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女人还垫过鼻子，应该挺久的了，果然漂亮的女人都……”
老周是说过这么一句，那自焚的女人垫过鼻子，或许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像自己的双胞胎姐妹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贴近照片里那个有些木讷的漂亮脸颊，用鼻尖顶着她那尚没垫高的鼻梁，低声质问道，“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感觉怒火重重，被那剪不断理还乱的谜团缠得不行，要死。
然后我看到了突破口，很小，但还是被我看到了。
……
“多小?”钱子雯半打趣地问道。
陈铭指了指自己右脸上的一颗痣。
“痣?”
“没错。”
“痣怎么了?”徐老太继续问。
大家都是一样地摸不着头脑。
“有些人，她们的痣会长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陈铭深吸一口气，“就像1985年在C市杀死养父养母的年轻女子，她的鼻梁上有一颗醒目的大痣。”
“难道……”乔姗率先听懂，那一声看似小题大做的惊呼，证明她是真的懂了。
“嗯。你们还记得吗？张大力在弥留之际，和叶培培案一起，提到了这件1985年的案子。”
“这不是没有关联的——我在照片里那女人扁平的鼻梁上，看到了同样的一颗痣。这说明了什么？这可说明太多了。”
……
1985年，年轻的张大力还是邻市C市的一名普通刑警。
同年，C市的乡下发生了一起恶性谋杀一名叫做胡三梅的20岁女孩，用锄头打死了她的父母，然后消失无踪，跑了路。
“好像……是有那么一件案子。”徐庆跟在我的后面，自己喃喃着。
我们先后走进公安局地下一层的档案室。
“1985……在那边？”
“是的吧？”
我们很少下档案室，说来惭愧，因为很多新案都应付不过来，旧案也就无法怎么顾及了。
过去十年，我们B市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重案破案率高一点，但也不过百分之五十。
至于1985年的那桩案子，在看了细节之后，我明白无法抓到凶手，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在档案室的桌案上，我们铺开了所有报告和资料。
徐庆手里还拿着从张大力家找到的照片，看一遍唏嘘一遍。
“真的好像啊！虽然在两个环境下长大，但身高大小确是如出一辙？”
“基因啊。”看我不回答，他自己补了一句。
旧日案宗显示，被害者夫妇自幼开始收养这个女孩，并取名为胡三梅。
乡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是领养的，一看就来路不正，不过也没说什么。
20年，他们认为“不必要让孩子上学”一直叫胡三梅帮着他们烧饭，干农活。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因为买的孩子所以心虚，18岁的时候也没给人家办身份证，导致胡三梅的身份信息没有官方备案。
最后，因为一次惊天骇地的争吵，胡三梅杀了他们。
张大力他们在追查的时候，因为没有官方的正脸照，仅凭着一张不清晰的侧面照片，通缉令也没法发布。
最后发布的通缉令上没有照片，只有一句“逃犯的鼻梁上有一颗黑痣”，最终也没能找到那个孩子。
痣是可以点掉的，随便找个行脚医生就可以。
“1985年，20岁？那1965年就……”徐庆算着，“年龄相符，陈队！中了！”
我从他手里抢过回张照片——两姐妹的合照。
看她们的表情，都不是太自然，但也不至于有什么负面情绪。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看样子应该是，十五年以上的样子了，照我的经验，那两人的模样顶多20出头。
换句话说，在胡三梅犯下杀人案没多久，就找到了自己的亲姐妹李玲。
然后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叶勇辉，李玲，胡三梅，叶培培，张大力。”
徐庆像唱评书一样念着，脚打着节拍，在通宵后显然有点抽风了，“都死了都死了，都死了都死了，旧案怎么破？”
我气不打一处来，喝了一声，徐庆立刻不说了。
不过他说得倒也没错，这一连串的案子，所有重要人物都已经死了，这也是压力和难度所在。
截至此，我们已知的事实不少，也不多。
C市的逃犯胡三梅，是李玲的双胞胎姐妹，她才刚出生就被卖给了胡家。
两姐妹在20几岁的时候团聚了，然后就是一段未知的空白。
我们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导致1998年的李玲之死，和女儿叶培培坠崖的惨剧。
事情发生后，胡三梅开始代替李玲生活，直到今年，她留下一张“女儿我对不起你”的字条，莫名地自焚身亡。
还有李玲的丈夫叶勇辉，在1998年的事情发生后，用50万“买”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受贿的张大力队长，也是关键人物。
事实证明，他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得多。
我们专案组就目前的形式开了一个会，会议趋向于一个结论。
我们之前所有的调查似乎都是在搜集周边的拼图，几乎忘记了立案的初衷——叶培培坠崖案，及其背后的真相。
要让拼图更加完整，深入女孩叶培培的过去，或许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是，必要的选择，同样也是窥探深渊的选择。
就这样，我们去了叶培培曾经的小学。
“叶培培？”这位50多岁的班主任想了一会儿，“就是1998年那个女孩吗？”
“是的。”
徐庆看着资料，提醒她，“意外发生那年，叶培培念三年级。班主任是你，杨老师。”
杨老师想起来了，不过也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她这辈子带过成百上千名学生，而叶培培偏偏又属于那种最默默无闻的女同学，因身材瘦小而坐在第一排，很少发言，很少参加活动，也很少惹事。
不过不能否认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要不是那副眼镜，我现在可记不得那孩子具体的样子。”
“眼镜？”
“那孩子弱视，听她妈妈说，眼睛天生就有些看不清楚。”
这倒是新鲜信息，不管是1998年，还是如今的调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叶培培视力不好的事实。
坠崖的那一夜，尸体上并没有眼镜，多半是在骑车“逃命”的时候摔掉了。
“还有吗?”我问。
对方顿了好久。
“她作文写得不错。”杨老师最后来了这么一句，“写得很自然，不算老练，但是那种孩子的自然。”
“是吗?”我有的没的应和，心里想估计是没戏了。
“她写过一篇很‘另类’的作文。”杨老师想起来似地笑，“还刊登上作文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