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英再次向她确认：“凤姨，你告诉我，那次你去常青药店拿那红色砒霜，到底是谁指使你去的？”
银凤愣了一下，说道：“我记得我姐姐曾经给我说过一次，就是在那客栈里，她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三太太，是她让我姐去拿红色砒霜的。”
“目的是干什么？”梁红英追问。
银凤略一迟疑，说道：“你别想太多，我姐一个奴才，奉了主子的命令去拿东西，你要问她干什么用的，我可不知道。你要想弄清楚，直接去问三太太啊！三太太就在你家，你为什么不问她呢？”
一句话把梁红英给问住了。见梁红英没再往下答话，只是痴愣地低着头想事情，凤丫头随即说道：“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姑娘我现在忙得很，下半天就要演出了，还得赶紧换戏服、准备行头。”
说完，她就匆匆走了。憋了这么长时间的疑惑，在梁红英的心中仍然是个问号。她要想搞清楚，还得去问三太太。其实她之前也问过，可三太太能如实对她说吗？每次问起，换来的都是火冒三丈、连骂带吼。
道理很简单，谁会承认自己干过这样的事呢？过了这么多年，她硬是不承认，你拿她又有什么办法？既然这凤丫头指认了是三太太让她拿的药，那三太太终究逃不过害母亲的嫌疑。
刚这么一想，她又糊涂了——鲁班爷爷明确告诉过她，母亲的残疾，跟这红色砒霜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打胎药造成的。鲁班爷爷的话她很相信，他精通药理，应该不会有错。
只是梁红英不明白，三太太买红色砒霜的目的是什么呢？从银凤的嘴里问不出所以然，要想确认，还得去找三太太。她只能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等寻找机会再说。
本来心里挺兴奋，以为事情就要有突破，没想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毫无进展。就这样，梁红英心里闷闷不乐。再看三太太，精神头十足，正欢天喜地地庆祝女儿的婚事，她又怎么开口向三太太问起这件事呢？
她在心里设计了好几种说话的方式。比如开门见山就说：“三姨娘，你买红色砒霜是什么目的？我母亲就是喝了那种红色药水，才害了那么大的病，是不是你指使人干的？是不是你把红色砒霜投进了她的茶杯之中？”
梁红英一想，这么问的话，三太太必然会跟自己玩命。她反驳的理由，梁红英都能猜得出来：“你道听途说！我没让谁去买！”或者说：“我就算让人买了，你见过我往你母亲茶杯里投毒了吗？”
无论三太太怎么说，梁红英都没有办法驳斥——因为她不是亲历者，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只凭只言片语，根本很难把害母亲的人揭穿。
想到此，梁红英感觉特别郁闷。外边唱着大戏，她的心情却无比烦躁。不想待在家里，她想走出去散散心，找个地方喝点酒。本来她是不擅长饮酒的，可在郁闷的时候，喝点酒也算是解解愁。
梁红英其实也早想放下这段恩怨，不再查母亲的事。但问题是，如果迫害母亲的人，就生活在自己身边，自己却浑然不知，这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就算不找她报仇，起码也得搞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自己的母亲，哪一点坑害到他们了？
戏演了三天，梁红英也在外面喝了三天酒，每次都是独自一人，从早上一直喝到傍晚。第三天，她又来到这家小酒馆，老板都已经认识她了，一进来就招呼她入座。
有所不同的是，今天酒馆的人比前两天多，而且入座的几个人里头，还有日本兵。因为这个小酒馆很有特色，羊肉做得特别棒，大概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专门跑这里来吃羊肉的。
梁红英点了盘羊杂，又要了一壶曹家的小酒，就在这里独自畅饮起来。她一边喝酒，一边想着心腹事。
鬼子就在她旁边那张桌子上吃饭，他们要了半只羊，大吃大喝着，嘴里还说着日语。他们吃完的羊骨头，不是往地上扔，而是噼里啪啦地往别人桌子上扔。
刚开始他们是扔别人，后来一个鬼子，把一根羊腿骨扔到了梁红英的桌子上，“啪”的一下子，打翻了她的盘子，酒瓶子也被碰倒了，撒了许多酒。
梁红英心里本来就郁闷，这下子一下子就火了，“啪”的一下子一拍桌子，说道：“臭鬼子，给我把骨头捡走！”
那鬼子刚开始没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是跟着他们的有一个汉奸，听到了梁红英刚才的话，就用日语给那几个日本鬼子翻译了。
日本兵当时就急了，“噌”的一下子把腰刀抽了出来，走过去“啪啪啪”地在桌子上拍了几下，然后一伸手就去拧梁红英的脸蛋。“啪”的一下子，她的脸被对方的手指头死死捏住。
梁红英依旧正襟危坐，连眼睛都没瞅他。可那鬼子突然就把手松了——因为梁红英早已经从桌子底下抽出了匕首，顶住了他的大腿。她本不想惹事，只是想警告鬼子一下，别太过分。
那鬼子立马后退了两步。其他的鬼子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以为这个日本兵不敢惹这个中国姑娘。有个胡子拉碴的鬼子，哈哈大笑着，喊着“花姑娘”就朝梁红英扑了过来。
梁红英早从桌子底下上好的弹弓，用桌子掩护着，“砰”地一下子就射了过去。石子一下子打在他的眼珠子上，把这小子打得“哎哟”一声，痛呼起来。
梁红英上半身没动，桌子底下的动作，他们谁也没看清楚，还以为是有人发来的暗器。几个鬼子东张西望地扫视周围的人，却不知道打他们的人就在眼前。
接连两个鬼子吃了亏，第三个鬼子“砰”的一下子抓住了旁边一个老头的脖领子，将他举过了头顶。这小子力气可真大，老头就算再瘦，也有百八十斤，竟被他举得这么高——他是想把老头摔死！
大概他不知道是谁在攻击他们，已经被气坏了。旁边的伪军大声吆喝着：“是谁？是谁站出来！不站出来，就把他摔死！”
在场的人早吓坏了，十之八九已经跑出去了，剩下的几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恶狠狠地看着他们。
这鬼子突然把枪掏了出来，用枪指着屋里的几个人说：“你们都不走是不是？你们骨头硬是不是？好，我今天就把你们干掉，让你们知道得罪皇军的恶果！”
他的手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梁红英一颗石子打在了墙上，墙被打得“啪啪”响。鬼子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发声处，梁红英“嗖”的一下子，一茶杯扔了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持枪者的手腕上，“啪”的一下子，就把他的手枪打落在地。
梁红英是从后边进攻的，这个角度扔出去的杯子，他们根本看不到是谁扔的。梁红英左边桌子上有一个人，右边桌子上也有一个人，那鬼子分辨不出是谁扔的，就抽出刀逼着他们大骂：“是谁？是谁？”
他的刀抽出来，直接就要刺向眼前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吓得一缩脖子，眼看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下算完了的时候，梁红英毫不犹豫掏出手枪，“砰砰砰”一连发了四枪。举着得老头，被鬼子一扔，被旁边的小伙子接住。
那个伪军还想跑，梁红英没给他留余地。他都跑到门口了，梁红英一匕首扔过去，直接钉在了他的后心上。
老板一看日本人被杀，吓得气都喘不过来。他快步走到梁红英跟前，半哭着说道：“姑娘，姑娘，这可怎么办啊？人死在我这儿，我可担不起呀！你得自己认下，要是日本人知道是在我这儿杀的，那可就要我的命了！”
被救下的那老头走过来，安慰老板：“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他们这不是在骑着脖子尿尿，而是在骑着脖子拉屎，我们忍无可忍了，这姑娘做的对，我支持他，要不然我这条老命就没了！”
梁红英意识到，确实是惹了祸。刚才一来是生气，二来也喝了点酒，此刻脸上不由得露出几分尴尬。可眼前的境况，该怎么处理呢？
她既不能连累酒馆老板，也不想给曹家惹上麻烦。眼下，如何收场成了摆在她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梁红英一拍胸脯，语气坚定地说：“老板，这件事我一人担着，不用你发愁。你家里有没有大车？”
老板连忙点头：“有，有！”
“那你帮我把尸体装到车上，我拉去日本军营——人都是我杀的，跟你们没关系。”
老板一听，又吃惊又感动，可更多的是焦虑，他急忙劝道：“姑娘，这……这能不能想个更周全的办法？咱们谁也别去送死啊！”
梁红英想了想，实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她忽然心念一动：“我不能用本来面目送过去。”
她朝老板要了一身男子的衣服穿上，又找了一顶毡帽戴上，接着从厨房里摸了点灰，在脸上胡乱抹了抹，还用头发遮住了半边脸，打扮成了一个糙汉子的模样。
她转头问老板：“怎么样，老板，能看得出我是女子吗？”
老板愣了一下，仔细端详后摇了摇头：“姑娘，一眼看不出来，可要是仔细看，还是能辨出点端倪。”
“这就行。”梁红英说道。
最后，老板帮着梁红英把几具尸体抬上了车。梁红英拉起车，径直朝日本军营的方向走去。
她早打定了主意：要是路上碰到巡逻的，就直接把车一扔跑路，凭他们的脚力，肯定追不上自己；要是一路上没碰到巡逻的，就把车拉到镇长庄泽明的大门口，扔下就跑。
没想到，一路上竟真的没遇到巡逻的日本兵。可等车到了镇长庄泽明的大门前，门口的日本兵才发现车上拉的是尸体，几个鬼子立刻嗷嗷叫着“八嘎、八嘎”，朝着车子冲了过来。
梁红英却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没动——她知道，自己一跑，必定会被乱枪打穿。
鬼子起初还没搞清楚尸体是谁，等跑到跟前一辨认，发现竟是自己的同伴，刚要举枪盘查梁红英，不知从哪个方向突然射来几发子弹，冲过来检查的鬼子当场就被击毙了。
梁红英心里一喜，知道是有人在暗中救她。她不敢耽搁，趁着混乱，转身就朝旁边的一个胡同钻了进去。
身后大批鬼子紧随其后追了过来，可慌不择路间，她钻进去的竟是一条死胡同！
想跳墙，墙的高度根本爬不上去；周围也不是围墙，全是连成一片的房子。梁红英没办法，只能先躲到一个墙角，心里盘算着：等鬼子追过来，就拉响手雷，先炸死几个垫背的，大不了决一死战！
可领头追过来的，竟然是个女子。她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日语，没让大批鬼子往前冲，而是自己独自走到胡同尽头，在梁红英藏身的地方转了一圈。
梁红英一手攥着手雷，一手扣着拉环，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
走近了她才看清，过来的这人，又是那个蒙着面的女人！她戴着一顶日本军帽，身上穿着灰布衣裳，脸上绑着一块红布，目光从梁红英身上扫过，仿佛没看见她手里的手雷一般。
突然，那女子朝着远处的鬼子摆了摆手，又说了几句日语，然后竟直接带着那些鬼子一起退走了。
梁红英彻底懵了：她明明看到我了，为什么不通知鬼子进攻？这个女鬼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不及细想，侧头确认鬼子真的撤远了，赶紧顺着墙根绕到另一条路上，迅速逃离了这里。
一路上，她心里反复琢磨：这个女鬼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是故意放我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