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3日，河北涞源的盛夏裹挟着33c的热浪，炙烤着钢厂职工家属区斑驳的红砖楼。
正午时分，12号楼2单元的居民王秀兰提着菜篮子经过5楼时，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钻进鼻腔——那味道像发馊的肉混着潮湿的霉味，黏在闷热的空气里挥之不去。
她抬头望了眼501室紧闭的窗户，窗帘拉得严丝合缝，连一丝光线都透不出来。
“这李家都快一年没动静了，咋会有这味儿？”王秀兰攥紧菜篮子，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她想起去年10月以来，邻居们茶余饭后总在议论的怪事：李家三口突然消失，空屋里却总在深夜亮起灯，敲门又无人应答，关灯后再亮起来的灯影，像幽灵似的在窗帘上晃。
半小时后，涞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急促响起。
“喂，是110吗？我是钢厂保卫处的李尚，家属区12号楼2单元501室……好像有问题，味儿太大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背景里还能听见居民们细碎的议论声。
民警孙宝和赶到家属区时，12号楼楼下已经围了不少人。老职工们踮着脚往5楼望，交头接耳的声音里满是恐惧。
“孙警官，这李家三口去年10月就没影了，夜里还亮灯，邪乎得很！”住在4楼的张建军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上个月下夜班，还看见501的灯亮着，以为他们回来了，结果第二天一问，还是没人。”
孙宝和仰头看向501室的阳台，窗户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窗帘是深灰色的，像一块沉重的幕布盖在上面。
他绕到隔壁502室，敲开房门说明情况后，踩着阳台护栏往501的阳台探身。
指尖触到纱窗时，他明显感觉到纱网紧绷——这不像长期空置的房子该有的状态，倒像是有人刻意维护过。
“请示领导，准备破窗。”孙宝和对着对讲机说。几分钟后，随着“哐当”一声脆响，玻璃碎片落在阳台的水泥地上。
他伸手拨开破损的窗户，一股浓烈的腐臭味瞬间扑面而来，呛得他忍不住咳嗽。孙宝和强忍着不适，从窗户缝隙里伸进手，摸索着打开了阳台门的插销。
推开门的瞬间，灰尘在阳光里飞舞，蛛网挂在门框和天花板的夹角处。
客厅的沙发上堆着凌乱的被褥，茶几上的玻璃杯里还剩半杯水，只是水已经浑浊发黑。
孙宝和握着腰间的手铐，一步一步往里走，每走一步，地板就发出“吱呀”的声响。
厨房的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地上裹着的一床花被子映入眼帘，被子鼓鼓囊囊的，边缘似乎有深色的印记。
孙宝和的心跳骤然加速，他用脚轻轻碰了碰被子，触感僵硬得吓人。“报告，厨房发现疑似尸体！”他对着对讲机喊，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随后的搜查更令人心惊：主卧室的衣柜旁，另一床蓝色被子裹着一具男性尸体；小卧室的床底下，第三具尸体蜷缩着。
当邻居们被叫来辨认时，张建军看着被子里露出来的衣角，突然红了眼眶：“这是李庆生的衣服……他家三口人，都没了啊！”
法医赶到时，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经过初步检验，三具尸体分别是56岁的李庆生、53岁的妻子李郡主，以及26岁的儿子李超。
而客厅茶几上的台历，赫然翻停在2006年10月23日——那是这家人最后出现在邻居视野里的日子。
“不可能！李超那天中午还跟我约好下午一起上班的！”当民警找到张艳龙时，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坐在钢厂车队汽修厂的工位上，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盯着自己的工装裤，眼眶通红，像是不敢相信民警说的话。
张艳龙和李超是同一个班组的工友，俩人一起进的钢厂，关系好得像亲兄弟。
他记得2006年10月23日那天，天气特别好，上午修完一辆卡车后，俩人坐着单位的通勤车回家。
“到家属区门口的时候，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儿，下午上班别迟到，还有辆货车等着修呢’，他笑着说‘放心，我回家吃口饭就来’。
”张艳龙的声音哽咽了，“可我下午1点半到他家楼下喊他，没人应；2点去敲门，还是没人。一直等到晚上6点，他家的灯都没亮。”
李超的反常不止这一点。在汽修厂厂长的记忆里，李超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上班三年从没迟到过一次，就算生病，也会提前打电话请假。
“23号下午没见他来，我还以为他家里有急事，让张艳龙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没人接。”
厂长叹了口气，“后来连着三天都没见人，我们联系他的亲戚，才发现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居民们的回忆更印证了这家人的“突然消失”。
住在同一单元的刘桂英说，李郡主每天下午3点都会去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菜，每次遇到邻居都会笑着打招呼；李庆生则喜欢在中午搬个小马扎坐在楼下晒太阳，跟老伙计们下棋。
“23号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一开始以为他们走亲戚去了，可走再久也该回来了啊！”刘桂英抹了抹眼泪，“多好的一家人啊，李超还说今年要结婚，怎么就……”
更让居民们害怕的是，去年12月的一个深夜，张艳龙和朋友下夜班回家，路过12号楼时，突然看见501室的灯亮了。
“我当时还跟朋友说‘李超他们回来了？’，就赶紧上楼敲门。”张艳龙回忆道，“敲了好几下，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趴在阳台窗户上往里看，灯又灭了。可没过十分钟，灯又亮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屋里肯定有人，可为啥不开门？”
为了试探屋里的人，张艳龙壮着胆子拉了一下501室门口的电闸。“我就是想逗逗，看看是不是李超跟我们开玩笑。”
他说，“结果闸一拉，灯灭了，之后就再也没亮过。我跟朋友在楼下等到半夜，还是没人出来。”
凶案现场的勘查持续了整整两天。刑警队队长马永军蹲在客厅的地板上，手里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地面上的痕迹。“你们看这里。”
他指着一处灰尘较少的区域，“有一枚带血的脚印，尺码是42码，鞋底的花纹是菱形的。”
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枚血脚印清晰地印在地板上，血迹已经发黑，边缘有些模糊。
而在卧室的门口，另一枚脚印覆盖在灰尘上——这枚脚印没有血迹，鞋底的花纹是条纹状，尺码同样是42码，但脚印的深浅比血脚印浅了不少。
更奇怪的是，客厅靠近阳台的位置，还有第三枚脚印，脚印边缘有淡淡的水印，像是鞋底沾了雨雪后留下的痕迹。
“三种脚印，说明至少有三次进入现场的痕迹。”马永军站起身，眉头紧锁，“血脚印应该是作案时留下的，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被害人；
另一枚灰尘脚印，是在现场落满灰尘后留下的；水印脚印……咱们这儿去年11月就下过雪，难道凶手在雪天还来过？”
凶器的发现更让案情扑朔迷离。法医鉴定显示，李庆生是被电线勒住颈部窒息死亡，而那根电线，正是他家Vcd机上的视频连接线；
李郡主则是被人连捅数刀，心脏破裂导致死亡，凶器应该是一把匕首；李超腹部中了两刀后，又被电线捆绑，最后被数据线勒死。
“同一个现场，两种作案手法，三种作案工具。”马永军对着案情板自言自语，“如果是一个人作案，没必要又用刀又用勒的；如果是多个人，现场又没有打斗痕迹——被害人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击的。”
更关键的是，现场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压的痕迹。“凶手要么是敲门进来的，要么是有钥匙。”
马永军说，“李庆生被害时穿着保暖内衣，说明他当时在家休息，能让他毫无防备开门的，肯定是熟人。”
侦查员们围绕李家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却发现这家人几乎没有仇人。
李庆生在钢厂工作了三十年，为人忠厚老实，从没跟人红过脸；李郡主在家操持家务，跟邻居相处得很好；
李超性格憨厚，社交圈只局限于工友和几个同学，连喝酒打牌都很少去。“他们家正准备在县城买房子，给李超办婚事，听说攒了不少钱。”
张艳龙说，“李超还跟我念叨过，说今年年底就结婚，让我当伴郎。”
可在现场，侦查员们翻遍了所有抽屉和柜子，别说现金，就连存折都没找到。
“凶手的目的很可能是谋财。”马永军推断，“李超新买的台式电脑也不见了，这么大的东西，凶手不可能轻易带出小区，他肯定就住在附近。”
排查范围缩小到钢厂家属区的两千多户居民中。侦查员们挨家挨户走访，登记家庭成员的信息，提取指纹样本。
几天后，一个叫杜景珠的居民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他住在12号楼2单元401室，就在李家楼下，而且有多次盗窃前科，还会配钥匙。
“我们第一次找他的时候，他特别紧张，手都在抖。”侦查员回忆道，“问他去年10月23号在哪里，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一会儿说在朋友家喝酒，一会儿说在家睡觉。”
警方依法对杜景珠的家进行搜查，在他家的大立柜顶上，发现了一沓现金，大概有几千块。
“我们问他钱是哪来的，他说偷的小舅子家的。”侦查员说，“后来我们找他小舅子核实，他小舅子说确实跟杜景珠闹过矛盾，家里也丢过钱，这事儿倒是真的。”
指纹比对结果更让杜景珠的嫌疑降到了最低——银行取款单上的指纹，跟他的完全不符。
“那时候心里挺失落的，以为抓对人了，结果不是。”马永军说，“但我们没放弃，既然凶手取了钱，肯定会留下痕迹；既然他两次返回现场，肯定住得不远。”
转机出现在一周后。一位居民向侦查员反映，小区里的赵龙刚最近有点不对劲。
“他去年下半年欠了好多赌债，把家里的面包车都抵押了，天天被人追着要债。”居民说，“可自从李家失踪后，他突然有钱了，不仅把面包车赎了回来，还经常去赌场，出手特别大方。”
这个线索让马永军眼前一亮。他立即安排侦查员去调查赵龙刚的行踪，发现2006年10月23日下午，赵龙刚没有去上班，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们找他提取指纹的时候，他的反应特别奇怪。”侦查员说，“让他按指纹，他手抬起来又放下，反复好几次，汗顺着脸颊往下流，说话都结巴了。”
指纹比对的结果在三个小时后出来了——银行取款单上的血指纹，跟赵龙刚的指纹完全吻合！“当时我们都激动坏了，赶紧组织人手去抓他。”
马永军说，“赵龙刚看到我们的时候，腿都软了，没等我们问，就开始哭。”
审讯室里，赵龙刚低着头，双手被手铐铐在桌子上。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底布满血丝，说起作案经过时，声音断断续续，还不时用袖子擦眼泪。
“我是去年6月开始赌博的，一开始赢了点钱，后来就输了，越输越想捞回来，结果欠了五万多高利贷。”
赵龙刚说，“他们天天堵在我家门口要债，我没办法，就把面包车抵押了，可还是不够。我老婆跟我吵架，我爸妈也骂我，我那时候就想，怎么才能弄到钱。”
偶然一次，赵龙刚在小区里听到李庆生跟邻居聊天，说要给儿子在县城买房子，准备了十几万存款。
“我当时就起了歹心，觉得李家好欺负，又是老职工，家里肯定有钱。”赵龙刚的声音越来越小。
“10月23号上午，我假装去李家串门，看到只有李庆生一个人在家，就趁他不注意，从他家Vcd上拽下电线，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
勒死李庆生后，赵龙刚把尸体裹在被子里，藏在厨房。他刚想找钱，就听见开门的声音——李郡主买菜回来了。
“她看到我，吓了一跳，刚想喊，我就从兜里掏出匕首，朝她身上捅了好几刀。”赵龙刚捂着脸，肩膀不停颤抖，“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怕她喊人……”
当天下午，李超下班回家，刚进门就被赵龙刚用匕首抵住了喉咙。“我问他存折和身份证在哪里，他一开始不肯说，我就朝他肚子捅了两刀。”
赵龙刚说，“他疼得受不了，就告诉我存折在衣柜的抽屉里，还有三张身份证。我拿到存折和身份证后，就用数据线勒死了他。”
拿到存折后，赵龙刚立即去银行取走了元，还了赌债，赎了面包车。可没过多久，他又把钱输光了。
“我想李家已经没人了，就又回去了两次，偷走了他们家的手机和电脑，想卖点钱继续赌。”
赵龙刚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开了灯，结果听见有人敲门，就赶紧把灯关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外面下雪了，鞋底沾了雪，可能留下了脚印。”
“我现在特别后悔，我毁了李家，也毁了自己的家。”赵龙刚抬起头，眼里满是泪水，“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爸妈也不认我了，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2007年9月，涞源县人民法院对赵龙刚故意杀人、抢劫一案进行审理。法庭上，赵龙刚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判处赵龙刚死刑。
钢城的风依旧吹着，12号楼2单元501室的窗户再也没有亮过灯。居民们路过时，总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偶尔提起李家三口，还会忍不住叹气。
张艳龙每次想起李超，都会拿出俩人一起拍的合影，照片上的李超笑着，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而这份期待，永远停在了2006年10月23日那个晴朗的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