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督察总队总队长办公室内，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光洁的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空调低声运转着，却驱不散空气中那份无形的凝重。
郑国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他注视着坐在对面的许阳，目光中带着审视，也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欣赏。
“许副总，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郑国涛终于开口，声音沉稳，带着一种身居高位者特有的从容，脸上是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这件事情急不得。我知道我们督察的工作方式，在某些方面确实还有改进的空间，但是，”他话锋微顿，语气加重，“还不是现在。内部的稳定、同志们的情绪，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复杂局面，都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地把握节奏。”
这番话既是对许阳建议的回应，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更是一种试探。他想知道，这位从刑侦一线交流过来的干将，是仅仅凭着一腔热血，还是真的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许阳静静地听着，脸上依旧是一副平淡如水的表情，仿佛郑国涛的回应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建议被搁置而流露出失望或焦虑。他端正地坐着，肩背挺直，那是长期一线工作养成的习惯，即使在相对宽松的督察总队，也未曾改变。
“嗯，郑总，您心里有数就行。”许阳微微颔首，语气平和，听不出任何情绪波澜，“我只是把我这些天在总队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些具体情况，结合我过去的经历，向您做个汇报。”他稍作停顿，用征询的目光看向郑国涛，“郑总，要是没事，我就先下去了，手里还有几个信访件需要跟进。”
许阳说完，作势欲起。他的动作不疾不徐，显得沉稳而有分寸。
“许副总。”
就在许阳的手即将触碰到门把手时，郑国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许阳的动作微微一顿，那短暂的凝滞仿佛只有零点几秒，随即他自然地转过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疑惑，看向重新靠回椅背的郑国涛。
只见郑国涛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身体前倾，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沉吟了片刻，似乎在斟酌词句，然后才缓缓开口，“如果……按照你的思路来，你会怎么做？”
郑国涛的这个问题抛得有些突然，也带着明显的考校意味。它不再仅仅是关于工作方法的探讨，更像是在探寻许阳处理复杂问题的底层逻辑和魄力。
办公室内的空气似乎因为这个问题而再次凝固。许阳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原地，目光与郑国涛对视着，眼神清澈而坚定。
许阳毫不犹豫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郑总，我们督察，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面对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习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像医生对待慢性病人一样，希望通过一次次的调查、谈话、提醒，来慢慢调理，期望机体能自我修复、逐渐好转。”他微微摇头，“但对于某些已经形成痼疾、甚至滋生腐败的问题，这种温和的方式，可能反而会贻误时机，让问题在暗处滋生蔓延。”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随后语气变得更加坚定：“我的想法是，对于确凿的、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保健医生’。必要的时候，要敢于做‘外科医生’，看准病灶，就要敢于下刀，大刀阔斧，切除毒瘤。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唯有如此，才能震慑歪风，肃清流毒，才能真正保护绝大多数干净干事的同志，也才能真正维护我们警察队伍的纯洁性和公信力。”
这番话，许阳说得不急不缓，却自有一股凛然之气。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却清晰地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决心。
郑国涛听完，脸上没有立刻表现出赞同或反对，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思考，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缘，目光变得幽深。许阳看到郑国涛这个表情，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了作用，便不再多言，轻轻拉开办公室厚重的大门，身影消失在走廊的光影里。
从郑国涛的办公室离开以后，许阳径直回到了自己位于走廊另一端的副总队长办公室。
相比于郑国涛办公室略显威严厚重的风格，许阳的办公室要简洁许多，书架上除了必要的法规文件，还摆放着几本刑侦理论和犯罪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昭示着主人不同的职业背景。
他坐到办公桌前，深吸一口气，开始处理桌面上堆积的文件。大多是各地市上报的督察情况简报，以及一些需要核查的信访举报线索。他看得很快，但关键处总会停下来，用笔做些标记，或者在本子上记录几句。
自打许阳被交流到省厅督察总队任职以来，这段时间对他而言，可谓是一段充满挑战和压力的适应期。
从起初的被视为“外来户”、“不懂督察规矩的刑侦莽夫”，不受待见、不被信任，被一些老督察用审视甚至略带排斥的目光打量；到后来，在几起敏感复杂的内部违纪案件中，他凭借刑侦思维敏锐地捕捉到被忽略的细节，展现出过人的洞察力和坚韧性；再到最后，被郑国涛力排众议，临危受命，负责调查涉及层面极高、关系盘根错节的姜昆案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系列案件的幕后之人。
许阳脑子里的那根弦，一直都如同拉满的弓弦般紧绷着，不敢有丝毫松懈。
如今，姜昆案虽然尚未完全了结，但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落网，关键证据链也已固定，后续的司法程序按部就班，笼罩在警队上空的乌云散去大半。许阳肩头的千斤重担终于可以暂时卸下，他那颗一直悬着的心，也总算可以稍稍放松一下。
“哎呀，今天就这样吧。”许阳放下手中的笔，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后靠在椅背上，用力晃动着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有些僵硬的脖颈，颈椎发出轻微的“咯咯”声。
他抬手看了看腕表，时针已经指向了晚上七点半，窗外早已是华灯初上。他的脸上露出几分无奈的的表情，摇了摇头。又是一个加班加点的工作日，这对于警察职业来说是家常便饭，无论是在刑侦还是督察岗位。
在督察总队的这些日子里，许阳虽说已经逐渐熟悉并适应了督察工作的流程、规范和节奏，能够熟练地运用各项规章制度去审视、评判警务活动，但细心的人，依然能从许阳的身上，发现他与那些从一开始就在督察岗位上成长起来的警察之间，存在的微妙区别。
这种区别，并非能力的高低，而是源于职业烙印带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的不同。
要不然，许阳今天也不会主动去到郑国涛的办公室里，直言不讳地提出他认为总队在对待某些尚未定性的内部调查时，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的建议。
首先，许阳本身从警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刑侦岗位上摸爬滚打，许阳这些年破获的大案要案不计其数。
“刑侦警察”的标签，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那种与战友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经历，那种为了追捕真凶、伸张正义而不眠不休的执着，塑造了他对警察这个职业最朴素也最深厚的情感。
因此，当他转换角色，成为督察，面对那些尚未查实是否存在违纪违规行为、或者仅仅是正在接受初步调查的同行时，许阳的心里，始终难以完全摒弃一种潜意识——对方依旧是自己值得信任的、曾经或可能仍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战友。在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的同时，他内心深处总会抱着一份审慎的尊重，认为在问题查清之前，应当尽量注意调查的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负面冲击，保护同志的工作积极性，避免造成“未审先判”的伤害。他理想中的督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医生，而不是令人畏惧的“钦差”或“判官”。
时间退回去几十年，可能不少的老百姓甚至都不知道警察内部还会有“督察”这样一个部门。在大多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认知图景里，他们或许并不清楚警察划分了多少个警种、多少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警察具体职责是什么。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派出所的社区民警、窗口民警，以及负责办理刑事案件的刑侦警察。对于他们而言，这些警察不像某些机关部门的警察那般显得“高高在上”，这些是他们都能直接接触到的、为他们排忧解难、守护平安的“身边人”。
而恰恰，在日常的督察工作中，这些直面群众的一线单位和人员，也是被投诉、被检举、被调查得最多的群体。
许阳今天在郑国涛办公室里说得那些话，归根结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核心诉求：在接到涉及一线民警的检举、信访等反映其涉嫌违纪违法，但事实尚未查清、证据尚未完全核实的前提下，督察人员在介入调查时，应当更加注重工作的方式方法，避免简单粗暴、避免先入为主、避免因调查行为本身对民警的个人声誉、工作热情乃至单位形象造成不必要的、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他想提倡的是一种更专业、更人性化、同时也更具说服力的内部监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