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8日深夜，乌鲁木齐市的气温已带着深秋的寒意。
何家人的客厅里，灯光惨白，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焦虑。
两天前，32岁的何美玲穿着新买的米色风衣，拎着黑色手提包，开着自家的标志505小轿车出门应聘，从此杳无音信。
“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死寂，何美玲的丈夫陈建军几乎是扑过去接起电话。
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冰冷的声音，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家的车，现在在41公里公路桥旁。”
“你是谁？我妻子在哪里？”陈建军的声音颤抖着追问。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即挂断，只留下忙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不好！美玲出事了！”陈建军猛地站起身，抓起外套就往外冲。家人紧随其后，连夜赶往41公里公路桥。
夜色深沉，公路两旁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如同鬼魅。
当那辆熟悉的白色标志505出现在视野中时，陈建军的心沉到了谷底——车门虚掩，车内空无一人，副驾驶座上还残留着何美玲的一缕长发，挡风玻璃上蒙着薄薄的灰尘，仿佛在诉说着主人的失踪。
报警电话在凌晨一点拨通，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刑侦支队队长李伟蹲在车旁，仔细勘查着每一个细节。
“车辆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内饰整齐，不像发生过激烈搏斗。”他站起身，眉头紧锁，“这更像是熟人作案，或者是受害人自愿下车后失联。”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何美玲的家人提供了关键线索：1999年9月4日，在家待业的何美玲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希望寻找一份小车司机的工作。
信息发出后不到一小时，就有一个自称“需要专职司机”的男子与她取得联系，约定9月6日上午九点见面应聘。
“她当时特别开心，说终于能重新工作了。”何美玲的妹妹何美娟红着眼睛回忆，“她特意翻出了最喜欢的风衣，还化了淡妆，说应聘要留个好印象。”
谁也没想到，这场充满希望的应聘，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夺命陷阱。
为了摸清何美玲的社交圈，警方走访了她的数十位亲友和邻居。几天后，一位名叫董倩的女士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董倩是何美玲的高中同学，两人关系要好，几乎无话不谈。
“9月6号上午十点左右，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董倩坐在警局的询问室里，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自己是玲玲（何美玲的昵称）的朋友，想搞货物托运，需要一个翻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当时没多想，只说下午有事，没时间。”
半小时后，何美玲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带着一丝急切：“倩倩，我那个朋友给你打电话了吧？他确实需要翻译，你现在能不能过来一趟？我们俩一块儿去见客户。”
董倩有些为难，她下午已经约了人处理家事，只能婉拒：“玲玲，真不好意思，我这边实在抽不开身，要不你让他再找别人试试？”
何美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笑着说：“没事没事，那我再想想办法。” 董倩当时并未在意，直到听说何美玲失踪，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第二天上午，那个陌生男人竟然直接找到了董倩家楼下。
“他给我打电话，说就在楼下，想和我谈谈翻译的事。”
董倩的声音带着后怕，“我想着玲玲之前打过招呼，就下楼了。他大概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说话带着点陕西口音，穿一件灰色夹克，看起来挺老实的。”
两人在楼下的花坛边聊了十几分钟。“他说要往国外托运货物，我问他往哪个国家运，他含糊其辞地说‘赣州国家’，还说那边的人都穿长袍。”
董倩皱着眉，“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根本没有什么‘赣州国家’，而且穿长袍的话，大概率是中东或者中亚的国家，但他连具体名字都说不出来，我就更怀疑了。”
董倩以“确实没时间”为由再次拒绝了对方，男人没有强求，只是眼神有些阴冷地看了她一眼，转身离开了。
“现在想起来，他那个眼神太吓人了，像是要把人看穿一样。”董倩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根据董倩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她所说的男人曾经居住过的干部招待所。
服务员在听完警方的描述后，恍然大悟：“哦，你们说的是他啊！这个人之前经常来这儿住，有时候住一两天，有时候住一礼拜，行踪挺神秘的。不过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来了，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
住宿登记本上，一个名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杨丞斌。登记信息显示，他是陕西潼关人，1996年来到新疆。
“这个杨丞斌，有重大作案嫌疑！”李伟拍了下桌子，“立即围绕杨丞斌展开调查，查清他的落脚点和社会关系！”
然而，调查工作并不顺利。杨丞斌如同人间蒸发，没有固定职业，没有长期居住地，在乌鲁木齐的茫茫流动人口中，一下子在哪可以找到此人？
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何美玲的家人一次次来到警局询问进展，每次都带着期盼而来，带着失望而归。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1月12日。就在警方几乎要放弃对杨丞斌的追查时，一个名叫张兰的女司机主动来到公交分局，提供了一条惊人的线索。
“警官，我可能见过你们要找的人！”张兰神色紧张地说，“9月4号，我也通过广播电台发布了求职司机的信息，没过两三天，就有一个男人给我打传呼，说他叫杨丞斌，需要一个司机，约我在新奇广场见面。”
张兰当时带着男朋友一起去了约定地点。“他看起来三十多岁，陕西口音，穿灰色夹克，和你们描述的一模一样！”
张兰回忆道，“我问他要开的车是什么型号，他说叫‘沙漠王’，是棕色的。我男朋友当场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沙漠王’根本没有棕色的款式，都是黑色或白色的。”
察觉到异常后，张兰和男朋友找了个借口离开了。“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当时我一个人去，或者没有起疑心，可能现在也和何美玲一样失踪了。”张兰的声音带着颤抖。
这条线索让警方重新燃起了希望。通过张兰提供的传呼号码，警方顺藤摸瓜，终于查到了杨丞斌的落脚点——亚马克里山附近的一处出租屋。
据房东反映，杨丞斌是1996年租下这间房子的，平时很少与人交流，总是独来独往，经常深夜出门，凌晨才回来，身上偶尔会带着泥土和血腥味，但房东以为他是做体力活的，并没有多想。
1999年9月13日夜，月黑风高。十多名民警趁着夜色，悄悄包围了杨丞斌的出租屋。“行动！”李伟一声令下，民警们踹开房门，冲了进去。
屋内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几件脏衣服和空酒瓶，墙角堆着一些杂物。杨丞斌正躺在床上睡觉，被突如其来的民警惊醒，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制服。“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他嘶吼着，眼神凶狠。
警方对出租屋进行了全面搜查。在床底的一个木箱里，民警找到了何美玲的手机、呼机、身份证和银行卡，还有她出门时拎着的黑色手提包。
看到这些物品，民警们心中一沉——何美玲恐怕已经遭遇不测。
“杨丞斌，何美玲在哪里？”李伟拿着何美玲的身份证，走到杨丞斌面前，厉声质问。
杨丞斌脸色惨白，眼神躲闪，拒不承认：“我不知道什么何美玲，这些东西是我捡来的！”
“捡来的？”李伟冷笑一声，“这些东西上都有何美玲的指纹和dNA，你怎么解释？而且不止一个证人指认你，你还想狡辩？”
在铁证面前，杨丞斌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警方将他带回警局，展开了连夜审讯。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杨丞斌坐在铁椅上，双手被手铐铐住，低着头，沉默不语。
“杨丞斌，我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审讯民警语气严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交代所有犯罪事实，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一直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审讯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当天亮时分，杨丞斌终于抬起头，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缓缓开口：“我说……我都说……”
根据杨丞斌的供述，警方终于还原了何美玲遇害的全过程。
1999年9月4日，杨丞斌在广播电台听到何美玲的求职信息后，立刻动了歹念。他伪装成招聘司机的老板，与何美玲取得联系，约定9月6日见面。
9月6日上午九点，何美玲开着自己的标致505小轿车如约而至。杨丞斌以“姐姐在火车南站提货，需要一起去接”为由，将何美玲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进屋后，我就给她倒了杯水，假装和她聊工作的事。”杨丞斌的声音沙哑，“我问她家里的情况，还有有没有好朋友能帮忙做翻译，她没多想，就把董倩的电话告诉了我，还按照我的要求，给董倩打了电话请她帮忙。”
看到何美玲毫无防备，杨丞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从抽屉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强行塞进何美玲的嘴里，逼迫她咽下去。“
她当时拼命反抗，还喊救命，但房间隔音好，没人听见。”杨丞斌的眼神空洞，“大概十分钟后，她就不动了，我怕她没死，又用枕头捂住了她的脸……”
杀害何美玲后，杨丞斌趁着深夜，用自己姐姐的三菱车将尸体运到亚马克里山铁路旁的一处荒坡上掩埋。
随后，他将何美玲的标志505小轿车开到41公里公路桥旁丢弃，并匿名给何家人打了电话，企图混淆警方的视线。
让警方震惊的是，何美玲的案件并非个例。在审讯过程中，杨丞斌还交代了自1996年以来犯下的一系列惊天罪行。
“我从陕西来新疆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就想找点来钱快的路子。”
杨丞斌交代，“有一次无意中听到广播里的求职热线，就想着可以假装招聘，骗那些找工作的人过来，抢劫他们的财物，要是反抗，就杀人灭口。”
据杨丞斌供述，短短三年时间，他共作案二十多起，其中杀人碎尸4起，强奸1起，抢劫、盗窃11起。
受害者大多是通过广播电台求职的年轻人，其中以女性居多。“我专挑那些急于找工作、防备心不强的人下手，他们大多会主动配合，不容易起疑心。”杨丞斌的话让民警们不寒而栗。
为了核实杨丞斌的供述，警方根据他提供的地点，在亚马克里山、城郊水库等多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
在亚马克里山铁路旁的荒坡上，警方通过杨丞斌的指认，挖掘出了何美玲的遗体。
遗体被埋在地下一米多深的地方，已经高度腐败，但身上的米色风衣还能辨认，与何家人描述的一致。
随后，警方又在其他地点找到了另外三名遇害者的遗体。这些受害者都是年轻男女，有的是司机，有的是翻译，有的是普通务工人员，他们都因为急于求职，落入了杨丞斌的魔爪。
消息传开后，乌鲁木齐市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那个在广播里传递希望的求职热线，竟然被恶魔利用，变成了夺命的陷阱。
何美玲的家人在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陈建军抱着妻子的遗体，泪水纵横：“美玲，我找到你了，凶手已经被抓住了，你可以安息了。”
1999年12月，杨丞斌因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法庭上，杨丞斌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受害者家属们情绪激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人跟你无冤无仇！”一位受害者的母亲当庭质问。
杨丞斌低着头，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忏悔。但再多的忏悔，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受害者家属心中的创伤。
最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丞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杨丞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0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0年5月，杨丞斌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盘踞在乌鲁木齐多年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案件告破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急于求职的年轻人，在求职过程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杨丞斌的作案手法其实并不高明，他只是利用了受害者急于找工作的心理和薄弱的防备心。”
李伟在发布会上说，“求职者在应聘时，一定要核实招聘方的真实信息，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承诺，更不要单独前往偏僻地点见面。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何美玲的悲剧，是一个沉重的警示。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梦想和生活的道路上，永远不要放松对危险的警惕。
那些看似诱人的机会背后，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陷阱。而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触犯法律、伤害他人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如今，乌鲁木齐市的广播电台依旧播放着求职信息，只是在每一条信息后面，都会加上一句温馨提示：“求职需谨慎，安全第一位。”
而41公里公路桥旁的白杨树，年复一年地抽出新芽，仿佛在诉说着那个发生在1999年的夺命应聘案，警示着世人铭记教训，珍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