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傅司马懿得知此事后，果断决定东征王凌。他率领大军，一路疾驰，势如破竹。五月甲寅，王凌见大势已去，自知无力回天，最终选择自杀。六月，楚王曹彪也被赐死。这场谋逆之乱，让魏国朝堂元气大伤。
祸不单行，七月壬戌，皇后甄氏突然驾崩。曹芳悲痛欲绝，失去爱人的痛苦让他心力交瘁。辛未日，司空司马孚升任太尉，接过稳定朝堂的重任。戊寅日，太傅司马懿却因病去世。司马懿历经数朝，在魏国朝堂位高权重，他的离世，让魏国朝堂陷入了短暂的混乱。随后，卫将军司马师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开始掌控朝堂大权。
乙未日，曹芳怀着沉痛的心情，将甄皇后葬于太清陵。可悲伤还未散去，庚子日，骠骑将军孙资也离开了人世。这一年，魏国接连遭遇变故，朝堂动荡不安。
十一月，有关部门上奏，商议各位功臣在太祖庙配享的事宜。经过讨论，决定按照官职高低重新排序，而司马懿因功高爵尊，位列首位。十二月，光禄勋郑冲被任命为司空，继续为魏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的春天，正月癸卯，抚军大将军司马师被晋升为大将军，成为魏国朝堂上最具权势的人物。二月，曹芳立张氏为皇后，并大赦天下，希望能为魏国带来新的转机。
夏天五月，发生了一件离奇之事——有两条鱼出现在武库的屋顶上。这件事在民间引发了诸多猜测，有人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也有人觉得是不祥之兆。
同年冬天，十一月的寒风中，魏国再次对吴用兵。曹芳下诏，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出征吴国。然而，这次出征并不顺利。吴大将军诸葛恪亲自率军迎战，在东关与魏军展开激烈战斗。最终，诸葛恪大破魏军，魏军只能狼狈退回。
此役失败后，朝堂上议论纷纷，不少人主张贬黜战败的将领。但司马师却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是我没有听从诸葛诞的建议，才导致这场失败，这是我的过错，诸将何罪之有？”于是，他赦免了所有将领，只削去了监军司马昭的爵位。当时，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联合并州之力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但军队还未集结完毕，雁门、新兴二郡的百姓因担心要远行征战，惊恐之下发动叛乱。司马师又向朝中大臣谢罪道：“这是我的过错，与陈泰无关！”司马师的这一系列举动，让魏国上下对他的胸怀和担当十分钦佩，众人都心怀感激，愿意为他效力。习凿齿评价道：司马大将军能将两次战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如此一来，过错消除，大业反而兴盛，可谓是有大智慧。百姓忘记战败的耻辱，臣子想着回报恩情，这样的国家想不昌盛都难。若是君主忌讳失败、推诿过错，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只宣扬自己的功劳，隐瞒战败的损失，就会导致上下离心，贤能之人与平庸之辈都心生不满，这就如同楚国两次战败、晋国再次取胜一样，实在是大错特错！作为君主，若能明白这个道理并以此治理国家，那么朝堂就不会有弊政，自身也不会留下过错，即使行动有失也能美名远扬，即使军事受挫也能最终取胜，就算失败百次又有何妨，更何况只是两次呢！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的夏天，四月的暖风吹过魏国的大地，带来了曹芳大赦天下的消息。百姓们听闻此讯，纷纷感恩戴德，期盼着在这新的恩典下，生活能有所改善，国家也能更加安宁。然而，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五月，吴国太傅诸葛恪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地围困了合肥新城，魏国的边境局势瞬间紧张起来。
消息如疾风般传至洛阳朝堂，满朝文武皆惊。曹芳得知后，立刻下诏，命太尉司马孚率领大军前往抵御。此时，魏国的西线战场也传来警报，姜维趁机出兵围困狄道，魏国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
洛阳城中，大将军司马师忧心忡忡，他急忙召来虞松商议对策。司马师紧皱眉头，焦急地说道：“如今东西两边都战事紧急，可诸位将领却士气低落，这该如何是好？”虞松沉思片刻，缓缓开口：“将军，昔日周亚夫在昌邑坚壁清野，吴楚联军最终不战自败。战场上的形势变幻莫测，有些看似弱小的一方实则暗藏强大实力，有些看似强大的一方却可能外强中干，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如今诸葛恪倾尽精锐，试图在新城与我军决一死战。但他若久攻不下，又求战不得，军队必然疲惫不堪，那时自然会退兵。所以，诸将不贸然进攻，这反而是对我们有利的局面。而姜维虽带着重兵，但他孤军深入，粮草依靠抢夺我军的麦子，并非根基稳固的敌人。而且他认为我军主力都在东线，西线必然空虚，所以才敢长驱直入。如果我们现在让关中的军队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赶到狄道，姜维恐怕会不战而退。”
司马师听后，眼前一亮，心中豁然开朗，他赞许地说道：“好计策！”于是，他立刻下令，让郭淮、陈泰率领关中所有军队，火速前去解狄道之围；同时命令毋丘俭等将领按兵不动，坚守阵地，暂时放弃合肥新城，诱使诸葛恪军队陷入困境。
姜维得知郭淮的大军前来救援，又考虑到军中粮草不足，无奈之下，只好退兵到陇西边界。而在合肥新城这边，诸葛恪的军队依旧对新城发起猛烈进攻。此时，坚守新城的是张特。张特本是一名牙门将，在镇东将军诸葛诞麾下效力。诸葛诞一直觉得他才能平平，还打算把他送回护军处。恰好毋丘俭接替诸葛诞，便让张特屯守合肥新城。
诸葛恪围城时，张特与将军乐方等率领的三军总共只有三千人，其中不少吏兵因疾病和战死，人数已减半。而诸葛恪又筑起土山，对新城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新城眼看就要沦陷。在这危急时刻，张特心生一计，他派人对吴人说：“如今我们实在无心再战了。但按照魏国的律法，城池被围攻超过百日，援兵还未赶到的话，即便投降，家人也不会受到牵连。我们从遭受攻击到现在，已经九十多天了。这城中原本有四千多人，如今战死的已经过半，即便城被攻破，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我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把愿意投降和不愿意投降的人名单列出来，明天一早便把名单送来。你们先拿着我的印绶作为信物。”说着，他便把印绶扔给了吴人。吴人听了他的话，虽然没有拿走印绶，但也停止了进攻。
张特见吴人上当，赶忙趁着夜色，拆除城中房屋的木材和栅栏，将城墙的缺口修补加固，修成了双层防御。第二天，张特站在城墙上，大声对吴人喊道：“我们只有拼死一战，绝不投降！”吴人这才知道上了当，气得暴跳如雷，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可无论如何也攻不下新城，最终只能无奈退兵。
这场战役结束后，朝廷对张特的英勇表现赞赏有加，不仅封他为杂号将军，赐予列侯爵位，还将他升任为安丰太守。张特也因此一战成名，成为魏国人人称赞的英雄。而这一战，也让魏国暂时化解了东西两线的危机，稳定了局势。
八月，曹芳下达了一道诏书：“已故的中郎西平人郭修，平日里砥砺自身的气节，行事端正，秉持着坚定的忠心，从未有过动摇。之前，蜀将姜维侵犯西平郡，郭修不幸被蜀军掳掠而去。去年，蜀国的伪大将军费祎率领众人，暗中图谋侵犯我国。在途经汉寿时，他大摆宴席，邀请众多宾客。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郭修挺身而出，亲手刺杀了费祎。他的勇敢超越了聂政，功绩胜过了介子，真可谓是为了正义舍弃生命，做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对忠义之士追加褒奖和恩宠，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忠义之举；让他们的后代享受福泽，是为了激励后人。朕特此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赐予食邑千户，谥号为威侯。让他的儿子继承爵位，加拜奉车都尉。另外，再赏赐白银千饼、绢帛千匹，以此彰显郭修的荣耀，让他的事迹流传千古，为后世所铭记。”
按照《魏氏春秋》的记载，郭修字孝先，在西州地区一直以品行和才学而闻名。姜维俘获他后，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他都坚决不屈服。刘禅为了拉拢他，封他为左将军。郭修原本想刺杀刘禅，可每次趁着庆贺的机会试图靠近时，都被刘禅身边的人阻拦，始终未能成功，无奈之下才选择刺杀费祎。
然而，对于此事，臣子松之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古代那些舍生取义的人，背后都有着合理的缘由。有的是因为感恩戴德，所以义无反顾地舍生取义；有的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抓住有利时机，毅然奋起行动，就像诏书中提到的聂政和介子。但郭修的情况却有所不同，魏国与蜀国虽然是敌国，但并没有像赵襄子灭智伯那样的深仇大恨，也没有燕国太子丹面临的那种危亡之急。况且刘禅只是个平庸的君主，费祎也只是个才能中等的丞相，他们二人的生死，对于蜀魏两国的兴衰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郭修原本只是魏国西州的一名普通男子，被蜀国俘虏后，既没有坚守气节，又对魏国没有尽到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责任，更没有受到魏国君主的指派，却无缘无故地在异国他乡丢掉性命。他的行为既不符合大义，也没有立下什么功绩，就如同“折柳樊圃”，只能说是一种狂妄的举动罢了。一时间，朝堂之上对郭修的行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有人赞赏他的勇气，认为他是魏国的英雄；也有人认同松之的观点，觉得他的行为缺乏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