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实践指南》为了适应发展的需求，由季刊转变为双月刊。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宏伟厂致力于提高文明生产水平，并专注于产品创优和安全生产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古煜深思熟虑如何使《实践指南》在实践中吸收养分，进而提炼出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推动生产经营的蓬勃发展。他将这一想法作为选题提出后，编辑和记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建议深入车间进行采访，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也有的则认为，如果能有专家学者的指导，将有助于高瞻远瞩，为接地气注入活力，使项目向更深层次发展。
恰逢其时，总部邀请了京城的哲学院长李教授，为领导干部讲授《哲学在企业的应用》。那时，即便是知名的教授，也仅需报销车旅费，几小时的讲课费不过千元，与后来的明星出场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尽管如此，宏伟厂里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哲学家依然十分重视，特别指定古煜带领一名摄影记者，陪同李教授前往武当山。古煜心想，陪同哲学家探索武当山，这不正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吗？
翌日清晨，古煜刚抵达宾馆门口，送李教授前往武当山的小车——皇冠轿车已经来到身边。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李教授侃侃而谈，他详细介绍了武当山作为道教的着名圣地，曾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亦称“皇室家庙”。他讲述了武当山的建设时间、规模和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其地位超越了五岳。听他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一行人听得入迷。在得到教授的许可后，古煜启动了微型采访机，他相信整理出的采访内容将是一篇精彩的报道。
抵达武当山南岩宫停车场后，古煜与摄影记者紧随李教授，开始了他们的登山之旅。李教授年近花甲，身体状况并非最佳，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都需借助拐杖的辅助。山间清新的空气和参天的古木，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李教授边走边讲解，从道教文化到武当武术，从古代建筑到自然生态，他那博大精深的知识和生动的讲述，让古煜受益匪浅。当他们到达金顶稍作休息时，面对宏伟的建筑群和远处连绵起伏、一览众山小的山脉，李教授气喘吁吁地坐到石头台阶上，说道：“哲学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寻找精神的栖息地？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这些珍贵的见解，古煜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采访，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迪。
在仔细聆听的同时，古煜也在思考，并提出了他的疑问：“李教授，我明白‘哲学是所有科学之母’，‘它既是科学金字塔的顶端，也是其基础’。哲学的核心在于探究事物的根本，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哲学的这种自我反思是永无止境的。哲学家是思想界的巨人，他们总是能够同时把握宏观与微观。毛主席也曾强调‘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与提炼’。我冒昧地向您请教，作为道教圣地的武当山，道家思想与哲学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或者说，道家思想在哲学的众多流派中，应该被归类于哪一种？”
李教授赞许地回应：“问得好！道家哲学本质上可归类为唯心主义。其中，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传统哲学教材通常这样解释：老子的哲学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而庄子则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究竟是物质还是意识占据首要地位。如果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则属于唯物主义。老子曾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将‘道’理解为一种不可知的规则，则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尽管它仍具有规则性。若将‘道’解释为物质的本源，则属于唯物主义。总体而言，这种理解是相对客观的。至于庄子的‘梦蝶’寓言，虽然充满浪漫色彩，但最终似乎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地。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若要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它们实际上是沿着各自不同的路径发展，道家思想与哲学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他稍作停顿，随后补充道：“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恕我直言，老子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最接近宗教意义的教派，其思想研究不应仅限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亦或是文学、历史、哲学的范畴。简单谈谈《道德经》，如果仅从文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李耳先生似乎在剖析人性，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与儒家思想或佛教教义有所相似：‘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不是吗？”
尽管《实践指南》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其多么平凡，都可能既被视为天地间的刍狗，又可能成为蝼蚁中的圣人。没有人会因为地上爬满了蝼蚁就抬起双脚不着地行走，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操控天地间的风雪雷电、四季更迭、地震火山。能够‘爱惜飞蛾纱罩灯’已经显示出极大的爱心了，不是吗？”
老子继续阐述：“天之道，犹如张弓，高者需抑之，低者需仰之，减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人之道却往往相反，减损不足以补有余。”这便揭示了老子在撰写《道德经》时与儒家、佛家不同的哲学出发点。因此，《道德经》的核心宗旨在于尽可能详尽地阐释自然规律，同时尽量避免直接探讨人性。如果仅从文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它，那么它的深层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道德经》全面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在几千年前能提出这些理论，实属难能可贵。难怪它至今仍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所谓伟大，不过如此。
老子接着阐述道：“天之道，犹如拉弓射箭，高者被压低，低者被抬高，它削减多余的部分以补充不足之处；而人之道却往往相反，削减不足的以补给有余的。”——这便揭示了老子在创作《道德经》时与儒家、佛家思想的根本差异。
因此，《道德经》旨在尽可能地阐释宇宙的自然规律，同时又尽量避免直接讨论人性。若仅从文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去解读，便无法完全领略其深意。
那天，皇冠车直接驶向南岩。在下山的路途中，他始终念念不忘要去观赏南岩宫和“龙头香”。面对这一切，他既感到惊奇又十分满意，不禁对古人的智慧发出赞叹。直到太阳沉入武当山的后方，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车上。在下山的途中，他瞥见展旗峰下那座巍峨的紫霄殿，以及右下方的太子坡，但由于时间紧迫，只能遗憾地未能停留。
在旅途中，古煜再次提出疑问：“李教授，普遍的观点认为佛教源自印度，而道教则源于本土。这似乎没错。但是，为什么道观的数量不及寺庙多，道士的数量也远少于和尚呢？这是否意味着佛教比道教更为强大？”
“确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我曾对它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原始道教（从春秋时期至汉初），在内容上并未涉及本体论的探讨；在方法上，它并未采用思辨的方式去解析问题，亦缺乏逻辑思维。因此，原始道教既不与唯物主义也不与唯心主义有直接的关联。
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佛教自汉代起便开始传入中国，虽然其历史不及道教悠久，但同样拥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佛教的着作，如《金刚经》、《心经》、《坛经》以及《佛教十三经》，其经典着作的丰富程度远超过《道德经》及其道家学说。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的教义更贴合统治者管理民众的需求。佛教强调心灵和道德的进步与觉悟，其信徒修行的目标在于遵循佛陀悉达多所传授的方法，去探索生命和宇宙的真理，最终超越生死轮回，摆脱一切烦恼，达到终极的解脱。
道教的核心原则是‘道法自然’，主张顺应自然规律，避免过度人为干预。它提倡‘去甚，去奢，去泰’的生活态度，意味着在与自然、他人及自我相处时，都应保持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因此，道教更倾向于强调顺应自然的‘自然——释然——当然——怡然’，而不是直接探讨如何行善或避免作恶。
再次，关于百姓的观念，许多人认为现世充满痛苦，希望通过某些行为来确保来世能够过得更好。佛教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观点，而道教则没有，这导致人们更倾向于信仰佛教而非道教。
道教的“清净无为”理念往往使得其修行者显得孤高自傲，不涉世事，缺乏推动道教发展的号召力和责任感，这导致了传教者数量稀少。然而，如果将道家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探讨其本体论？应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提出什么样的结论和论证？如何回应其他思想流派的挑战？又该如何将道家思想应用于社会，解决现实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