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纨五指抓拢，在头发上狠狠挠了几下。
苦思冥想持续了很久，把为了清凉而扎的单马尾长发都挠乱了。
“如果非要有新的借口模式，肯定是最近的案子给了美国人血的教训，让他们意识到‘犹豫不决’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美国人总是这样的，吃一次‘太过武断’的苦之后，国会就左一左，收紧一点；下次又吃了‘优柔寡断’的苦后，再博弈到右一右，放宽一点……越战失利，明显是一次‘轻启战端’的教训，那么，后来的反面教训有什么呢……”
叶纨不知不觉，竟然脑补了十几分钟。
然后她终于灵光一闪。
叶纨下意识激动地抓住顾骜的双手，上下摇了两下，压低声音而又急促坚定地问：“撤侨！武装撤侨！你觉得这个借口够不够用？我觉得很有希望啊！足以绕过美国国会、发动快速反应军事行动。”
“撤侨？美国人历史上也武装撤侨过，1898年梅西战争时，就有过护侨的决议，不过美西战争外交交涉了很久才正式打起来。”顾骜惯性思维地想着，显然没有立刻GET到叶纨说的关键点。
叶纨很是得意：“你傻呢，当然不是历史上那种普通的护侨撤侨，我说的是，美国人现在比往年多了一条借口，可以用更加‘进攻性防御’的姿态，去恶意揣测其他意识形态刚刚被苏化的国家。
那就是‘对方有可能是完全无视人类外交准则的极端邪恶国家，有可能扣押美国平民和外交使节讹诈美国，所以应该果断出兵立刻消灭’——你应该反应过来了，我说的这个反面素材，就是三年前伊朗人提供给美国的。
伊朗是20世纪来，唯一直接把对方大使馆全体扣下来、无视20世纪文明社会外交准则的国家。可是，伊朗开了这个讹诈美国的恶例之后，也给了美国一种把其他敌国想象得更邪恶的借口——
他们可以说，‘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跟伊朗那样没下限，把我的大使馆都全员扣了，然后讹诈我’，所以为了防止美国被讹诈，就进攻性防御出兵，立刻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之中，把敌方政权直接消灭。”
顾骜还没听完，就攥着拳头霍然站了起来，然后左手握拳右手握掌，不停地一边用左拳捶打右掌，激动地来回踱步。
“为什么历史上的格林纳达战争，会这么快就通过外交斡旋、直接进入武力阶段，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国会对总统动武的压制力削弱”这个问题，已经豁然开朗、融汇贯通。
亏得当年去伊拉克给侯赛因总统带话善后的事儿，还是他亲自料理的呢，真是当局者迷了。
叶纨说的这番道理，其实后世的人很容易理解：
历史上，13年斯喏登的事儿爆出来的时候，很多没经历过九幺幺的00后，都奇怪“美国人民当年怎么会通过法案、心甘情愿被总统监视的”。但经历过九幺幺的人，就会觉得“稍微牺牲点隐私，换取安全保护，也没什么大不了”。
每一次，都是有邪恶势力用一种突破人类道德想象力下限的手法，挑战了一下现有秩序，然后人民对“更积极的进攻性防御，乃至假想防卫”容忍度进一步提高。如果后来不是本某登和侯赛因总统都死了，美国人民还会继续忍监控的。
同理，回到1980年代前期，美国民间对总统擅自动武的容忍度，已经从越战末期的反战扭转过来了。
这个扭转的契机，就是伊朗人质危机。
不要小看伊朗人那一把对国际法公信力的破坏度，因为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此前，哪怕是一战二战期间，大家都是文明国家了，没有出现过交战国政府直接公然劫持杀害外交使节团的事情。
尤其一战其实大家都比较讲体面的。二战虽然总体战程度更高了，但苏日德都没干过，其他更加以文明国家标榜的就更不会干了。
上一次一国政府纵容杀害外交使团的事儿，还得追溯到慈禧假借拳民把德国公使克林德干掉。不过那一次的下场，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慈禧是“对全世界宣战”了的，然后被八国联军胖揍。
其实那出兵的八国，有些并没有被慈禧损害直接利益，但也能出兵，因为慈禧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挑战了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慈禧压根儿没被当做文明国家对待，人家揍她时的定性就跟揍一个未开化的非酋似的。
克林德死于1900年6月，1900年属于19世纪（同理2000年属于20世纪，01年才算21世纪），所以慈禧的兽行应该让19世纪背锅。
20世纪的前78年，全人类都是清白的，本来可以建立起“20世纪这么文明的世纪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的国际公信力。直到伊朗人背过了“20世纪文明社会之耻”的接力棒，把全人类的处给破了。
（在伊朗人之前，非洲有些酋长也这么干，但他们只是酋长，或者部落武装首领，不属于文明国家领袖，最多偶尔得势，也被定性为“军阀”。军阀杀外交官是有的，军阀不代表国家，就跟1920年代国内那些军阀一样，他们也杀过。）
从此以后，美国人自然可以拉低“快速反应护侨”的门槛下限。因为美国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直接受害国，他们这么干，国际社会想谴责都很难谴责。
相当于伊朗人刷新了一次文明社会的下限后，要其他所有跟美国所建国际秩序不对付的国家一起背锅，一起承担被突破下限恶意揣测和假想防卫的下场。
美国人只要一句“我怎么知道这个国家会不会跟伊朗一样没下限”，就动武了。
……
把叶纨所说的理论推演梗概捋清之后，就是如何形成一篇扎实的内部论文、或者说外交托辞的事儿了。
从想法，到落实到可以经得起国际社会推敲的严密外交辞令，还有很大差距的。
千万别小看这部分工作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在1983年，要是哪个人能把上面那番假象推演，落实成久经考验外交文件黑话、递交给美国总统，那绝对是至少价值千万美元的学术成果。
这一点不吹牛，因为美国总统就需要这么一份文件，来让他“想出兵动武的时候，少花几天时间跟国会扯皮、让美军反应速度更快”。
从经济角度来算，能加速数天美军军事行动突然性的智力成果，得多值钱？
能第一个想出来，为总统分忧的人，如果是个美国公民，那么给国务卿当个十年八年助理、成为智库成员，绝对是没跑了。
可惜顾骜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想当美国公民，他只能用来换一点别的利益——比如，原先设想好的，增加后续成果的公信力。
同时让基辛格相信顾骜的其他预言，“堤防今年其他要向民猪化过渡的拉美国家，被苏联渗透的风险”，把这种“主动假象防卫”的使用范围扩大化，在格林纳达用完，再去阿根廷用一用，比如把激进盟黑成苏左，拉一把阿右的正义档。
然后顾骜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夹带私货，具体怎么拉，李根总统不会过问的。
这也是美国传统了。
就像尼克松，不会知道水门事件中，执行层的种种煞笔行径。而且CIA和FBI做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先提出几个更不靠谱的方案，让上级否决，然后再提出一个不那么靠谱的方案，换取执行”的手法。
因为CIA和FBI本来做的就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否决了，几十年发展下来后，CIA和FBI的前沿执行层就习惯了，故意拿几个不靠谱的先送上去被拒，以满足“甲方不先拒绝乙方几个设计方案就不舒服斯基”的心里毛病。
而甲方往往在拒绝了几个方案后，就不好意思再继续拒绝了，这是心理学上的人类共性。
很多甲方让乙方改了N稿设计案后，反驳欲被满足充分了，说不定最后绕了一圈通过的就是一开始的设计初稿。
“水门事件”在执行层时，其实就是一次“本来还不太靠谱、还想用来被拒绝的铺垫计划”，不小心被通过了，导致的后续灾难。
而这一次，要是CIA的人执行海外渗透扶持任务时，也不小心乌龙了呢？
美国素来有让CIA帮国务卿执行海外秘密渗透的习惯。比如杜勒斯时代，杜勒斯本人是国务卿，他亲弟弟就是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是“联合水果”公司的大股东，所以一旦有拉美国家搞土地国有化、侵害“联合水果”公司的商业利益，杜勒斯兄弟就一个外交施压一个秘密渗透，把对方的总统换掉。
比如，不小心把一个“本来作为一稿送给甲方看、准备被甲方拒绝的方案”，结果甲方突然脑抽实施了呢？
当然，这里的甲方，明面上是罗纳尔多.贝内托总统，事实上决定和被启发的人，有可能是已经下野的加尔铁里前总统。
更不可能有人知道，那些“就是准备满足甲方拒绝欲”的脑残预备案，究竟是从谁那儿来的。
因为CIA办事的时候，本来就不在乎这些“凑数PP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