝臣们对此事进行讨论。大鸿胪韦彪上奏建议说：“国家致力于选拔贤才，而贤才以孝行作为首要标准，所以要找忠臣，必定要从孝子家庭中寻找。人的才能和品行很少能兼备，就像孟公绰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很合适，但却不能胜任滕国、薛国的大夫。忠孝的人，心地往往比较仁厚；那些苛刻严酷的官吏，心地往往比较刻薄。选拔士人应该以才能和品行优先，不能只看门第资历。但关键还在于选拔好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如果二千石的官员贤能，那么他们举荐的人才就都能称职。”韦彪又上疏说：“天下的关键在于尚书，尚书的选拔，怎么能不重视呢！但近来很多人是从郎官越级提拔到这个位置的，他们虽然熟悉法令条文，擅长应对，但这种小聪明，大多没什么大才能。应该借鉴古代啬夫言辞敏捷但被认为不可大用的教训，多想想绛侯周勃质朴少言却能成就大功的事例。”章帝对韦彪的建议都予以采纳。韦彪是韦贤的玄孙。
秋天，七月丁未日，章帝下诏说：“法律规定：‘拷问犯人只能用板子、荆条打，或者让犯人站立’；《令丙》中也规定了刑杖的长短尺寸。自从以前那些大案发生以来，拷问犯人的手段大多过于残酷，像钻、镊之类的酷刑，让人痛苦不堪。想到这些痛苦，我心里很是不忍。应该趁着秋冬时节审理案件，明确禁止使用这类酷刑。”
八月甲子日，太尉邓彪被免职，任命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癸酉日，章帝下诏更改年号。
丁酉日，章帝到南方巡视。下诏说：“我所经过道路上的郡县，不许专门设置储备物资。命令司空亲自带领役夫去搭建桥梁。如果有地方派使者前来迎接，打听我的日常起居，二千石官员要受处罚。”
九月辛丑日，章帝到了章陵；十月己未日，又到了江陵；返回途中，到了宛城。章帝召见前临淮太守、宛城人朱晖，任命他为尚书仆射。朱晖在临淮任职时，有很好的政绩，百姓歌颂他说：“刚强正直，自行其道，南阳朱季（朱晖字季），官吏畏惧他的威严，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当时朱晖因犯法被免职，在家闲居，所以章帝把他召来任用。十一月己丑日，章帝回到宫中。尚书张林上奏说：“国家经费不足，应该自己煮盐获利，并且重新实行汉武帝时的均输法。”朱晖坚持认为不可以，说：“均输法跟商人做买卖没什么区别，把盐利都归官府，那么百姓就会陷入穷困并心生怨恨，这实在不是圣明君主应该做的事。”章帝因此发怒，严厉斥责各位尚书，朱晖等人都把自己关进监狱。过了三天，章帝下诏把他们放出来，说：“国家乐于听到不同的意见，朱晖这样的老臣没有过错。诏书的责备就算了，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呢！”朱晖于是称自己病重，不肯再在奏议上署名。尚书令以下的官员都很惶恐，对朱晖说：“现在眼看就要受到责备，怎么能称病呢，这祸可不小啊！”朱晖说：“我都八十岁了，承蒙皇恩能参与机密事务，应当以死报答。如果心里明知不对，却顺从旨意随声附和，那就有负臣子的大义！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不想看，等着被处死。”于是闭口不再说话。其他尚书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起上奏弹劾朱晖。章帝怒气消解，搁置了这件事。过了几天，章帝下诏让值班的郎官去问候朱晖的起居，派太医去看病，让太官赐给食物，朱晖这才起身谢恩；章帝又赐给他十万钱，一百匹布，十套衣服。
鲁国人孔僖和涿郡人崔骃一起在太学读书，他们相互谈论说：“孝武皇帝刚当皇帝的时候，尊崇相信圣人之道，最初五六年，号称胜过汉文帝、汉景帝；但后来放纵自己，把以前的好做法都忘了。”隔壁房间的学生梁郁上书，告发“崔骃、孔僖诽谤先帝，讥讽当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崔骃到官吏那里接受审讯。孔僖上书为自己辩解道：“一般说的诽谤，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却凭空加以诬陷。至于孝武皇帝，他政治上的好坏，都清楚地记载在汉朝的史书里，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明显，我们只是直接说出史书上记载的事实，并不是凭空诽谤。皇帝做的好事坏事，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些都是有原因导致的，所以不能因为议论这些就治人的罪。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失，而对百姓的恩泽却增加了，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们又为什么要讥讽呢！假如我们指责的确实对，那本来就应该改正；要是说得不对，也应该宽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不推究事情的根本，不深谋远虑，只是肆意发泄个人的忌讳来满足自己心意，我们被杀，死就死吧，只是担心天下人，一定会改变看法，从这件事来揣度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如果看到不合理的事，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了。齐桓公亲自宣扬他先君的过错来启发管仲，这样之后群臣才能尽心进谏，现在陛下却想为已经过去十代的武帝隐瞒事实，这难道不是和齐桓公不一样吗！我担心有关部门突然构陷我们，让我们含恨蒙冤，没办法自己辩解，使得后世的议论者擅自把陛下和不好的事情联系起来，难道还能让子孙后代再去掩盖吗！我恭敬地到宫门前等待严厉的惩处。”奏章呈上后，章帝立刻下诏不再追究，还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十二月壬子日，章帝下诏：“以前因为犯妖言惑众等罪而被禁锢三代亲属的，现在一律免除禁锢，只是不能在宫中担任宿卫而已。”
庐江人毛义，东平人郑均，都因为品行道义在乡里受到称赞。南阳人张奉仰慕毛义的名声，前去拜访他，刚坐下，官府的公文恰好送到，任命毛义为安阳令，毛义拿着公文进来，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张奉心里很看不起他，就告辞离开了。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朝廷征召他，他都不去，张奉这才感叹说：“贤人真是不可捉摸。以前他的喜悦，是为了母亲才委屈自己啊。”郑均的哥哥是县里的官吏，经常接受别人送的礼物，郑均劝谏他不听，就自己出去做雇工，一年多挣到一些钱和布帛，回来后给哥哥说：“东西没了还能再得到，做官吏要是因为贪污犯罪，一辈子就毁了。”哥哥被他的话感动，从此变得廉洁。郑均后来做官做到尚书，又被免职回家。章帝下诏褒奖宠爱毛义、郑均，赐给他们每人一千斛谷物，每年八月让地方长官去问候他们的生活情况，还额外赐给羊和酒。
武威太守孟云上奏说：“北匈奴又希望和汉朝的官吏百姓进行贸易。”章帝下诏同意了。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赶着一万多头牛马前来和汉朝交易，南单于派轻装骑兵从上郡出发去抢劫，大获而归。
章帝又派遣代理司马和恭等人率领八百士兵到班超那里，班超于是征发疏勒、于窴的军队攻打莎车。莎车用财物引诱疏勒王忠，忠就反叛了，跟随莎车，向西据守乌即城。班超于是改立疏勒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征发所有没有反叛的人去攻打忠。班超派人劝说康居王抓住忠并带回自己的国家，乌即城于是投降。
评论
元和元年的历史片段，像一幅“政策调整与人性百态”的拼图，藏着不少值得咂摸的治理智慧和处世哲学。
“干部选拔”的争论至今仍有回响。韦彪提出“选贤先看忠孝”“二千石贤则贡举得人”，简直是古代版“抓关键少数”。他还吐槽“尚书多从郎官超升，只有小聪明没大能耐”，直指“破格提拔”可能藏着的隐患——就像现在说的“不能只看短期表现，得看综合素质”。这种“重德行、重基层历练”的思路，放到今天的人才选拔中依然适用。
司法改革的“温柔一刀”见真章。章帝下诏禁止酷刑，强调“秋冬治狱”，本质是想给严苛的司法加点“人情味”。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古代“刑讯逼供”是常态，能明文限制“钻凿等酷法”，相当于给司法画了条红线。这种“少用暴力多讲程序”的倾向，算是对“法治文明”的朴素追求。
朝堂上的“刚直派”太圈粉了。朱晖硬刚“均输法”，敢跟皇帝叫板“这跟官倒没区别”，被骂了还自请入狱，甚至以死相抗“明知不可就不能顺从”。这股“认死理”的劲儿，比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圆滑官儿可爱多了。章帝最后“转怒为夸”，也算是给了耿直者体面——有时候，治理者就需要这种“听得进逆耳忠言”的雅量。
孔僖的“辩护词”堪称古代“言论自由”教科书。面对“诽谤先帝”的指控，他逻辑清晰：“史书明摆着的事，说真话不算诽谤”“皇帝好坏天下皆知，堵嘴不如改错”，最后还拿齐桓公举例“敢揭祖先短才能成大事”。这番话怼得漂亮，也让章帝展现了难得的开明——不搞“文字狱”，允许议论先帝，这种胸襟在封建时代可不多见。
小人物的“大义”比高官显爵更动人。毛义为了母亲“装喜做官”，郑均靠做佣工劝兄廉洁，这俩“民间道德模范”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孝”与“廉”。皇帝专门下诏慰问，给羊给酒，其实是在树“价值观标杆”——比起空洞的说教，普通人的善行更能带动风气。
边疆那点事儿还是“打打谈谈”的循环。北匈奴来互市，南单于就去“抢生意”，典型的“边贸搭台，军事唱戏”。班超在西域继续“拆台”：莎车收买疏勒王，他就换王平叛，还联合康居王“抓叛徒”，把“以夷制夷”玩得溜。这也说明，边疆稳定从来不是“一刀切”，得贸易、军事、外交多手抓。
总的来说，元和元年像个“政策调整试验场”：选官重德行、司法去酷法、朝堂容直言、民间树榜样，章帝在努力给王朝“松绑”。虽然也有“皇帝一时怒”的小插曲，但整体在往“宽厚”走。这些尝试告诉我们：治理的关键，永远是在“原则”与“灵活”、“约束”与“包容”之间找平衡——这道理，古今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