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疑云：名探端木宏峪与一桩海军军官的“杀妻”冤案
1977年的上海，一代名探端木宏峪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市公安局治安处。办公室里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流转。
处领导体恤他刚归队，并未即刻分派任务。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一桩棘手的复查任务就交到了他的手上。
这是一起人命关天的大案，发生在上海某县的郊外。被羁押了一年多的嫌疑人路明，曾是海军某潜艇部队的干部，而被认定为他所杀害的，正是他的未婚妻——邹英。
案卷记载，原办案人员认定邹英系被人勒死后抛入河中。然而，路明自被捕之日起便不断喊冤，加之案件缺乏直接证据，便如此悬置了一年多。
端木宏峪在灯下细细翻阅着厚重的卷宗，眉头紧锁。材料中，路明的作案动机如同迷雾，是喜新厌旧，还是另有图谋？
卷宗里语焉不详。一个经过部队多年培养的干部，为何要在回乡筹备婚礼的当口，对感情甚笃的未婚妻下此毒手？
这其中的逻辑，令人费解。路明的持续喊冤与证据的薄弱，都让端木宏峪敏锐地察觉到——此案必有蹊跷。
迷雾重重的“铁证”
为了拨开迷雾，端木宏峪亲自驱车前往县公安局。他召集了当年所有参与此案的侦查人员，力图重现案发经过。
会议上，气氛凝重。法医首先陈述了当年的鉴定结论：尸体颈部肌肉有显着出血，外表有索沟，结论是勒死后抛尸入水。此外，解剖发现死者肺部含有水藻成分。
“如果死者是被勒死，呼吸已然停止，被抛入河中后，水藻又如何能大量深入其肺叶边缘？”端木宏峪提出了第一个关键性质疑，“这至少说明，死者入水时，可能尚有呼吸。”
原办案侦查员们则提供了其他“旁证”：案发当晚，有放牛佬在月光下看见一个酷似路明、穿着白衬衫的身影在河堤出现；
死者邹英住处，灯泡被取下放在桌上，蚊帐架上挂着一根断裂的绳索；路明的左手背上，有四条清晰的平行抓痕。
所有的线索，在当时似乎都指向了路明：他利用未婚夫的身份，悄无声息地将邹英骗出，在海边用绳子勒毙，伪造自杀假象后抛尸。手背的抓痕，则被解释为邹英挣扎反抗时留下的。
推理看似严密，但端木宏峪的心中却疑窦丛生。
深入乡间的抽丝剥茧
会议在争议中结束，端木宏峪旋即带领侦查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实地调查。他们首先找到了死者邹英的父亲——一位饱经风霜、神情悲戚的老农。
在端木宏峪温和而耐心的引导下，这位原本顾虑重重的老人，终于敞开了心扉。
他回忆道，女儿邹英与路明感情极好，路明此次探亲就是为了翻修房子准备结婚，邹英也整日在一旁帮忙，两人从未有过争执。
然而，老人也透露了一个此前被忽略的惊人细节：邹英的母亲患有精神病，而邹英小时候智力似乎也比常人稍差，只是长大后看似正常了。
在出事前一两天，邹英曾出现明显的反常行为：开着插秧机却把秧苗插得乱七八糟，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
“精神病的发作，总有第一次。”端木宏峪的脑海中，迅速将这条线索与案发现场的细节联系了起来：
被取下的灯泡、断裂的绳索……这会不会是精神病突发状态下，多次尝试自杀未果的痕迹？
随后，他们找到了案件的关键证人——那位放牛佬。在端木宏峪的细致询问下，放牛佬最初的肯定语气开始动摇。
他承认，那晚月光虽亮，但距离较远，他只是凭走路的姿态“感觉”那人是路明，并未看清面容，更无法确定衣服颜色。
为了验证证词的可信度，端木宏峪特意选了一个同样月朗星稀的夜晚，请放牛佬来到当年所在的位置，让一名侦查员穿着白衬衫在相同距离外走动。结果，放牛佬根本无法辨认出衣服颜色。
“咳，我真老昏了，可不能干出冤枉人的事啊！”放牛佬愧疚不已。
与此同时，对“抛尸入海”路线的实地模拟也出现了问题。端木宏峪用稻草人多次进行漂流实验，发现从海边根本无法自然漂入发现尸体的大清河。
加之海边滩涂布满尖锐的芦苇根，而打捞上来的邹英脚底并无伤痕，这彻底推翻了“海边勒毙抛尸”的原始推断。
综合所有调查结果，端木宏峪向县局领导进行了缜密的汇报，一幅令人扼腕的真相图景逐渐清晰：
邹英因遗传因素，在婚期临近、精神高度兴奋的状态下，诱发了潜伏的精神疾病。
案发前，她的异常行为已是发病征兆。当晚，她可能先尝试触电自杀（取下灯泡），恰逢停电未果；
随后又想上吊（蚊帐架断绳），亦未成功。最终，她在精神病态的驱使下，投入大清河自尽。
对于之前认定的“铁证”，端木宏峪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1. 颈部索沟：照片显示，邹英颈部的索沟在绳索两端结合部有明显的“提空”现象，这是上吊索沟的典型特征，与被人从身后勒紧所形成的环形闭合索沟截然不同。
2. 肺部水藻：水藻能大量深入肺叶深处，证明邹英入水时仍有自主呼吸，是溺死，而非死后抛尸。
3. 手背抓痕：路明手背的四条划痕极细且平行，不像是指甲抓挠所致（抓伤会深浅不一，断续不齐），更符合他自己所述，是在劳动时被畚箕竹篾划伤的特征。
4. 目击证言与抛尸路径：经实验验证，均不成立。
至此，一起重大的“凶杀案”被彻底推翻。邹英系因精神病发作导致自杀。处领导同意了端木宏峪的结论，被错误关押一年半之久的海军军官路明，终于重获自由。
尘封的案卷合上，一桩险些铸成的大错，在名探严谨、细致且充满同理心的调查下，得以匡正。
这不仅是对真相的追寻，更是对法律尊严与个体命运最郑重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