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明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保证大明的经济正常运行，对于朝廷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朱翊釴对于大明朝廷的经济体系进行整顿，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大明的钱荒问题，虽然现在大明和佛郎机暂时达成了协议，但是无论是朱载坖还是重臣们都是很清楚的，大明和佛郎机的这种良好关系显然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所以大明要利用这个难得的窗口机会加强大明的经济体制，同时加强朝廷对于经济的控制。
这点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大明的经济过度依赖外来的金银，这点是极为要命的,朱载坖对于此事还是十分之清楚的，在太子的领导下，朝廷开始在外贸和国内的大宗贸易中推广各种票据，主要是支票和汇票，大明朝廷下辖各银行的本票主要是用于朝廷和这些民间的钱庄、票号之间的汇兑的。
但是在朝廷推行这些贸易票据的过程中实施的并不顺畅，不少的商人不愿使用这些票据，他们主要是担心朝廷的信用问题，大明朝廷在这点上确实是一直都不怎么样，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大的问题是这些钱庄、票号想要朝廷将发行汇票等的权力下放给民间，这点是朱载坖所决不允许的，朱载坖不能容忍这些金融资本过于膨胀，对于他们的这些要求，朱载坖认为不能答应。
这就导致朝廷的各种票据现在在推行过程中是比较困难的，这点朱载坖也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些商人们，尤其是这些经营钱庄票号的商人，自然是想借机扩大的自己的经营范围，但是朱载坖始终将铸币权和相关的金融权力死死的抓在手中，朱载坖认为这些权力是不能够放弃的，这点朱载坖还是很清楚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商人抵制朝廷所发行的各种票据，同时在贸易中仍旧使用相关的货币，这样的话，对于朝廷的政令采取软抵触的办法，朱载坖当然是不能坐视这种情况的发生了，朱载坖和太子也在商量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人。
要是按照朱载坖之前的做法，早就掀起大狱收拾他们了，但是现在大明需要安定，同时事关经济大事，即便朱载坖是皇帝，也不能够率性而为，而且此事是太子在主导的，太子一向不太主张使用暴力手段，这点是父子两人最大的区别的，但是眼下他们和朝廷搞软对抗，朱载坖认为必须要干预的。
所以这次朱载坖将太子和重臣们召集到一起，还是为了商量此事，朱载坖说道：“现在彼辈看来是实力不小啊，连太子令旨都敢阳奉阴违了？如不重惩，何以为政？”
对于他们的这些态度，朱载坖其实是有些预见的，虽然朱载坖一直在帮助太子树立威望，在朝廷中太子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威望了，但是在民间，尤其是这些商人眼中，太子确实是没有什么威望，因为太子不像朱载坖，杀伐果断，朱载坖即位以来，不管是对于盐商还是苏松等东南商人还有两广商人，朱载坖都进行过严厉的打击，对于他们来说，朱载坖这些皇帝还是有很杀伤力的，但是太子的令旨对于他们来说威力似乎就有些不足的，尤其是太子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喊打喊杀的举动，使得他们认为太子的这些令旨是可以阳奉阴违的。
他们中也不是没有聪明人，他们自然很清楚朱载坖一直在扶持太子的威信，太子在朝廷中的份量也是一直在增强的，但是和朱载坖比较严酷的执政风格相比，太子要相对温和许多，这也给他们的一种错觉，就是太子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是不怎么严厉的，所以他们这次才胆敢阳奉阴违。
而且和之前主要是苏松等地的商人闹事不同，这次挑头的主要的闽粤等地的商人，因为他们经营海上贸易，现在资本雄厚，同时和苏松的商人已经多次被朱载坖打击之后，对于朝廷还是有相当的畏惧不同，这些闽粤商人本身就是海商出身，他们之间都敢冒着朝廷的禁令出海贸易，对于朝廷的态度本就没有那么敬畏，同时在骨子里对于朝廷也是不信任的。
现在朝廷要求在大宗贸易中使用朝廷银行所发行的票据，以取代之前的直接货币交易，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极为抵触的，一来使用票据之后，逃税就显然要麻烦很多，二来就是他们对于朝廷还是不信任的，虽然朝廷承诺这些票据可以兑换相应的货币，但是自己要将白花花的银钱存入朝廷的银行之中来换取票据，这对于这些豪商来说自然是不干的。
他们认为朝廷对于经济的管束和控制过于严厉，禁榷过多，才是现在大明贸易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朝廷掌握了重要物资的专卖权，使得在这些可以稳定获得高利润的行业里只有少数跟官府有关的官商。多数的民间资本很难挤进获利。而官商的经营却又和政治的局势紧密相关，朝堂上斗争的结果直接决定商人的钱途。所以就连这一小部分的官商，也不肯持续扩大生产投入。而宁可利用民间放贷这种简便快捷的资金增值的办法。
他们也担心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一旦太子或者是主持此事官员去任，这些政策能否继续实施下去，就很成问题了，这点朱载坖认为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对抗朝廷政策的理由，朱载坖认为还是要派遣能臣赶赴闽浙处理此事。
申时行当即推荐现任苏州知府石昆玉，认为他刚直不阿，当然朱载坖其实是很清楚的，申时行对于石昆玉是极为头疼的，石昆玉以廉直着称，因依法按治宰辅申时行内亲吴之祯而得罪申时行，之前申时行本想收拾一下他的，但是朱载坖却对石昆玉很欣赏，特旨加右佥都御史仍知苏州府，申时行这次正好借这个机会将石昆玉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