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金收兵的齐军只是这一波的进攻失败，重新收拢队伍还要继续。
将近两千人的尝试进攻，没有火炮的支援，就靠着杵盾短剑戈矛，用着二十年前就已经过时的攻城方式，冲击着最适合低劣黑火『药』时代的城防，后果可想而知。
哀嚎遍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装死卧在了这布满死亡的三百步之内。
躺在地上装死的司马长听着那些凄惨的齐语之音，叹气道：“这天下怕是要变了啊。二十年前打仗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跟着贵人，贵人的战车一冲，我们也不管敌人在哪，只要跟着战车跑过去就好。远了的话虽说有羽箭，可也不想现在一样，隔着三四百步就不知道被哪里落下的铁弹砸死。”
其实天下已经变了，不然这时候打仗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这个齐军司马长所谓的天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齐卒也道：“就看这个样子，想要攻下赢邑，要死好多人啊。”
司马长不屑地笑道：“攻下？哪里攻得下？你我不想死想回家，别人难道就不怕死不想回家？打到今日，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我们不过是在替公子午死就是了。我们要是不死，不击败墨家，他就得死。”
这简单的道理经过简单的描述，周围的人顿时发出一阵阵了然明悟的哦哦声。
这样简单的道理，可以被这些自小生活在村社的士卒所明白，再难的道理便不需要。
但并非是所有这些趴着装死的人，都只用这样的道理来诠释自己装死装的心安理得的行为。
譬如数百步外的另一侧，也有一个人在那装死，但他的身边只有自己，并没有其余的伙伴。
偶尔炮声响起的时候，他会悄悄抬头看看远处的动静，怅然道：“夫子言，天下万物，莫贵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若天下人人贵己贵生，又何来这战『乱』纷纷？”
“夫子学于杨子，杨子之学，方为真理。可叹墨家，却以为他们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天下，弄得天下烽火，倒也可笑。”
装死的这人说完，摇摇头，又回头看了看正在组织第二波进攻的齐军，骂道：“为一人之利，而损万人之生，桀纣之行也！田氏岂不亡矣？”
既是“天下万物莫过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那么战场上装死自然是心安理得。
临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学说在临淄传播外，杨朱的学说也在临淄大行其道。
此时天下，黄老五德与天人感应与儒家还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说完全难以融合生产力发展之下、诸侯纷争之世的时代。
几十年后孟轲曾言，天下之学不归于杨、便归于墨。
再之后也有人评价道：杨『荡』而不法，墨俭而废礼。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
说的都是这样一个事实：杨墨两家成为了天下的显学，『逼』得儒家辞而辟之。
尤其是伴随着墨家和杨朱学派之间的多次公开辩论，杨朱学派的信众反而越发的多，当然比起增加的数量还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乱』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数百年礼法的压抑，终于出现了巨大的反弹，人***的曙光初现之时，必然会包含太多的极端。
自私、自利、贵己、贵生，这也是对抗封建礼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为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极端的肉欲、『性』、私利、自私、贪婪开启对抗黑暗封建礼法道德的曙光。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天下的思索。
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这种学说脱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杨朱所谓“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
也就是说，不要想着利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人不可能知晓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尧舜是为了利天下，而将天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天下就会富庶。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人的，天下怎么会贫穷？
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你们墨家今日说为了利天下，便可以让国家继续存在，也可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的财物。等到有一日你们墨家没了，利天下事没人提了，但是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财物的天下习惯却没有消失，所以你们做的事不能够利天下。
墨家却认为，我们今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收走别人的财物，那是为了更好的利于天下，以理『性』去推断，我们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优解，而你们杨朱学派的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好——墨家的兼爱之说的基础是爱己、兼爱只是理『性』推论下爱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优解——目的上并不矛盾，但是在过程中分歧太大。
杨朱认为现在应该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国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权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来强制服役和税收都是不应该的。
墨家认为现在不可以取消国家的存在，威权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权，否则不能够利天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儒家式微，天下将『乱』，生产力提升，人『性』觉醒，不可避免地要走杨朱和墨家所必须走的两条路，至少在道理上只能选择其一，所以才导致了“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局面。
这是个很好推断的未来。
若天下之言归于杨朱，那么便会开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充斥肉欲”、“以极端的本『性』释放对抗极端的压抑”的文艺复兴，释放出的贪婪、欲望、自私、自利、求生、求利，求财，对黄金的渴望超越原本的道德……人人如此，人人便都和“礼”是天然的敌人，这种释放出的欲望和人『性』会自发地团结天下人，会把分封建制的“礼”炸的粉碎，人本之下对于个『性』自由的过度追求之后重新开始思索道德和理『性』的关系。
而墨家要做的，则是用理『性』推论出如今天下，礼已经不再适用，要用理『性』推断和物质基础创造出新的道德标准，而这个道德标准若没有物质支撑难以为继，所以要用利天下这三个字，让天下的人在驷马先锋的组织之下，不是依靠自发和自觉以及人『性』释放后对礼的天然敌视、而是有目的有组织地依靠墨者这些驷马先锋队带领，砸碎过去的条条框框，创出一个新的天下。
前者可能需要数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后者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尤其是在物质基础不断跟进的现实之下。
这种分歧之下，那个在市井中学过一些杨朱学派学问的“逃卒”，对于墨家只是厌恶，却并不恨。
对于身后的那些强制他的出征的贵族，则是充满了恨。
每个人的义不相同，而杨朱的义是贵生，所以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并不会有丝毫的羞愧。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几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并不一样，但效果却是一样的。
战场之外的市井辩论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辩的面红耳赤，恨不得持剑互殴以正其义。
战场之上的生死搏杀中，他却只是感叹一下墨家的义不一定对，但对墨家的敌人一样充满了恨。
敌人的敌人未必一定是朋友，但在有时候总比敌人更可靠一些，这杨朱学派的逃卒嘴里虽然念叨着墨家道理的不对之处，却还是迫切地盼望着这一战墨家快点打赢。
墨家虽然没有极致的贵生，但是天生人而活着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导致了墨家并不杀无罪的俘虏，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
他很认同墨家的“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只是讨厌墨家以强制服役和征战天下的手段、以『逼』得天下人认可“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行为。
因为这本身就违背了“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本质：天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天帝，所以无权以此为理由强制服役征战，因为服役征战可能会死人，不合于贵生之义，只会适得其反。
他觉得，这就像是墨家说，我们墨家要让天下没有打人的事，我们最讨厌打人这种行为了，然后靠着一双拳头打的那些喜欢打人的人都不打人了，这就没有道理。
杨朱的义不是错的，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杨朱没有教这逃卒的夫子、这逃卒的夫子也没有教他一件事：贵己贵生，我不害人，别人也不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也不取我之物。然而若是我不去害人，别人却来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却来抢我之物，我该怎么办呢？