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第二周，我在咖啡馆见到苏晴。
她穿着米色大衣，腕间的情侣手表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表带颜色与我当年常戴的围巾一模一样。
“喝点什么？”
她笑着推过菜单，指尖划过“金枪鱼三明治”那栏，“砚之总说你以前最爱这个，可惜我怎么都做不出便利店的味道。”
玻璃杯里的热气模糊了视线，我想起林砚之辞职那天，保洁阿姨说他留了半盒没吃完的三明治在我桌上，金枪鱼的香味混着他身上的肥皂味，成了我对那年夏天最后的记忆。
“其实他创业时，”苏晴搅着咖啡，勺子碰到杯壁发出清脆的响，“总在梦里喊你的名字。”
她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三道烫疤，“有次他发着高烧，抓着我的手说‘晚晴，别嫌弃我的格子衫’。”
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她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那时我就知道，有些心事，是时间也冲不淡的。”
手机在桌面震动，是林砚之发来的消息：“今晚公司年会，你来吗？”
附了张照片，展柜里摆着当年那支刻字钢笔，旁边是一沓皱巴巴的便利店收据，每张都标着“晚晴早餐：金枪鱼三明治x1，温热豆浆x1”，时间跨度从入职到离职，一天不落。
苏晴看着我笑：“去吧，他每年都会留个空位，在最靠近暖光的位置。”
年会现场的水晶灯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在签到台看见嘉宾名单，倒数第二行写着“苏晚晴”，字迹比旁边的名字深了许多，像是反复描过。
穿过人群时，听见有人议论：“林总每年都让留个空位，也不知道是等谁。”
舞台上的乐队开始演奏，我在第二排找到属于我的座位，椅背上搭着件格子披肩，正是当年他改做大衣时剪下的边角料，边缘处绣着细小的英文——是我的英文名，针脚歪歪扭扭，像他当年在文具城央求老板刻字时的模样。
主持人念到林砚之的名字时，他穿着黑色西装走上台，目光扫过观众席，在我脸上定格的瞬间，喉结明显地滚动了一下。
“接下来，是公司的‘初心展示环节’。”
主持人递过话筒，林砚之走向展柜，指尖抚过那支旧钢笔，“这支笔，是我创业初期最珍贵的礼物。”
他转身看向我，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情绪，“它的主人教会我，真正的喜欢，是哪怕被嫌弃千百次，依然想变得更好。”
台下响起掌声，我摸着椅背上的格子披肩，忽然发现苏晴站在侧幕条，正对着展柜里的收据发呆。
她的手指轻轻划过玻璃，像是在触碰不属于自己的回忆——原来她早已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替代我在他青春里的位置。
散场时，他在走廊拦住我，手里拿着个精致的礼盒：“生日快乐。”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我28岁生日。
打开礼盒，里面是支全新的钢笔，笔帽内侧刻着烫金的“晚晴”，比当年那支更精致，却少了份笨拙的温度。
“其实当年那封信，”他望着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外，月光给格子披肩镀上银边，“我写了整整十页，从在公司第一次遇见你，到最后一次帮你收拾咖啡杯。”
他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释然，“现在想想，幸亏你没看到，不然可能会觉得我更土气。”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苏晴发来的定位，显示她已在医院。
我心里一紧，他却摇摇头：“她没事，只是去做孕前检查。”
顿了顿，又轻声说，“晚晴，有些事一旦错过，就真的回不去了。”
走廊的风卷起披肩的边角，我望着他转身的背影，西装革履的身影与记忆中穿格子衬衫的少年渐渐重叠。
原来最痛的不是错过，而是明明彼此都在原地徘徊，却被时间的洪流冲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