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一位分管副组长说了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后续走势：
“这制度有点东西。”
“不是城市设定的‘规矩’，是田野长出来的‘律法’。”
“建议成立专项督导组，试点‘蜂窝机制观察计划’。”
……
消息传到陈家村，是十天之后。
林璐璐接到通知电话的那一刻，整个人愣住了。
“鹏飞哥，省委那边要派调研小组，下个月分批次入村，还要带中央信息中心的人，做一次蜂窝全节点的‘制度流动性现场测评’。”
“你听懂没有？”
“咱们——要进中央制度评估名单了！”
陈鹏飞没什么表情，只问：“这次来，还要改名吗？”
林璐璐摇头：“不要了。连‘蜂窝’两个字，都要保留。”
“他们说——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已形成内部纠错机制、外部支援路径、复盘归档流程’的去中心村级制度网络。”
“原话是：‘能跑、能错、能活、还能教别人错的制度，值得国家支持一次。’”
陈鹏飞点了点头，没说话，只转身走回祠堂，把墙上的一句旧标语撕下，换上新的一张：
“制度，不是等来的。”
“制度，是被干出来的。”
这句标语，拍照上传后，被蜂窝平台的村务员们一夜之间刷成了新首页口号。
蜂窝网络，也进入了新的运行模式——
“内守秩序，外放火种。”
陈鹏飞布置了三件事：
第一：所有节点村每周必须召开一次“制度错误复盘会”，每次记录三条最小错误、两条修复建议、一条失败流程图。
第二：建立“制度野史档案库”，将那些失败过、争议大的、被民意推翻的制度——全数保存、去标签、开放阅读。
第三：启动“百村讲习逆推计划”——从蜂窝外的非成员村中选100个做“陪走试点”，每个节点村认领一个，以“结对子”的方式推动制度扩散。
这项计划，后来被媒体命名为：
“制度反哺工程”
但蜂窝自己内部管它叫：
“火种再起。”
……
七月初，第一批陪走村开始报到。
第一批是来自豫西、川北、鲁南、皖北的4个非成员村，条件极差，甚至有的村连统一的议事制度都没建立过。
但他们来了。
不是因为蜂窝发了邀请，而是因为——他们听说：
“你们那里，让我们自己写制度。”
“不是教，不是派，不是管。”
“是坐下来，一张纸，一根笔，写我们自己的。”
陈鹏飞迎接他们的方式也简单。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横幅标语，只有一句话：
“地在这儿，桌也在这儿。”
“你们怎么想，就怎么写。”
“写错了，我们一起改。”
“但——别等人来批，别问是不是规矩。”
“规矩，从今天起，就从你手上长出来。”
陪走计划刚启动，第一批试点村就出了事。
鲁南的青沟村，是个典型的“政策吃惯了”的村子。早年搞过精准扶贫，村民习惯了上面发文件，干部带头干，村里配合签字走流程。谁说话最大？当然是村支书。谁决定干不干？当然还是村支书。
可这次来了蜂窝制度讲习员张玉英，对方第一句话就让人炸了锅：
“今天这会儿，谁家人最多，就谁先提方案。”
村支书老吕拍案：“不行，我是村支书，我来说！”
张玉英笑：“你可以说，但今天咱们走‘议事人制’，不是‘干部制’。你也得排队。”
老吕脸都青了：“我干了三十年村务，现在让我和那些懒人排队？那我干个屁啊！”
村民们一听这话，也不买账了。
“你干三十年，我们也没见村里账单贴几张！”
“凭什么你家每次都能分到头？”
“这次制度是咱们自己写的，凭啥你先说？”
一时间，场面几乎要失控。
张玉英不慌不乱，从桌子底下拎出一块板，砰地放在中间。
“今天写制度，第一条——每家一票，不论你是谁。”
“你要不愿意写，就在这板上写一句话：‘我不信制度，我只信人。’签上名。”
“我给你框子画好，字也预留了。”
她说完，把笔一丢，转身就走。
老吕涨红着脸站了五分钟，最后咬牙坐下了。
他没写“我不信制度”，而是自己提了第一条——
“共田分账按人力算，家庭老小平均记工。”
张玉英看着纸，点头：“好，你这条，我们接收。”
“可你不是支书，是第一位制度参与人。”
从那天起，“制度参与人”的称谓，开始在陪走村里流传开来。
不是干部，不是代表，不是“被选出来的”，而是“真写了、真提了、真签了”的人。
蜂窝平台为此新建“制度参与人名单库”，只要你在制度起草、审核、修订、试行四个环节中完成一次角色转变，就会被永久编号，成为“一级制度公民”。
这不是政治荣誉，也不是奖状，更不是津贴。
可就是因为这一点点认同感，越来越多原本冷眼旁观的村民主动加入制度讨论。
“我提议家有老人优先分早班地。”
“我提议账册贴在村东大槐树旁，大家都能看。”
“我提议不管谁当代表，每半年必须轮换一次。”
这些话，一次比一次真诚，一条比一条朴素，却一条条被写进了制度试行文本。
制度，不再是“看不懂”的东西，而变成了“说出来就能改”的生活。
而蜂窝平台的火种机制，也在这些伴随着争吵、怀疑、尝试与笑声中，缓缓扎根。
……
但陈鹏飞知道，大考还在后头。
八月初，中央一纸红头文件下发：
“针对村级治理创新典型，计划遴选10个样本，参与新一轮国家治理实验体系建设。”
表面是好事，实际上是另一场搏命的较量。
样本的选取权，不在蜂窝自己手里。
而第一轮内部预选名单里——没有陈家村。
蜂窝平台，彻底被排除在了外面。
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包装精美、模板标准”的示范村，他们用着蜂窝制度流程，却贴上了“市统一模板”的标签，对外称“制度已整合，成效显着”。
有人忍不住在平台群里骂：
“人家拿咱们的制度糊脸，结果自己上榜了？”
“蜂窝给别人打工，替别人立功？”
“我们这三年，就是个笑话？”
那晚，平台差点崩了。
消息在村务员群里炸开，一些新接入的节点开始动摇：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退出了？”
“省里不认，中央不认，咱坚持下去还有啥用？”
就在最混乱的当口，陈鹏飞发了条语音——
不是视频，不是公告，是他自己亲自录的声音：
“兄弟姐妹们，咱走到今天，不是为了给谁看，是为了我们能看得起自己。”
“如果今天，必须得别人替咱讲制度的好处，那我们就把嘴张开——自己讲。”
“别人抢咱的果子，我们就再种树。”
“平台不选我们，那我们就选我们自己。”
“不做样板，就做种子。”
这一条语音，在平台上疯转。
不到一天，被一百多个村复制贴在祠堂门口，被写在墙上，被刻在会议板上。
张浩在群里接力：“我宣布，西川村将以自身名义向国家治理样本申请小组递交‘蜂窝反向选举议案’。”
张玉英不甘示弱：“龙虎村发起‘百村联署提案’，实名支持蜂窝进入样本名单，已启动公投签名！”
林璐璐拍桌子：“我把系统的‘制度演化图谱’开源给媒体，谁抄谁，一看图就知道！”
蜂窝村治网络，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自证时代”**。
不靠媒体捧，不靠上级选，不靠文件吹。
只靠——数据、制度、老百姓的嘴。
陈鹏飞默默看着后台，每一个签名，每一份申请，每一个语音反馈，全都敲进数据库，汇成一行行闪着光的文字。
他知道，真正的决战，已经开始。
不是跟哪个官斗，也不是跟哪个平台抢。
而是——跟“你不配被听见”这句话，死磕到底。
蜂窝平台的“反向申请议案”一经推出，在全省上下引起震动。
谁都没见过一个村庄制度网络，敢在没有列入样本名单的前提下，主动递交申请、发动联署、开展自我制度评估。
这简直像一场从田间地头掀起的制度“倒灌”。
而最先感到压力的，是那几个已经入选的“标准化示范村”。
他们的制度，是模板上复制的，流程是填空式的，口号是提前打印好的。
可蜂窝那些村，贴的是“共议草案”、晒的是“失败流程图”、讲的是“谁错了、怎么改的、后来又哪儿成了”。
媒体一对比，评论区全疯了。
“一个是写着漂亮话的样子村，一个是写错了改、改了再错、错了还认的真实村。”
“蜂窝的制度，看得见汗，看得见骂，看得见那种用命改出来的疼。”
“谁才是真正配当样本？”
很快，蜂窝平台推出一个震撼全网的“开源制度图谱”功能——
“制度全息档案墙”上线。
每一个蜂窝节点村，都可以公开上传：
?制度失败档案（版本变迁）
?村民会议录音（含意见分歧片段）
?实施反馈评分（群众匿名）
?成功条件剖析（标注风险点）
只要你点开其中任意一条制度，就能看到它是怎么被误会、被反对、被修改、被补丁、再被接受的全过程。
这是中国乡村治理史上第一次，有制度能以“全过程可追溯”的形式呈现。
评论区刷爆：
“这才叫透明！”
“你们这些村，就像拿锄头把制度一点点刨出来的！”
“原来制度不是办公室里写出来的，是一个一个村、一个一个人讲出来、扛出来、试出来的！”
“蜂窝制度，全村可见、全员可议、全民可错、全程可查。”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列入样本的几个示范村，制度文件非公开，反馈数据造假，连共议流程都用干部会代替群众会。
群众自然一对比，立刻心里明了。
有媒体甚至连夜赶往陈家村做采访。
记者问陈鹏飞：“你们这样不怕得罪人吗？你们这套制度一旦彻底公开，可能别人会研究、会借用，甚至会篡改、盗用。”
陈鹏飞的回答，成了整篇报道的标题：
“我们写制度，不是为了谁记住陈家村。”
“我们写，是为了让更多村能说——这条路，我们也能走。”
蜂窝这套“明火制度法”，烧得越来越旺。
哪怕中央还未表态，但群众和村庄之间，已经在投票。
投的，不是表决器上的数字，而是一次次点开的制度档案，一句句接力传诵的制度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