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试点爆火后，蜂窝制度彻底出圈。
多个省份、市区、街道办纷纷致函，希望将蜂窝机制纳入“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样本”，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蜂窝全国化，一体走到底。”
最初，蜂窝平台只是谨慎接待、个案对接；但很快，国家层面的通知下来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基层法治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一项内部文件：
“蜂窝机制具备高度可推广性，建议考虑将其纳入2026年《基层治理法》修订草案‘协商治理条款’作为标准机制之一。”
这个文件，直接把蜂窝推向了国家治理层级的门槛。
甚至内部有人建议：将“蜂窝”作为一个治理体系术语，写进官方文件。
陈家村上下沸腾。
张浩激动得当场拍桌：“鹏飞，咱要写进法律了！这一下，全国上亿人都能按咱的规矩来！”
张玉英却皱眉：“可法律一写，谁来解释？谁来裁量？咱三年来灵活修制度、错了能改的路径，还保得住吗？”
陈鹏飞沉默不语。
第二天，蜂窝平台收到了来自发改委基层司的正式邀请——
“请陈家村制度代表参加全国治理机制标准制定委员会筹备会，拟讨论‘蜂窝体系标准化路径’。”
这意味着：
一旦参加，蜂窝制度将成为国家治理标准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标准化、格式化、层级化的“归档式管理”。
陈鹏飞看着邀请函，低声道：“这不是奖励，这是合并。”
张浩犹豫：“你要不去，咱怕是错过进入国家治理的唯一机会。”
张玉英却倔强一笑：“咱这三年，不就是为了不再被人合并、被人定义、被人‘归类’吗？”
……
最终，陈鹏飞决定赴会，但带上三样东西：
1.三年来蜂窝制度所有失败记录硬盘，72次完整崩盘修复视频；
2.一封村民代表手写联名信，标题是“请保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继续吵”；
3.一面写着“失败是制度的魂”的木匾，挂在他带的展位正中。
全国治理标准委员会筹备会当天，陈鹏飞发言：
“蜂窝愿意被看见，但不愿意被定义。”
“我们不怕写进文件，但怕写进之后只剩样子、没了过程。”
“你们要拿我们做范本，先问自己：你们的治理机制，敢不敢像我们一样列出全部失败名单？”
他抬起头，目光坚定：
“我们不是反政府，我们是防格式。”
“不是不进体制，而是不进那个只要你牌子、不要你命根子的体制。”
这番话，如石落水潭。
两小时后，会议秘书处宣布修改原提案：
“蜂窝机制暂不标准化归档，保留‘原生型制度体系’定义，予以独立列入条例注释。”
这一战，蜂窝制度保住了——独立身份。
陈鹏飞回村那天，站在制度墙下没说话，只把那块“失败是制度的魂”木匾挂在了最上方。
张浩拍照发朋友圈：
“我们不是被写进文件的人，我们是还在写文件的人。”
九月初，陈家村又开会了。
这次不是评账，不是直播，不是平台更新，而是陈鹏飞亲自张罗的一场“新任制度持有人见面会”。
张玉英瞪大眼睛：“你什么意思？你要退了？”
张浩也傻眼：“你才刚把蜂窝顶上国家级，咱这火还没烧透，你就打算收手？”
陈鹏飞笑了笑，眼里满是笃定：“我这三年写的是骨架。接下来这张皮，得由能活起来的人来长。”
“蜂窝不能成名人制度，也不能是我陈鹏飞的制度。”
“它得变成谁都可以接手，谁都能让它继续活的‘活制度’。”
他一挥手，后台大屏打开。
赫然显示——蜂窝平台新制度持有人接力人选：
?许佳音，落石沟制度合伙人，曾签下“第一张蜂窝责任卡”；
?曹正宇，城市适配模块负责人，云锦苑制度推进主理人；
?周连成，东南百村共创导师，制度传播纪录片制作者；
?刘伟，第一位从城市回村的制度归乡青年，现任百村计划运营长。
四人分别登台，没有口号，没有致辞，每人说一句话。
许佳音：“我不是来延续制度，我是来制造下一场争议的。”
曹正宇：“我们要让城市居民知道，不参与共议的人，没资格批评制度。”
周连成：“一部制度史，应该是争吵、推翻、重建、再生的现场，不是成果展。”
刘伟：“我愿做制度路上的那个‘拍桌子’的人，只要桌子没翻，规矩就没断。”
台下掌声雷动。
这一刻，蜂窝制度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代际交接。
陈鹏飞看着那群年轻人，喃喃道：
“这一天，等了三年。”
“终于，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讲制度了。”
而平台首页，也换上了一行新口号：
“蜂窝，不是一个人做对的制度，而是一群人愿意吵的制度。”
那天晚上，陈家村老祠堂灯火通明。
制度墙上的条条轨迹、失败记录、签字档案，在灯光下反着微光。
张浩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早已泛黄的最早版本制度卡，忽然低声笑了：
“你说，从咱第一张制度卡到今天，这世上还会有人，把规矩当命根子这么守？”
陈鹏飞没答，只是把老卡拿下来，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递给许佳音：
“从今天起，这些卡，不属于历史，属于你们。”
“我们写过，你们可以改。”
“但你们得记住——规矩不能少争议，也不能怕失败。”
“它唯一不能少的，是每一代人，都敢贴出来。”
许佳音郑重点头，双手接过。
这夜，风过陈家村。
一墙制度不动如山，唯有木匾上那行字，在灯火下格外鲜亮：
“若这一代仍愿追问‘我们凭什么’，那我们就还有未来。”
入秋之后，一封加急邀请函寄到蜂窝平台。
信封上盖着三个章：
?联合国乡村治理发展署
?世界小农自治研究联盟
?东南亚村落共建促进协会
信里只有一段话：
“贵村‘蜂窝制度’被评为2025年度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农村治理实践之一，现诚邀代表赴泰国参加‘全球村落治理创新大会’，并作为亚洲首例原生制度机制出席主论坛演讲。”
蜂窝制度，要出国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蜂窝平台后台访问量暴增，短短三天新增上百位“国际观察用户”，其中包括多国高校研究员、政府农村事务代表，还有NGo组织高管。
更离谱的是，一家西方纪录片公司提出愿意出资百万美金拍摄《蜂窝：中国村庄的治理奇迹》，并提出“角色重塑建议”——
“建议突出制度创始人陈鹏飞个人故事，构建‘英雄式治理者’叙事框架，更利于传播。”
张浩听完差点笑喷：“他们还是想把蜂窝拍成一部传奇剧！”
许佳音却冷了脸：“我们不是来当治理英雄的，我们是来讲怎么吵、怎么错、怎么改、怎么活下来的。”
陈鹏飞也没表态，只回了句：“如果他们连‘失败’都不敢剪进片子，那就不用拍了。”
……
出国前，蜂窝团队做了两件事：
第一，翻译所有失败制度案例，并保留村民争吵录像原声，配英文字幕；
第二，制作“制度演化图·全语言版”，保留原始签字人中文签名，同时用英文标注“谁曾否决”“谁主张通过”“谁主动退让”。
张浩一边贴标签一边感慨：“别人出国讲的是成功经验，咱出国讲的是——谁被骂得最狠。”
陈鹏飞回他一句：“能写下被骂的过程，才是制度真正站住脚的理由。”
……
十月下旬，蜂窝代表团抵达泰国清迈。
他们没住五星酒店，而是申请住进了本地农村“试点村落”，和当地共治协会代表共同生活。
第一晚，当地村长邀请他们吃饭，一边看着“蜂窝制度流程图”一边感慨：
“我们也想让村民参与治理，但这里的人不识字，也不懂规则，推不动。”
许佳音当场翻出落石沟那张“第一张责任卡”，上面是一位六旬老汉的歪歪扭扭的红手印。
“他也不识字，但他知道自己出几天工，挣多少钱，贴上去他认，他签。”
“治理不是靠看得懂，是靠信得过。”
一位非洲代表提出：“你们的制度在中国有政府支持，在我们国家没这基础，行得通吗？”
张玉英回得干脆：“我们最开始，也没人支持，靠的是账贴出来以后，没人敢睁眼说假话。”
“你们要推广制度，先问你们自己——你们的群众，敢拍桌子说‘这不公平’吗？”
“他们敢，我们的制度就能用。”
……
次日大会开幕，蜂窝团队作为主讲嘉宾登台。
没有光鲜背景、没有ppt动画，只有一张长条轨迹图从台上一拉到底，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节点、失败、争议、签字、修复。
陈鹏飞站在轨迹图尽头，扫视全场：
“我们来自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村。”
“但我们敢把制度当成家产，谁动了就得吵清楚、讲明白、修回来。”
“我们不是成功制度的输出者，我们是失败制度的讲述人。”
“你们想学蜂窝？先问你们的村，敢不敢贴出失败榜？”
全场静默数秒，随后——掌声如雷！
来自七国代表当场递交申请，表达“希望与蜂窝共建本地制度版本”，并提出将“失败备案机制”作为必选项纳入试点模板。
……
蜂窝，走出国门了。
不是因为制度看起来光鲜，而是因为它从不掩盖脏土和裂缝。
那天晚上，清迈村落的木屋灯光下，许佳音低头整理视频素材，忽然说：
“咱们这制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
陈鹏飞点头：“是，但不是官方语言。”
“它是全世界每一个讲出‘我不服’的人，共通的语气。”
清迈大会后，蜂窝制度一夜之间在国际乡村治理圈火了。
非洲东部的一家NGo写来邮件，希望以“蜂窝合作机制”名义向联合国申请资助；
拉美一个社区项目方请求将蜂窝轨迹图翻译成西班牙语模板，用于“居民投票系统”建设；
甚至连英国某高校也来信，表示愿意将蜂窝制度列入社会治理研究课程主讲案例。
短短一周，蜂窝制度被“翻译”成了七种语言，挂上了几十个“合作项目”的网页。
张浩一边刷网页一边直呼：“疯了！咱刚回来，名字就被他们做成‘国际治理工具包’了！”
许佳音看着西语网站上的介绍愣住：“他们居然把‘失败备案’翻译成‘容错机制’，还附了一句‘风险可控’？这谁敢说咱制度是可控的？咱明明是敢失控。”
更离谱的是，某组织擅自使用“蜂窝制度”的名义对外发函，承诺“帮助社区实现无争议治理”。
这直接踩到陈鹏飞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